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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默下來，電話那頭何隊也沒了聲音，只是呼呼地喘著粗氣。

半晌，何隊語氣又平和了下來，說：“邵波，晚上我和鐘大隊、還有黑貓去老地方吃飯，你到時候也過去吧！看鐘大隊對咱一個什么說法！”

我應了聲。

放下話筒，我再次徑直往一號房走去，但那個下午，居然一號房里有客人在。

我坐在一樓大堂里胡亂抽煙；胡亂想了想。看來，今晚還要在一號房里好好研究一二了。

到晚飯時，何隊給我發了我們常去的飯店包房號到我的傳呼上，我出門叫了個摩托車。

在飯店大門口我碰到了鐘大隊，鐘大隊說：“邵波你咋過來了？”

我說：“何隊要我過來的。”

鐘大隊說：“過來一起聊下也好，也都清晰一下這結果。”

倆人便進了包房，里面何隊皺著眉，叼根煙看我們進房，便把頭扭到一邊，不看鐘大隊。

鐘大隊很直白地對何隊說：“老何，這案子結了就結了，咱也算盡力了，能這樣交了這份差事，你還要怎么樣呢？”

何隊才把臉轉過來：“鐘隊，兇手是不是還在逍遙咱先不說，你就自己捧著良心說說，這案子推到醫院里躺著的那位身上，是不是草率了點？”

鐘大隊說：“誰說是推在他身上的啊？你去看看那瘦猴的檔案，三進宮，盜竊、搶劫、故意傷害！出獄也才三個月，案發時間、地點都對得上，還逮了個現場。怎么能說是推到他身上呢？”

何隊聲音大了起來：“那作案動機呢？”

鐘大隊臉色也不好看起來：“作案動機你等他活過來自己去問就是了，入室盜竊被人發現，殺人滅口。”

何隊聽了揮了揮手，直接喊起鐘大隊的名字來：“鐘宇！你都這樣把案子定了下來，咱有啥好說的。我就想問問你，這樣結案你對不對得起你進警隊發的誓言，對不對得起你頭上戴著的國徽！”

這話似乎刺痛了鐘大隊的神經，鐘大隊像個泄氣的皮球一般，往凳子上狠狠靠了上去，然后語氣溫和下來，說：“老何，我進刑警隊時就是跟的你，你是我師父，可你知不知道為什么這么多年了，你還是個副，我卻已經早升了正科嗎？還不是因為你這壞毛病，鉆牛角尖，認死理。不止這一次，上次那碎尸的，那老婆都已經招了，你非得要較勁說她一個女人，怎么有力氣把那個一兩百斤的男人給碎了，結果呢？你查了半個月，拖著結不了案，最后得到的結論還不是那女人用了個鋸條。老何，有時候把心放寬點，咱只是打份工，上個班，沒必要較勁太多。”

何隊聽了，臉色就變了，忽地站起來，沖著鐘大隊手一揮：“行了行了！姓鐘的，你少廢話了，昨天早上新來實習的那小伙，你給他說的那話，我真應該拿個錄音機給你錄下來，你冠冕堂皇地不是對人家說了嗎——做刑警，就是要讓每一個違反了法律的都繩之以法，讓每一個守法的人，都不被罪犯們傷害到。反正，這案子有我何俊倫在的一天，我就要查到底。”

鐘大隊臉色難看起來，狠狠地吸了幾口煙，然后站起來往門口走，臨到門口了扭過頭來，對著何隊和黑貓說：“還有個事忘記給你們說了，明天去云南抓毒販劉偉明，分局派了我們三個過去，你倆今晚準備下，這趟差有點危險，明早我們就出發，火龍城這案子就給小馬他們弄了。”

鐘大隊又對著我點了點頭，說：“邵波，你陪何隊他們好好吃，老哥我有點不舒服，先走了。”說完鐘大隊一轉身，往包房外走去。

看著鐘大隊往外去了，何隊還是呼呼地生著氣，自言自語一般說：“行！行！我何俊倫就是這么不懂變通，就是這么不會來事！明天去云南，等到我們從云南回來，這案子早到檔案庫了！”

黑貓安慰道：“何隊，鐘大隊也是有苦衷的啊！上頭對這案子的意思，全局里都知道。”

何隊說：“有苦衷？有苦衷就不要穿這套警服！”

說完一扭頭，對我說：“邵波，今晚咱好好來一口，反正老哥我認死理，我不懂變通，今晚咱就好好變通一次，不喝醉就不走。”

34.

那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鐘大隊和何隊。寫這個文字，雖然上了一些色彩，但每次打到“鐘大隊”和“何隊”這幾個字時，心里還是隱隱地難受。這個世界對英雄是如何定義，沒有權威的條文，就算有，我也并不知曉。但在我腦海里，浩氣長存的，卻永遠是鐘大隊和何隊。

鐘大隊一米八五，臉上坑坑洼洼，但儀表依然堂堂。回憶中，他昂首挺胸的模樣，大踏步的步子，始終讓我覺得，我只是他身后的小跟班。鐘大隊以前是郵電局保衛科的，30出頭時調到市局，進了刑警隊，從一個普通的小刑警，一直干到刑警隊大隊長。x市連壞搶劫殺人案的兇手劉大彪，就是他一個人徒手擒拿的。鐘大隊離開這個世界時，才41歲，從警剛好十年。

