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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謹按，清代筆帖式亦有無品者。

是在世宗雍正帝創立秘密立儲制度之前；第二種則是在創立秘密立儲制度之后。兩者的區別在于是否真正“分藩”。

有清一代，在雍正朝設立秘密立儲制度之前，除皇太子外的成年皇子，均要出宮分府居住，制度上稱為“就藩”“之藩”。皇子們封爵就藩之后，其旗籍從上三旗變為下五旗，同時獲得自己新隸旗的數個佐領（牛錄）旗分，以此成為此旗的領主之一。若其旗佐領（牛錄）不足，還可以從上三旗分撥旗分佐領或者包衣佐領至五旗。以此為背景，皇子就藩分得旗分之后，屬下擁有兩方面的人員：一是自己府邸的包衣佐領、包衣管領下人，一般稱為“府屬包衣”；二是自己府邸的旗分佐領下人，一般稱為“屬人”。清初時，不僅府屬包衣對自己的屬主有繁雜的義務，屬人對自己的屬主也有相當的義務，其中即包括讓子女侍奉屬主。1因此，皇子府邸內的一些侍妾乃至于側福晉，均為其府屬人或府屬包衣出身。一旦皇子繼承大統、入主宮廷，其府邸內之妻妾即隨其進入宮廷，成為后宮主位。如世宗雍正帝在繼承大統之前，原恩封為多羅貝勒，后晉封為和碩雍親王，分封在鑲白旗，獲得滿洲佐領六個、蒙古佐領三個、漢軍佐領三個作為屬人，還獲得若干個包衣佐領、管領作為府屬包衣。其屬人之中即有當時隸屬鑲白旗漢軍的年羹堯一家。2

而在雍正朝設立秘密立儲制度之后，凡有可能繼承皇位之皇子即使予以封爵，卻不再分府令其就藩，亦不分與旗分。故而，所以雍正朝之后皇帝的“潛瓜”，實際仍在宮內。因為其并未獲得屬人，在其潛邸侍奉者均為內務府籍的上三旗包衣人。如宣宗的和妃輝發納喇氏，侍宣宗潛邸，稱格格，在嘉慶十三年為宣宗生下第一子奕緯，由仁宗特賜為側福晉；宣宗道光帝即位之后，其成為后宮主位，獲封為和嬪，晉封為和妃。和妃之家族即出身內務府正白旗佐領下人，3屬于典型的內務府包衣。

整體而言，在皇帝潛邸之中，一方面，其嫡妻均由宮廷指婚，大多為參加挑選八旗秀女的外八旗女子，與自身“屬人”“府屬包衣”無關。另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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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于入關之后皇子封藩的情況，可參考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4—305頁。

2關于世宗雍正帝即位前的封旗情況，可參考杜家驥；《雍正帝繼位前的封旗及相關問題考析》，《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4期。

3《奏為應挑女子內有和嬪親兄之女另為一班事》內稱，和妃家族屬于內務府“正白旗貽恭佐領下”，道光二年二月二十日，檔案號：05-0620-04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設立秘密立儲制度之后，侍奉宮內潛邸者均是參加挑選內務府秀女的內務府包衣三旗女子，亦即被選中伺候皇子的官女子。所以，真正并非通過挑選八旗秀女或挑選內務府秀女而進入潛邸的，主要是尚未設立秘密立儲制度時的世宗雍正帝潛邸時的一些側室、妾室。

