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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對峙與東南根本

><首><發> .。這一局面的形成實有其地理上的基礎。

歷史上的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其它南北對峙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元）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氣候、環境及人的習xing差異較大，遂使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北方少數民族以游牧、shè獵為業，男子皆jing于騎shè，平時游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積極xing，人自為戰；生長北方，xing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秋冬時節，秋高馬肥，大地堅凈，利于騎兵驅馳。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歷史上的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岳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在戰略戰術上，注重謀略，講究部伍陣法，善于利用城市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chun夏時節。chun夏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于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鑒于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

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只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面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

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凈，曠闊的原野宜于北方鐵騎驅馳，利于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chun夏時節，江河水漲，利于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于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沖北方鐵騎的沖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沖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筑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游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于北方，但北方的歷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

東漢后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嘆：“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贊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贊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注：《宋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十四“史臣曰”]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běi jing，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范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志載東南風俗云“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chun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于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志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xing并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后，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于禮。”京口一帶“其人本并習戰，號為天下jing兵。俗以五月五ri為斗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注：《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下]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于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

建立于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系。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后，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后，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里面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謝、庾、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xing因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上述的那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xing。歷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統一天下（僅明朝朱元璋為一例外），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xing有關。

二江淮防御體系

整個東南的防御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御體系。

建立于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今南京）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康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面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游；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鐘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于此，諸葛亮稱“金陵，鐘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江南二]晉室南遷，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齊、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歷“侯景之亂”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統一全國后，也定都于此，后雖遷都běi jing，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見圖2－3－l）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系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沖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面對長江，不得不感嘆：“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涌，又感嘆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注：《資治通鑒》卷七十魏紀二]兩次親征，都只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于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里，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保矣。”[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如果說長江的防御是純被動的，那么，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歷代保據江南者，對于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系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論]

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

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里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則中原可復。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御體系。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游，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游。前人曾言“yu固東南者，必爭江漢；yu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注：《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

（一）長江防線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系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游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敵yu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面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面是廣陵（今揚州），西面是歷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歷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于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后，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后，立國于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歷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晉紀二十四]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yu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后，有鑒于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書》卷七十八劉延孫列傳]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斗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并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注：《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后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游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歷陽渡江討之。東晉咸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歷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趙石虎率軍南下，游騎至歷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歷陽，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并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jing甲百萬，不能濟矣。”[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梁紀十七]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陳紀十]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xing有過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較窄，京口一帶，江面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游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面由于泥沙沖積，瓜洲一帶江面稍稍變窄，另一方面，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里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系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涂，地處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歷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游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江南九]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游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游東逼建康，恒溫、桓沖先后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擋建康上游陸路要沖。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游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注：《宋書》卷七十四臧質傳]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齊蕭軌與梁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陸兩路，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與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歷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歷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歷陽足以策應鐘離、壽chun。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后，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chun至廣陵，yu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只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于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并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系，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后，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后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后周顯德三年（956年），后周與南唐激戰于淮南，后周軍乘虛襲占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范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江南五]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于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并入淮東，建閫于揚州，截擊元軍之后，以圖恢復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于東晉南朝，后雖遷都于běi jing，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系、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xing自不待言。

歷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歷陽。壽chun、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沖；巢湖以西，地形復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于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歷陽當此沖要。顧祖禹言：“自昔國于東南，未嘗不以歷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南宋呂祉亦言：“歷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歷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論]孫策據江東，由歷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歷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歷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后趙石虎掠淮南，游騎徑抵歷陽，江南戒嚴。梁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并有歷陽，再出橫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歷陽，出橫江而渡采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歷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歷陽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線

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以扼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壽chun（今壽縣）和鐘離（今鳳陽），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穎河和渦河。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壽chun正對穎口，擋穎河、淮河方向的來敵；鐘離正對渦口，擋渦河之沖。南北對峙之際，鐘離與壽chun俱為淮西重鎮。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這一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

壽chun即今之壽縣。淮河主要支流穎河在其附近匯入淮河。穎河為中原與江淮之間的一條重要交通線，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壽chun正對穎口。自穎河或淮河上游而來之敵，必經壽chun。顧祖禹稱壽chun“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一江南三]另外，壽chun一帶，為黃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為戰守之資。

戰國末，楚失鄢郢之地后，東徙淮南，一度以壽chun為都。西漢時，壽chun為淮南王國都。淮南國地大力強，值漢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謀起兵。伍被建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崛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注：《漢書》卷四十五伍被傳]東漢末，袁術據壽chun，帝制自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鄧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視陳、項以東，至壽chun，上表建策，建議：“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于許。如此，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注：《三國志》卷二十八鄧艾傳]主政的司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廣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自是以后，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船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為以后西晉滅吳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