何隊一米七六，戴個眼鏡，瘦瘦高高，籃球打得很棒。從民警做起，一直做到副大隊長，在副職上一干就是7年。工作任勞任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對得起良心，對得起金色盾牌，就算哪天死了，也終歸坦蕩過了。”

兩人的尸體是在云南火化的，黑貓和后來趕過去的一位副局，坐著火車，捧回兩個骨灰盒。靈堂設在分局院里，所以我只能遠遠地瞻仰。我想象不出那么兩個活生生的、大塊頭的漢子，那么小小的兩個盒子怎么能夠盛下。

那趟云南之行，抓捕毒販劉偉明，非常順利。盯梢兩天，確定了大毒販的位置，協同當地公安，一網打盡。三人很是開心，開著車，帶著唯一一個需要回x城結案的犯人，往回開。

還沒出昆明市，路邊就遇到一起首飾店的劫案。鐘大隊和何隊要黑貓在車里看著犯人，他倆拔出槍，下車沖入了現場。進去后，就再也沒有出來。何隊是被一槍打中了頭部，子彈從左眼穿了進去，后腦出來，遺物里那副黑邊的眼鏡，鏡片是碎的，沾滿了血。

鐘大隊是被那六個劫匪活活打死的，大腿和右手各中了一槍，然后劫匪把鐘大隊拖進他們劫持了人質、和警方對峙的現場。劫匪對著外圍的公安窮兇極惡地吼著：“不答應我們條件，我們就宰了這個干部。”

話音沒落，就聽見鐘大隊大吼道：“直接沖進來干死他們就是了，人質已經死了，就我一個，你們不用管。”

警方沖入現場看到鐘大隊時，只能依稀分辨出血泊中的那一身警服，鐘大隊鼻孔、耳朵、嘴里，都是血，送到醫院搶救，卻早已停止了呼吸。在場的包括云南公安廳的某些領導，全部都摘下大蓋帽，對著鐘大隊的尸體敬禮。

兩人走的時候，鐘大隊是二級警督，工資三百二十七；何隊是一級警督，工資三百八（何隊工齡長）。那時候豬肉三塊一斤，孩子的學雜費四十幾塊一學期。在外面下趟館子，有個五六十，可以吃個大飽飯。兩人被追封為烈士，家屬一人體恤了三千五百塊錢，和一個材質不過是個鐵片的獎章。

那年月的公安，沒有很厚實的背景，沒有撈外快的渠道。閑的時候，一周有三兩天還能回家睡個葫蘆覺，遇上有案子，半個月沒進過家門。那般玩命，家底卻始終是拮據的。當然，也有打趣的話是：從來不用自己買衣服褲子和鞋，局里逢年過節也能發些米啊油的，公安家庭里的半大孩子，也早早地穿上的是警褲改的褲子，蹬著局里發的厚底皮鞋。

鐘大隊的妻子后來過得很艱難。一個人拉扯著兩個孩子，1994年在單位下崗時，單位也沒有考慮她的丈夫曾經為這個世界付出過什么。1997年郊區納入市區時，鐘大隊的那一捧骨灰所埋葬的地方，也推為了平地。據說那年，嫂子帶著兩個才十六七歲的孩子，跪在分局門口嗷嗷大哭，分局大老板親自下來，把他們扶進辦公室。然后全局湊錢，給鐘大隊在市殯儀館的后山上買了個小格子，樹了塊碑。

一直到千禧年吧，嫂子家情況才好點。和我父親有過節的那位，當時已經在省廳了，他并沒有忘記鐘大隊，也沒有忘記嫂子他們的艱難。那年他給嫂子打去電話，說：你家大的我記得現在應該也快大學畢業了吧，畢業后讓他拿著學校的介紹信直接來省廳找我。

至此，鐘大隊的家屬才算得到了個好的結果，也算讓九泉下的鐘大隊能夠欣慰。

而何隊的妻子，在何隊離開這個世界不到半年時，就風風光光地嫁給了市外貿局的某位，一個也是喪妻的公務員。何隊的兒子，也從那以后，被改了姓。

多希望，那孩子會永遠記得自己的父親，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也希望，那孩子在長大后，會驕傲地跟人說：我姓何！

35.

那晚回到火龍城已經九點多了，帶著一身酒氣，直接到房間里躺下，呼呼睡了幾個小時，居然又是被人叫醒。我迷迷瞪瞪睜開眼睛，居然又是古倩，正趴在床邊露出那副很是得意且天真的表情。她身后是八戒和小軍，估摸是這兩個壞胚把古倩帶上樓的。見我醒了，便說：“得！人給你交了一個活的，咱倆就回避下，表哥他們還在宵夜攤上等我們喝酒呢！”

說完笑得很賤的樣子，往外走。

我坐起來，沖著他倆喝道：“給我留下，現在幾點了？”

古倩說：“現在兩點了，要不我怎么能跑出來？”

我沖古倩笑笑，然后對八戒和小軍說：“一號房沒客人了吧？跟我進去辦點正事！”

古倩一聽我說起一號房，便來了興趣，說：“去找線索嗎？也帶我過去看看，見識見識吧！”

我說：“你就在這看會電視吧！我們忙完正事了再過來陪你玩。”

古倩就急了，說：“誰要你們陪了，你邵波覺得我過來找你就是為了要你們陪我玩？要陪我玩的人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