第四節 蒙古王公之女入宮

蒙古王公之女，即蒙古盟旗貴族之女。作為背景，首先要區分蒙古盟旗與蒙古八旗。

清代廣義上的“蒙古人”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居住在內外蒙古以及西北各地的蒙古人，他們被編入以部名取名的“旗”，各“旗”則隸屬某個“盟”，如哲里木盟內，有科爾沁左翼后旗等旗。故此類被稱為“蒙古盟旗”。另一類是清代入關之前或入關之初被編入八旗的蒙古人，他們大部分被編入蒙古八旗，小部分被編入滿洲八旗，分屬八種旗色，如鑲黃旗蒙古人、鑲白旗蒙古人等。故此類被稱為“八旗蒙古”或“蒙古八旗”。這兩類廣義上的“蒙古人”有許多差異。對于宮廷而言，最大的差異在于，“蒙古八旗”出身的女性作為八旗旗人，必須參加挑選八旗秀女，而“蒙古盟旗”出身的女性則不在挑選范疇之內。與此相對，狹義上的“蒙古人”，經常專指蒙古盟旗之人。現在學術上所謂的“滿蒙聯姻”，其“蒙”所指亦是蒙古盟旗。

清代宮廷與蒙古盟旗的聯姻從入關前即已存在，太祖弩爾哈齊曾娶科爾沁貝勒孔果爾之女為側福晉，即壽康太妃。太宗皇太極的“崇德五宮”亦均為蒙古盟旗出身。入關之初，這種與蒙古盟旗聯姻之習慣也被清廷所繼承，世祖順治帝的廢后（靜妃）、孝惠章皇后均為科爾沁蒙古出身，其后宮主位內還有淑惠妃、恭靖妃、端順妃、悼妃等數位蒙古盟旗出身的女子。但是，這種與蒙古盟旗聯姻的習慣從康熙朝開始逐漸減少，圣祖康熙帝只有慧妃和宣妃等幾位蒙古旗盟出身的后宮主位，高宗乾隆帝亦只有慎嬪等幾位蒙古盟旗出身的后宮主位。這些成為后宮主位的蒙古盟旗貴族之女，均非通過制度上的挑選秀女而進入宮中。而從嘉慶朝開始直到清末，后宮主位中不再有出身蒙古盟旗之人，這種特殊的入宮方式也就不復存在。

第五節 民籍漢人之女入宮

如前文所述，清世祖順治帝在順治五年（1648年）曾短暫地允許滿漢結親，但是不久之后，政策便發生變化，轉而采取民間俗稱為“滿漢不通婚”的“旗民不交婚”的聯姻禁止政策，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才由孝欽顯皇后下令破除。與此同時，從清初到清末，民間一直有“宮中娶漢女”的說法。雖然清代官方對此數度駁斥，但是經過對宮廷檔案的梳理，可以明確地得知清宮役使民籍漢女，甚至以之為后宮主位的事實。

順治十二年七月，時任兵科右給事中的季開生上奏稱：“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來，遇見吏部郎中張九微回籍，其船幾被使者封去。據稱奉旨往揚州買女子。夫發銀買女，較之采選淑女，自是不同。但恐奉使者不能仰體宸衷，借端強買，小民無知，未免驚慌，必將有嫁娶非時，骨肉拆離之慘……（中略）從來歌舞之席易生怠荒，歷史垂戒，何庸臣贅。今當四方多警，楚閩用兵，正皇上勵精圖治，寢食不安之際，何不移此使以閱旅，省此費以犒軍，鼓忠勇而勵防剿之為愈乎。”對此說法，世祖覆諭：“前內官監具奏，乾清宮告成在即，需用陳設器皿等項，合往南省買辦，故令發庫銀遣人往買。初無買女子之事。太祖太宗制度，宮中從無漢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訓，豈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為，何況今日。朕雖不德，每思效法賢圣之主，朝夕焦勞。屢次下詔求言，上書禁勿稱圣，惟恐所行有失。若買女子入宮，成何如主耶。”最終以“季開生身為言官，果忠心為主，當言國家正務實事。何得以家人所聞，茫無的據之事，不行確訪，輒妄捏瀆奏。肆誣沽直，甚屬可惡”而“著革職，從重議罪具奏”。1這是清廷第一次對民間“宮中漢女”說法進行回應，也提出了“宮中從無漢女”的說法。而根據順治十三年十月時抵達京師的朝鮮麟坪大君所著《燕途紀行》中記載“翰林石紳女，季秋選入，寵冠后宮”2，恪妃可能是在順治十三年秋季入宮，恰恰與前一年世祖上諭中所提及的情況相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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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祖章皇帝實錄》卷92，順治十二年七月乙酉條，《清實錄》，第3冊 ，第725頁。

