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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雖然她是個‘小姐’,但是在我心里,我對她還是有那么一點感情在,否則我也不會讓她知道我平時藏錢的地方。雖然我知道這件事十有八九是她干的,但是這話從她的嘴里說出來,我還是覺得有些傷心,畢竟在某些時候,我對她是動了真感情的。”
許力說到這兒,忽然變了一副模樣,面目猙獰地說道:“難怪人家都說,婊子無情,我還天真地以為花姐跟別的‘小姐’不一樣,哪里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她這是把我當豬養,等養肥了一刀殺。她這招簡直太狠了,一點情面都不留,我辛辛苦苦一整年,她個x養的一次性給老子偷完了,我肯定不愿意。我當時就掐著她的脖子讓她把錢給我吐出來,她說錢已經花了,可以給我打個欠條慢慢還,要不就是掐死她,她也沒有錢還。”
“我上了一次當,怎么可能再上第二次?她這老樹枯柴的模樣,在公園里三十塊錢一次都沒人愿意搞,四萬塊?她賣三年也不可能還上。她明顯是在敷衍我,我當時實在忍不住怒火,抓起核桃錘子,就往她頭上砸了幾下,可沒想到,我下手過重,把她給活活砸死了。”
“等緩過勁來,我害怕極了,可仔細一想,我平時和花姐都是暗地里聯系,而且她也告訴過我,她在云汐市也沒有親戚朋友,所以我就抱著僥幸心理,認為只要把尸體給處理掉,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了。”
“你是怎么想到要分尸的?”明哥張口問道。
“我一開始沒想過要分尸,但是花姐實在是太胖,我根本扛不動,而且我明目張膽地扛著尸體出去怕被人看見,所以我就想把尸體剁成尸塊,裝在袋子里好運一些。”
“嗯,接著說。”
“我拿著平時切菜用的刀把花姐的尸體給剁成了小塊,接著放進了我裝干核桃的編織袋中。我之前下鄉賣核桃時,曾經經過一座石拱橋,那里的河水已經干了,平時也沒人去,我打算把尸體扔在那里。確定好地點后,我挑著兩個編織袋出了門。”
“你出門的時候有沒有帶吃的?”明哥提醒了一句。
許力十分驚愕地看著明哥:“你們連這個都知道?”
“有還是沒有?”明哥敲了敲桌子,示意他拐入正題。
“有,有,有。”許力連連點頭,“肢解尸體太費體力,出門的時候我覺得有些餓了,就把頭天的馕帶了幾塊在身上,接著就趁夜上路了,到石橋時還有一塊沒吃完,我本想帶回來的,可是琢磨著有些不吉利,就扔進橋洞里了。”
根據許力的口供,所有的細節一一得到印證,這一場看似無解的拋尸案,總算是有了一個圓滿的答案。
1賽臉,東北和安徽方言,通常用來指小孩子出于頑皮而糾纏著別人鬧著玩又不聽制止的行為,或用來批評不知趣的大人。
2立體鞋印:人走在松軟的客體上,足部會下沉,這樣的鞋印除了會留下鞋底印記以外,還會留下鞋幫痕跡,我們稱之為立體鞋印。
第七案 公路殺手
一
晚飯剛過,大圩村的一對中年夫婦坐在堂屋內愁云滿面。
“咱們村的地是不是都收完了?”男人捏著煙卷問道。
“都收得差不多了。”女人邊剝著花生仁邊回答,有些心不在焉。
“今年有沒有什么動靜呢?”
“暫時還沒有。”女人有氣無力地搖了搖頭。
兩人這話匣子剛打開,一個戴著紅袖章的老年男子推門弓著腰走了進來。
“都在家嗎?”
