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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來之前想過無數可能，季良文卻始終未曾料到，郭珍珍竟是自己跳下去的。這與他所調查到的郭珍珍不同。

在班主任孫娣和任課老師們的口中，郭珍珍是一個積極上進的女孩。她的微信頭像是一個可愛的財迷貓，個性簽名是“錢輩，請跟我交往吧”。季良文端起碗喝了口水，涼意順著腸道延伸，直通胃部。

“她的孩子是誰的？”

“或許是哪個相好的，女娃娃不找個好男人，多半下場都很慘。”

季良文想起鄧純風，她在絕境里也把希望寄托在婚戀上。可是找個好男人，這句話本身就太過于偽命題。

“她媽媽命也不好，”李愛菊嘆息一聲，“說到底，我跟李玲也算老鄉。”

李愛菊的思緒拉回幾十年前。

那是城鄉戶口有嚴格劃分的八十年代。牲口分兩類，好牲口和壞牲口。人也分兩類，城市和農村。

管牲口用糧食，管人用糧票。只有城市戶口配給商品糧，農村人進城沒有糧票就買不到口糧，除非讀書、當兵，或城里有接收的單位。而郭珍珍的媽媽較為特殊，她是姑姑帶去城里看孩子用的。于是李玲成了成了那一批里第一個走出去的女孩子。

每年李玲回村，李愛菊都聽說她帶回了許多城里的東西。城里人用的草紙叫餐巾紙，還有掛許多精美的掛歷。后來郭珍珍的舅舅們用李玲掙的錢蓋上了房子，而李玲經人介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二歲、有城市戶口的瘸子。

“當時這種組合很多，又靚又能干的村里的姑娘，在城里找個瘸子、瞎子、聾子。”

村里有人可惜，有人羨慕。李玲看著戶口本上的“農業戶口”變成“非農”，嘴角微微翹起來。農村的姑娘想進城，讀不了書、當不了兵，只有嫁人一條路。

這是她唯一的出路。

她成功了。

婚后的李玲在廠子里糊紙盒，除了丈夫醉酒后會拳打腳踢罵她是鄉下人外，日子似乎還不錯。直到丈夫查出不孕不育的那天，抬起頭，醫院的電視上正回放著鄧小平那段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南巡講話。

糧票取消了，糧油關系不再綁定戶口了——

她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意識到丈夫留下的瘀傷其實很痛，比想象中還要痛。

1996年，李玲與家暴成性的丈夫正式離婚。

1997年，李玲認識了廠里的技術員郭濤。那時的大學生屬于干部身份，吃國庫糧，畢業包分配，由單位分房子。

1998年，李玲與郭濤結婚。村里人說李玲命好，總能嫁對人。

萬眾沸騰的千禧年，李玲生下第一個女兒郭禧禧，國企下崗的斬刀也架到丈夫的脖頸上。“市場經濟了，”郭濤告訴她，“大學生也不值錢了。”

李玲覺得命運總是與她開玩笑。她嫁給城里人，城市戶口便不值錢了。她嫁給大學生，大學生也不值錢了。不過只要不挨打、能糊口，孩子健康，夫妻一心，日子再苦也能甜起來。

開春后生活還在繼續著步伐，郭濤上過班、賣過菜、看過大門。李玲廠子的效益不好，索性下崗。兩人合計一番開了家面粉店，騎著叁輪車四處送面粉，一袋足足能掙五毛錢。他們蹬著那輛不算大的車，蹬出了第一臺柯達照相機，沖膠卷時他們依偎著看女兒的小腳丫，“孩子以后讀北大還是讀清華？”

“讀哈佛，”郭濤笑著說，“我們禧禧什么都要最好的！”

李玲有些感動，又有些難過。郭濤從沒嫌棄過他們的孩子只是個女兒，如果她的爸爸也像郭濤一樣，是不是她的人生又會不一樣？

但是命運的玩笑并未就此停止，2003年，非典席卷全國。這場疫病帶走了他們好不容易開起來的面粉店，也帶走了他們的第一個女兒。

火化的那天，李玲差點以為自己的魂魄也要跟著飛成煙灰了。

她想起女兒出生的裹包是那樣小，明明可以從百貨商場買新的，可她舍不得，借了哥哥家孩子用過的。

女兒最喜歡玩學步車，為了多送一袋面，她把女兒放在屋里，沒讓她再多跑一個下午。

女兒剛學會喊媽媽的那個黃昏，為什么明明聽到了，卻沒有蹲下身再聽一聽、夸一夸、親一親那張小臉呢？她只是急匆匆地把面粉扛上叁輪車，急頭白臉地同賒賬的客戶為了幾塊錢吵得天昏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