2[朝鮮]麟坪大君李澹：《燕途紀行》，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第22冊 ，第134—139頁。

在康熙朝，京旗貴族委托南方織造等官員在南方購買甚至拐騙民籍漢女，幾乎成為當時的一種“流行”。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清圣祖康熙帝諭令工部尚書王鴻緒道：“前歲南巡，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歲又恐有如此行者，爾細細打聽，凡有這等事，蜜蜜1寫來奏聞。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爾即不便矣。”之后王鴻緒覆奏說：“今據所聞，先繕折密奏。訪得：蘇州關差章京買昆山盛姓之女，又買太倉吳姓之女，又買廣行鄒姓之女。……原任東平州知州范溥今捐馬候補金事道，本籍徽州人……在常熟縣以銀五百兩強買趙朗玉家人之子……又，范溥強買平人子女，皆托御前人員名色……侍衛五哥買女人一名，用價四百五十兩。又買一女子價一百四十兩，又一婢價七十兩，方姓媒婆成交……此外，紛紛買人者甚多。或自買，或買來交結要緊人員，皆是捏造姓名虛騙成局。”2由“紛紛買人者甚多”一句，足可見此舉在當時之盛行。

朝廷官員如此，宮中似乎也未必能夠“免俗”。在清圣祖康熙帝的后宮主位之中，有不少均為漢姓，其中固然有安嬪這種出身漢軍八旗，或端嬪這種出身內務府包衣漢姓人的情況，卻也有相當一部分無法查到旗籍，很可能即出身民籍漢女。同時，一些檔案也紛紛證明這一點。例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七月十六日，時任管理蘇州織造的李煦遞交一份奏折，其中說道：“王嬪娘娘之母黃氏，七月初二日忽患痢疾，醫治不痊，于七月十四日午時病故，年七十歲。理合奏聞。”清圣祖康熙帝的朱批則寫：“知道了。家書留下了，隨便再叫知道罷。”3這里的“王嬪娘娘”即是順懿密妃。《玉牒》等書記載其為“知縣王國正之女”。此折由蘇州織造呈遞，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王國正是漢軍旗人或內務府包衣漢姓人，在南方任知縣，妻子隨任，在南方病故；二是王國正并非旗人，而是蘇州民籍漢人，順懿密妃以民籍漢女入宮成為后宮主位。又如，在乾隆年間禮部和內務府、宗人府的行文中，曾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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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秘密”。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年，第1冊 ，第613—615頁。

3《奏為王嬪娘娘之母黃氏病故日期事》，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檔案號：04-01-30-0006-00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確提及，“襄嬪父，原正定府民高廷秀……靜嬪父，原陜西寧夏民石懷玉”。1道出了圣祖的襄嬪和靜嬪均為民籍漢人之女之事實。

至于乾隆朝，早在高宗乾隆帝即位之初的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即下達過這樣的上諭：“朕自幼讀書，深知清心寡欲之義……近聞南方織造、鹽政等官內，有指稱內廷須用優童秀女，廣行購覓者，并聞有勒取強買等事，深可駭異。諸臣受朕深恩，不能承宣德意，使令名傳播于外，而乃以朕所必不肯為之事使外間以為出自朕意，訛言繁興。諸臣之所以報朕者，顧當如是乎。況內廷承值之人，盡足以供使令。且服滿之后，諸處并未送一人。”2但在事實上，乾隆朝宮廷買人民籍漢女，甚至以之為后宮主位的檔案，卻相當豐富。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蘇州織造圖拉在正折之外附了一個折子，上報了這樣的事情：

