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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一刀切方法奏效的前提，必須是朝廷對地方控制力達到空前的強盛。可若是朝廷對地方的控制達到這樣強盛的程度，地方又哪來這么多隱田呢？

這也是康元十六年時，一個政令行不通，康元帝就選擇迂回地退一步的原因。兩敗俱傷，對誰也沒有好處。

那時選擇不直接丈量田畝數，而是從收成去推算田畝，這個計算方式盡管很粗疏，但至少在基層能執行下去。

從朝廷法度的延續性來說，這應該只是康元帝的第一步。做皇帝的，這一步往后退，大概率不是因為真的慫了，而是為下一步的法令做鋪墊。

戶帖制就是在這時候完善的，戶部根據各地匯總上來的徭役、稅賦兩項數據，來對整個天下做出粗略的計算。

再由此，對每一個大項進行細分。

事實上，即便是粗疏的數據也得來并不容易。以往的基層數據采用的是更原始的結繩計數法，在家門口打一個結，就代表一口人。

基層的胥吏們按照結繩數量，造冊登記。當然，這里需要有兩位村民與一位熟悉村里大小事的老人在場見證。

按了手印，胥吏們再做登記。

這便是繳納人丁稅與徭役的依據了。

而田稅的計算則更加靈活一些，都是通過當地的畝產來做折算。永壽十六年那個折中的戶帖法其實就是細化了具體的折算方法。

永壽十九年，則在戶帖制的基礎上更側重家產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鐵制農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實從延續的角度來看，是一步步在為清田做鋪墊的。從前兩次緩慢的改革中層層遞進，既能不過度激化基層矛盾，又能培養出一批實干的基層人才。

——只可惜康元十九年開始，戶帖制就已經難以為繼了，這種延續性已經完全被中斷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換一個皇帝往往就會顛覆前任的行政主張。

事實上如今面臨的地方亂象其實同康元十六年時遇到的情況類似，只不過比起當年來說還多了一個裹亂的地方父母官。

結果就是地方亂象持續時間更長，亂得也更加徹底。

所以——

謝柏崢的這兩篇文章就是從這兩點入手寫的。

其一，朝廷要加強基層人才儲備。因為清田真的是個技術活，地里的田畝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計算起來十分有難度。

吏部選拔第二批人才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加上了一道算學題來選拔。可這也只是一個勉強應對之法，因為計量田畝有個專門的學術名詞，叫做方田之術。

相比于懂得方田之術來說，有豐富的地方管理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重要。所以，不僅要會丈田，還要有基層經驗。

只有朝廷政令，而對當地情形一無所知的父母官，只能是個糊涂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