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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得好好活著，”他說給女警聽，也是說給自己，“得活著，才能嘗試著去改變。”

他說：“也才能親眼看到這一切被慢慢改變。”

第22章 信

那天簡成蹊和女警又聊了會兒，他確實很想翻篇，所以也會不避諱地說，你知道嗎，那是我活了二十五年，第一次被人叫小婊/子。

在簡成蹊的認知里，別說小婊/子，小娘們都算是侮辱性的字眼了。當他年紀尚小，他在餐桌上問母親什么是***，他的母親放下碗筷，問他在哪里看到這個詞的。

“書上……”簡成蹊很少看到母親神色如此嚴峻，一緊張，也忘了那本科普書叫什么。那時候他的父母就很忙了，忙著工作，忙著掙錢，吃飯都很敷衍，他們也很辛苦，只能通過這種犧牲陪伴時間的方式，來給兩個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質生活。為次他們讓簡成蹊從小學起就住校，每個星期只能回來一天，但簡成蹊特別想和其他這個年紀的孩子一樣，和父母坐在一起好好吃頓飯，好好說說話。

但他似乎找了個在這個家庭里，被認為是不能在臺面上講的話題。

“你以后會是beta，會和其他人都一樣，”他母親當時是這么說的，“beta不需要知道這些。”

那一年簡成蹊八歲，還在懵懵懂懂的年紀，他就從母親的態度里悟出來，跟***有關的一切似乎都是不體面的，用更世俗的話來說，性是臟的。二十三世紀的學校教育在這方面也和他的家庭一樣傳統，大量的閱讀賦予他內斂溫和的氣質，潛移默化替他篩選身邊的人。他確實沒有什么特別交心的朋友，但當他十七歲時在課堂上突然發情，那些beta同學和老師個個都護著他，陪著他去救助中心，沒讓任何一個alpha碰他。后來他想回原來的高中繼續上課，學校領導也沒難為他，老師同學也沒有因為分化對他竊竊私語評頭論足。

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確實是幸運的，就算進了監獄，獄友知道他是寫文章進來的，跟他說話都會注意用詞，他懷孕后也是有單獨的房間，并在那里住到了出獄前，江小箏還開過玩笑，說他就像是來休養的。那兩三年的與世隔絕于他而言未必是壞事，全世界都在找《追憶黃金時代時代》的作者到底在哪兒，是叛逃出國還是入獄，或者就像二十年前那架飛機一樣消失了，簡成蹊孤身一人，他要是真被人找到了，大概率還是會被卷入政治斗爭，所以他在監獄里至少是安全的，他不能寫，但他后來想要什么書，獄警基本上都不會回絕。這種待遇和費多爾曾經的監禁生活完全是天差地別，所以每次看完簡成蹊寫的故事，他都會疑惑不解，問他為什么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抗爭的訴求，為什么他從苦難走過來，依舊溫馴的像是羊。

“想想你待過的討論小組，”費多爾道，“那才是年輕人應該有的模樣。”

他當然記得以前在那個討論小組，只要談到黃金時代，個個都是口若懸河說都說不完。小組里的學生群體尤其喜歡那個年代的憲法，會把它當經典小說一樣慷慨激昂地念給大家聽。這本憲法是很多人的希望，因為維序派政府如果在將來的一天撤銷戰時臨時法令，亞合眾國新憲法的最終版本會在這本的基本上進行修訂。

對過去的追憶使得他們對未來向往到近乎赤忱，以至于最后一次聚會，當秘密警察闖入后不由分說把所有人都銬上，有膽大的學生義憤填膺地說他們是在侵犯公民的自由。

他們在角落里蹲成一排，警察拿著那本共和國的憲法，按那個學生說的翻到第二章 第三十五條，那一條寫著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然后警察把那本憲法拍在那個學生臉上，嘲諷著說他別是讀書讀傻了，現在是亞合眾國。

在那一天之前，這個由劉家安組織起來的討論小組已經被秘密警察盯了三個月，小組成員里還有他們的眼線，將幾次交流會的內容用錄音的形式記錄下來。簡成蹊的聲音很少出現，他只是打字速度快，所以通常都是他負責記錄大家的言論，然后整理出來發表到校報上。

他在那個小組里其實是最游離的那一個，如果沒有劉家安的邀請，寫兩個人談戀愛都糾結不過來的的簡成蹊是接觸不到這些朝氣蓬勃的人的。那個小組里有當時全首都最好的學生，雄心壯志針砭時弊，也有張成這樣的二代，他們的看法永遠來自另一個角度，或者說階層。起先他們也有所保留，也不掩藏對普通學生的那種不屑。

但心平氣和的求同存異是會打動人的，而當閘口一旦被打開，就關不上了。年輕人是精力最充沛的，也像那份判決書上寫得，是“會犯錯誤”的。

這個需要所有人引以為戒的錯誤代表就是簡成蹊，當那些校報上的文章和《追憶黃金時代》的手稿一起作為證據呈現，那些話就全成了是簡成蹊說的，那篇文章更是顯而易見是他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