“呦,主任來啦。”女人放下手中的活,八面玲瓏地起身相迎,男人卻不以為意,依舊坐在板凳上抽著悶煙。
村主任也不客氣,徑直走到了堂屋內,找了一張長條板凳坐下:“我今天來就一件事,早上已經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廣播過了,按照上頭的指示,我必須要把這個事情挨家挨戶地傳達到位,所以我特意再親自跑一趟。”
“這一家家的要跑到啥時候?主任吃了沒?要不然我去給你炒倆菜、溫壺小酒,你和我們家建林喝兩盅?”女人賠著笑說道。
村主任聽言微微一笑,接著用余光瞥了瞥坐在自己對面的男人,他這才發現,男人從他進門到現在都沒正眼瞧過他。作為站在村中權力巔峰的人,這讓他很沒有面子。他收起笑容,表情嚴肅地回道:“桂榮,你就別忙活了,我看建林也沒心思跟我喝酒。”
女人哪里看不出來村主任的變化,略帶埋怨地走到男人身旁用胳膊搗了搗:“主任問你話呢,你怎么跟個木頭疙瘩似的?”
男人依舊有些不悅,在女人的勸說下這才轉身正視村主任。
“怎么,對我有意見?”村主任見男人沒有給他遞煙的意思,自己從口袋中掏出了一根軟趴趴的紅梅香煙。
村主任剛想點火,女人慌忙從桌子上抽了一根遞了過去:“主任抽這個,建林從外地帶回來的好煙,十幾塊一包呢。”
“乖乖,看來這建林在外地掙到錢了,抽這么好的?”
“他平時哪里舍得抽這個?這不農忙的時候帶回來給村里人嘗嘗鮮。來來來,主任,我給你點上。”女人啪嗒一聲按動了打火機。
村主任雖然對男人一肚子怨氣,但是對女人的招待還是相當滿意,他笑瞇瞇地把自己的煙卷收回煙盒,從女人手中接過那支印著“金盛”字樣的煙卷叼在口中。女人見狀,把火苗送到煙卷跟前,村主任稍一吸氣把煙卷點燃了。
村主任愜意地深吸一口,蹺起二郎腿:“咱們言歸正傳,今年按照鄉里的指示,禁止焚燒秸稈,保護環境,人人有責!”
男人頭一橫:“我就一大老粗,保護環境關我屁事。”他這一張口,差點把村主任頂到南墻上。
“哎,我說陳建林,你是不是不識好歹?敬酒不吃吃罰酒是不是?有本事你燒個試試?村頭的橫幅都掛了,誰敢燒,拘留十五天,罰款三千!”村主任漲紅著臉,指著男人氣急敗壞地喊道。
“主任,我們家建林剛從外地回來,不知道家里的情況,您別上火。”女人趕忙上前勸說男人,“你怎么屬炮仗的,一點就炸,快給主任賠個不是。”
男人絲毫不買女人的賬,而是起身說道:“主任,你也是莊稼人,這秸稈都燒了半輩子了,你說不讓燒就不讓燒?不讓我燒,行,你找人把地里的秸稈給我拉走。”
“你想得倒美,誰家不是自己解決,就你家特殊?”村主任胡子都快氣歪了。
女人看實在勸不動這兩個二性頭1,一屁股坐在門框上不再言語。
男人不依不饒:“不是我們家搞特殊,是我們家本來就特殊,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我常年在外打工,孩子在縣城上學,家里就桂榮一個人,她不光要下地干活,還要照顧幾個老的。我們廠老板給我打電話了,讓我最遲后天一早回去,你說說,十幾畝地,指望我和桂榮怎么弄?”男人一肚子苦水。
“誰家不是這個情況?怎么弄?慢慢弄!”
“主任,咱們說話可是要摸摸良心,村里像我這么大的,哪家不是姊妹弟兄一大家子?當初就因為我家里窮,老娘只養活了我一個。別人家活干不完,兄弟姊妹們還能幫襯幫襯,你說我們家指望誰?現在桂榮身體還不好,不能干重活,地里的秸稈要不清理掉,我來年還種不種地了?我這一大家子吃什么?”
男人越說越來勁,這番話讓村主任也啞口無言,因為他說的確實是客觀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