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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萍是在 11 月 16 日凌晨登上了離開南京的船，周遭一片烏漆抹黑，她原以為大家都一個樣，可等到天大亮時才發現這艘客輪其實也分了兩層。上層是給高官們的親倦，有包廂床鋪，有餐廳，甚至有一個棋牌室，可以讓無聊的太太們打牌消磨時間。

下層則沒有這樣好的待遇，婉萍猜他們所在的地方應該是游輪原本的舞廳，因為正中央掛著一個碩大的彩色燈球。地上鋪著些滕編墊子，人像沙丁魚般擠在一起，不要說躺下了，連歪個身子都會和旁邊的人撞腦袋。陳彥達緊張兮兮地抱著他的高精密天平，去上個廁所都要和婉萍、夏青囑咐幾遍，不要讓人動壞了。

客輪逆流而上行駛兩天，18 號上午抵達宜昌。因為長江在 11 月進入枯水期，婉萍他們所乘坐大客輪是進不了重慶的，必須在宜昌換成大馬力的小渡輪才能過上游的險灘。船上的人全部下來后客輪離開碼頭，隨后兩艘小輪渡靠過來，婉萍他們向輪渡走時卻被人攔住了。

穿著輪渡公司馬甲的小工手里拿著一沓黃紙，高喊：“拿紅票頭的直接上船！拿白票頭的排隊換黃卡，等其他渡輪安排！”

來時在下層的自然都是白票頭，有人想要渾水摸魚，可剛往前走了兩步就被守在碼頭的士兵推搡回去，擁擠的人群被驅散讓出一條通道給拿著紅票頭的“人上人”。婉萍夾在人堆里，她努力地踮起腳尖看向登上小輪渡的太太們，里面果然有宋太太。她盤著卷發，黑色毛領大衣里面是祖母綠的高領旗袍裙，腹部隆起瞧著像懷了身孕，身邊還有兩個小孩子。

等到高官太太們登上船后，“白票頭”們才開始排隊登記換黃卡，長長的隊伍只有一個小工，等到中午時終于排到陳家四口。陳彥達背著他那笨拙沉重的高精密天平問：“小伙子，我們大概什么時候能等到船啊？”

“不知道”，小工很是不耐煩，皺著一張臉說：“也許明天，也許下周，也許下個月吧！誰知道呢？現在到處都是從北邊和上海逃過來的難民，還有好多工廠器械等著往西邊運呢！怎么排船是上面人說了算，我只負責給你們在這里換卡。”

陳彥達總擔心著他的儀器會壞掉，心里十分不樂意多停留，只想盡快到重慶。他簽了字也不走，追著人家繼續問：“我拿了這卡，然后呢？我要去哪才知道什么時候能排得到我的船？”

“那邊！那邊有公告！”小工抬手往碼頭邊上的一處房子指了指，撇拉著嘴角說：“你弄完趕緊走，后面人多著呢！”

陳彥達想再問兩句，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有人在大聲埋怨著“老頭子好啰嗦麻煩嘞！”他想要跟人理論，扭頭卻見排在自己身后的都是些年紀輕輕的大姑娘、小媳婦，自己站在里面顯得格外突兀，一時本來有理的也變得沒理，只能忍下這口氣兒離開。

宜昌本身并不是上海南京那種大城市，作為內陸水運的中轉港，碼頭雖然繁忙，但常住人口其實并不多，可眼下的宜昌城卻被難民和內遷工廠的貨物擠得滿滿當當，本就不算寬的道路上是一輛接一輛裝滿了貨物的推車，兩邊的屋檐下是站著躺著坐著的人。

如懷扶著夏青，陳彥達背著他萬分金貴的寶貝，婉萍一個人拿了家里大部分的行李，從前沒做過什么力氣活的四個人走得很是吃力。他們連問了幾家旅店都沒有空房間后，陳彥達坐在路邊，捶著腿大聲抱怨：“這究竟是個什么世道？這么多人這么多貨堵在一起，上面沒有一點拿得出手的辦法嗎？報紙上不天天宣傳黃金十年嗎？我倒是想問問這十年他們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鐵路沒修多少，公路下點雨就成爛泥，江面上的輪渡還是私人公司那幾艘，辛亥革命開始宣傳著人人平等，可今天瞧見了，遇上事情還是紅票頭的先走，他們把我們老百姓當過人嗎？沒有啊！”

“好了，爸爸，你不要說這些話啦！不要說那些紅票頭的，連我們手里的白票也不是想要就能要的！要沒有培生，我們現在還在南京城呢。”婉萍靠在墻上惱火地說，大冬天里她被累出了一身汗，手勒得生疼，腿肚子發酸，脊梁被包裹壓得好像隨時會裂開一段。

牢騷滿腹的陳彥達頭一次在女兒面前覺得理虧了，他半張著嘴，看著婉萍半天愣是沒說出一個字來，最后只能垂下頭長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