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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躍文

我寫了近二十年小說，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謂官場小說。有種說法，叫我官場小說第一人。我是不敢承認這個名號的。我不是中國第一個寫官場小說的人，也不是寫官場小說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場小說寫得最好的人。盡管熱心的讀者朋友給了我相當多的贊譽，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但有評論家認為，自從十年前我的國畫出版，引發(fā)了中國當代官場小說熱，這也許是個事實。可能所謂官場小說第一人，就是從這件事上說起的。不過，這也不足以把這個名不符實的名頭掛在我身上。

我在這里想說的是，即使沒有國畫的出版，中國當代官場小說也會因某個機緣熱起來。也許會因別人的某部小說，引發(fā)這個熱潮。不管人們?nèi)绾慰创袊敶賵鲂≌f，它的橫空出世已經(jīng)是不可忽視的文學事實?？梢韵胂?，百年以后研究這個階段的文學史，閉著眼睛也繞不開這個事實。有這么多的作家寫官場小說，每年出版這么多的官場小說，官場小說又這么受讀者歡迎，這已容不得誰承認或不承認其存在。而某些官場小說出版后所面臨的尷尬境地，同樣會是今后人們研究這個時期文學、社會和政治問題極有價值的個案。

為什么說官場小說熱必然會出現(xiàn)呢？或者說，為什么近二十多年來文學會如此關注官場？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們考察民間語言的變化，就可發(fā)現(xiàn)某種奧秘。語言的春秋筆法，在讀書人這里是門學問，有時還需專門教育才能夠掌握。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經(jīng)意就在使用這種表現(xiàn)手法。事實上，目前的官員與官場是兩個民間定義的概念，而與之相對應的正規(guī)概念則是干部和黨政機關。

后來更加規(guī)范和細化，干部細分為黨務工作者、國家公務員和企事業(yè)單位管理人員等等；黨政機關細分為黨委機關、政府機關、國家機關和軍警機關等等。但通常掛在人們嘴邊的卻是兩個民間概念：官員和官場。這不單純是民間語言習慣問題，而是傳達著復雜幽微的社會心理，即人們對官員人格以及官場生態(tài)的認識和判斷。有意無意間，老百姓運用的就是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也就是說，老百姓通過集體無意識的措詞選擇，不動聲色地表達了自己對官員和官場的感情傾向。

這種情感傾向是耐人尋味的。如果我們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就應該注意到官這個字在中國從1949年開始已經(jīng)轉(zhuǎn)入貶義，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話說，就是這個官字已進入了歷史的垃圾堆。干部這個似乎帶有革命和進步意味的詞，取代了舊時代的官字。三十年前軍隊里也不講官兵，而講全體指戰(zhàn)員。1949年以后部隊對官的新說法是部隊指揮員，對兵的說法是戰(zhàn)士。人們只有在對上級表示憤怒時才使用官這個字：你們當官的如何如何！我們家鄉(xiāng)老百姓早在多年前罵那些做事懶懶洋洋的人，會說：你像個官！而現(xiàn)在的情況是老百姓把進入公權部門的人員都稱作官。

我們盡可以去批評民間情緒的盲目性，但民間情緒的產(chǎn)生不是沒有來由的。如果我們正視民意，就應該認真研究和對待民間情緒。因為它是社會動態(tài)的風向標。生活當中還有很多用詞的變化，從中都可窺見社會心理的微妙狀態(tài)。我記得大概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官場上開始叫領導為老板。老板也是一個自1949年就已經(jīng)死亡的詞，因為它指的是私營企業(yè)的財產(chǎn)所有人，或舊時候有名望的戲班演員。1949年之后，私有企業(yè)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剝削階級；演員也叫文藝工作者了。所以，老板這個詞不用了。

最近四五年，官場開始叫領導為老大。老大是什么？老大是黑社會頭子。老大做得很大了，也被叫做老板。杜月笙被人稱作杜老板。戴笠也被人稱作戴老板。也就是說，1949年以后，老板和老大的詞性色彩都是非常不好的，說白了就是貶義的，甚至是黑色的。目前的官場里老板和老大這兩個詞，實際上是對官場家長制、一言堂、江湖氣和幫派氣等特征的描述。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都被人們欣然接受了。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官和官場這兩個詞，反映出的是社會對官員及其活動范圍的鄙視或不滿；而老板和老大這兩個詞則不同，不光老百姓喜歡把它們掛在嘴邊稱呼官員，官員自己也樂于別人這么叫他。一方面反映的是百姓對官員的俯首帖耳和羨慕向往。下級叫上級老板和老大，含有下級對上級的順從、臣服、諂媚的意思。

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官員因認同自己的身份而產(chǎn)生的種種優(yōu)越情緒，如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躊躇滿志，甚至妄自尊大、忘乎所以和飛揚跋扈。有位省級領導住在長沙某個有名的公務員小區(qū)，他告訴我說，從住在里面的官員看，他們的職務越高，則覺悟越低，脾氣越大，修養(yǎng)越差，形象越糟。

我們透過官員、官場、老板、老大這四個詞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心理，可以印證一個事實，即中國人對官和官場的心態(tài)是相當復雜的。一方面是對官和官場的不滿，另一方面是對官和官場的艷羨。我這種表述其實是過于簡單的，中國人對官和官場的心態(tài)復雜得幾句話難以說清楚。

一方面，中國自古就有蔑視權貴、不畏強權的傳統(tǒng)，而現(xiàn)代生活中有些官員的不良表現(xiàn)以及司空見慣的官場丑聞更讓老百姓產(chǎn)生仇官情緒。另一方面，做官是尊貴的，官場利益是巨大的。官場對社會資源的控制甚至壟斷，決定了它是這個社會里利益最大的所在。為什么公務員考試這么熱？以至于被人稱為國考？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驅(qū)動。

三十年改革開放，社會群體的利益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有反復、有整合，但現(xiàn)在我們回頭看看，只有公務員的利益是最穩(wěn)固的。也就是說，官和官場的利益是最穩(wěn)固的。所以，社會上又把公務員考試叫做考碗。這個碗不光是鐵飯碗，而且很可能是金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