恭為附折奏聞事。奴才訪得蘇州潘姓女子，于前二年即密訖其親族借稱京官聘娶。其父雖允，其母決志不從，難以辦理，后只得記原辦之人緩圖。今冬，因此女年已二十，家道寒苦，高低不就，其父允瞞妻女，奴才借稱本地人，詳細密看此女，舉止甚莊重，身段、面貌俱韻雅。奴才即嚴囑原辦之人，瞞其父母，指京官聘娶。其父愿瞞妻女，于十一月二十夜靜密接進署。奴才母親、奴才女人俱敬為看過，緣此女不知道進京情由，甚游移不定，是以未敢具奏。奴才母親細將進宮好處開導數日始覺釋然相信。奴才擬于新年二月初旬由水路起程，約三月初旬可以到京。再，現在嚴令原辦家人仍密遍訪，或能再得一人，相隨同進。為此恭將辦理緣由并女子進署日期附折謹密奏聞。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奴才圖拉。3

此折明確提及蘇州織造圖拉幫助清高宗乾隆帝在蘇州“辦理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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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咨查壽祺皇貴太妃等姓氏事致內務府等》，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檔案號：05-13-002-000002-006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2《高宗純皇帝實錄》卷68，乾隆三年五月癸亥條，《清實錄》，第10冊 ，第100—101頁。

3《奏報訪得蘇州潘姓女子情形及密接進暑日期事》，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檔案號：04-01-14-0015-0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又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十九日，總管內務府大臣呈報了題名為《呈為奉旨入旗清單》之奏片，其中開列了數戶乾隆年間奉旨入旗的人家，其中有以下數家：

乾隆四年。莊親王奏請奉旨入旗純惠皇貴妃之兄蘇鳴鳳等一戶

乾隆七年。傅恒奏請奉旨入旗宜妃之父士彩等一戶

乾隆二十二年。阿里袞、傅恒奏請奉旨入旗慶貴妃之父陸士龍等一戶

乾隆四十三年。福隆安傳奉旨入旗明貴人之兄陳濟一戶

乾隆五十四年。福長安傳奉旨入旗祿貴人之姊陸氏之夫周森一戶1

由此可知，高宗乾隆帝的后宮主位之中，純惠皇貴妃、慶恭皇貴妃、怡嬪、明貴人、祿貴人，均非旗籍出身，而都是以民籍漢人之女的身份入宮，之后其本家才被高宗下令改入旗籍。

這些通過特殊途徑送入宮中的民籍漢人之女，在清代即屬嚴格保密之事，故而，高宗乾隆帝也屢屢在上諭中提醒當地官員，務必讓這些民籍漢人之女的本家安分守己，切莫聲張。以高宗的芳妃為例，其出身于江南民籍漢人之家，后來因故被送入宮中成為后宮主位。乾隆四十三年（1769年）閏六月，芳妃之兄陳濟由江南來到京師，表明身份，懇求為朝廷當差。關于此事，高宗在上諭中說道：“據福隆安奏，有明貴人之兄陳濟來京具呈，懇求當差。看來此人系不安本分之人。若驅令回籍，不免招搖生事等語。當令內務府大臣酌量將陳濟留京，賞給差使安插，不許在外生事。并詢知，其家屬現在揚州伊岳母處，伊既已留京，家屬不便仍居原籍，著交伊齡阿即行查明，遇便送京，交福隆安辦理。再據陳濟稱，尚有伊兄在揚州管關。想此人必系普福管理鹽政時薦伊在揚關管事。今陳濟來京具呈，伊兄自必與聞，安知不借此名色在彼多事，亦未可定。朕于宮眷等親屬，管束極嚴，從不容其在外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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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號：05-0448-047，題名《呈為奉旨入旗清單》。其中宜嬪即怡嬪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