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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進化的腳步并未停止，距今30萬—20萬年前，古人類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重大變革—他們的腦容量急劇增加，智力突然發達起來，直立人開始進化為智人。“智人”，就是“有智力的人”。智人遠比他們的祖先聰明，他們制作工具的技能更高超，語言的交流更豐富，也能溝通復雜的意念與表現復雜的行為形態。他們已經有能力更多地獵取動物。現代人就屬于智人之列，你、我都是智人。

智人是由直立人進化而來的，對于這一點，兩派科學家也沒有分歧。他們的分歧在于：不同地區的智人到底是由非洲直立人進化并擴張而來的（見圖1–1），還是分別從本地區的直立人進化而來的（見圖1–2）？

圖1-1　走出非洲假說

圖1-2　多地區起源假說

門齒、石器與“鄰人遺斧”

基因派認為，世界各地所有的智人都源自非洲直立人進化出的那類智人，而不是各地直立人分別進化出來的。東亞的現代人并不是周口店北京人進化而來的，而是來自遙遠的非洲大陸。那么，基因派又該如何解釋不同時期的東亞古人類都具有鏟形門齒這個不利于自己觀點的現象呢？

解鈴還須系鈴人，關于鏟形門齒的來龍去脈，我們要回到魏敦瑞的時代，甚至要追溯到魏敦瑞的前輩學者、德國博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

海克爾是達爾文進化論在德國的主要推廣者，但他一直不認同達爾文的人類非洲起源說，堅信東南亞的紅毛猩猩才是和人最相似的靈長類動物，因此認為出產紅毛猩猩的亞洲才是人類的搖籃。其實在那個時代，已經有人解剖了亞洲紅毛猩猩和非洲黑猩猩，發現后者的身體結構才最像人類。但海克爾固執己見，這完全是由于他被自己的宗教情懷和政治傾向沖昏了頭腦。

在海克爾時代的德國，種族主義思潮盛行，一些德國學者創造出了“雅利安民族”這個概念，他們認為雅利安民族起源于印度北部，是非常高貴的民族，很早以前征服了歐洲，德國的日耳曼民族就是雅利安民族的后代。于是很自然地，優越感“爆棚”的海克爾等德國博物學家認為，人類的起源地應該在亞洲，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他構想了一個“幽靈洲”，認為人類起源于這塊大陸，但是后來這塊大陸沉入了印度洋底，所以最初的古人類化石很難找尋了。

在海克爾的號召下，很多人動身前往亞洲尋找古人類化石。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位醫生對海克爾的假說很癡迷，他利用自己被派到印度尼西亞的機會，組織隊伍尋找古人類化石。結果運氣很好，1891年他真的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上發現了古人類的頭蓋骨和腿骨，這就是“爪哇人”。這下子，海克爾更加聲名鵲起了。

魏敦瑞是一位德國猶太人，他顯然不會喜歡種族主義的那套說法，但是在科學上，他還是受到了以海克爾為代表的德國學術界的深刻影響，他一開始也覺得亞洲才是人類的起源地。帶著這樣的思維觀念，當他來到北京，面對周口店北京人化石時，潛意識中認為這就是現代中國人的古人類祖先，便開始尋找化石與現代中國人之間的聯系。在已經知道鏟形門齒是東亞人群標志性特征的前提下，魏敦瑞順水推舟地把周口店北京人的牙齒也鑒定為鏟形門齒。

顯然，魏敦瑞陷入了一種思維誤區，打一個不那么恰當的比方，他犯了中國古書《列子》所載的鄰人遺斧一樣的錯誤。

在那個故事中，一個人遺失了自己的斧子，懷疑是鄰居家的兒子偷的。他覺得那個孩子，不論是言談舉止還是行為神態，怎么看都像是偷斧子的人。不久，他在山谷里發現了自己丟失的斧子，回來再看那個孩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偷斧子的人。前后判若兩人，不是那個孩子有什么變化，而是這個丟斧子的人心理有了變化。魏敦瑞對周口店北京人的鑒定，很可能出于這種心理。

其實，只要是人類的上門牙，其功能都是撕咬和切割食物，所有的上門牙都會有相似之處。鄰人遺斧的思維偏見，誤導魏敦瑞把周口店北京人的上門牙鑒定為鏟形門齒。

海克爾和魏敦瑞這種“跑偏了”的思維，甚至影響了學者對于此后發現的中國古人類化石的鑒定，比如在云南發現的元謀人化石。

1965年，地質學家在云南元謀一處地層中發現了一些哺乳動物化石和兩顆古人類牙齒。1973年，古人類學家對牙齒進行鑒定并發表論文，在論文中，兩顆牙齒被認定為左右上門牙，“牙齒像鏟子形狀，碩大，扁平”，與周口店北京人的門牙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根據這兩顆牙齒，元謀人被定為直立人，再根據埋藏地層的情況，元謀人被定為距今170萬年前的古人類。與中國境內發現的其他古人類的年代相比，元謀人是最古老的，因此它榮耀地進入中小學教科書中，為廣大中國人所熟知。

但是，科學界對此結論存在爭議，絕不像教科書上寫的那么“板上釘釘”。首先，關于元謀人的年代就充滿了爭議。

云南地區降雨量大，地層疏松，兩顆牙齒的出土地層形成的年代和元謀人當年生活的時代未必一致，牙齒很可能發生移位。中國一位研究黃土的權威院士曾經利用地磁學技術測定元謀人地層的年代，認為在距今60萬—50萬年前。這個數據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同。如前所述，直立人大概在距今200萬年前誕生于非洲大陸，亞洲西部的直立人最早代表—格魯吉亞人生活在距今180萬年前。云南不僅離非洲很遙遠，而且自然環境與早期直立人生存環境差異很大，很難想象直立人在非洲出現后不久，于約10萬年后就遷移到東亞，并改變了生活習性。

其次，元謀人的牙齒也疑云重重。第一，用兩顆牙齒就鑒定出一個古人類，在科學上證據顯得很單薄，古人類學家對于頭骨化石證據更加青睞。第二，說那兩顆牙齒是鏟形門齒，也十分勉強。如果觀察論文圖錄中的牙齒圖片，在沒有鏟形門齒概念的干擾下，普通人很難看出鏟子形狀，甚至很難看出那是兩顆門牙。兩顆牙齒更像是我們現代人的前臼齒形狀。重要的是，兩顆牙齒的舌內側形狀也與現代人的鏟形門齒不一樣，每顆牙齒的中部都有明顯的縱向棱。

可惜，在鄰人遺斧思維的誤導下，元謀人的牙齒被一些學者認定為鏟形門齒。進一步推論，既然距今170萬年前的東亞古人類就具有了鏟形門齒，那么東亞現代人是由元謀人、周口店北京人進化而來的，就順理成章了。

我們還可以了解另一個有趣的牙齒鑒定故事。中國境內最早被鑒定的古人類化石是1922年發現的古人類的牙齒和四肢骨骼，由法國古人類學家發現，地點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薩拉烏蘇河畔，這種古人類被命名為“河套人”。對于河套人生活的年代，學者們曾經提出過距今5萬—3萬年前和距今14萬—7萬年前多種說法。從形狀上看，河套人的上門牙是如假包換的鏟形門齒，因此它也被視為化石派的證據之一。

然而進入21世紀后，當年采集的一段河套人股骨分別被送到美國和中國的年代實驗室中進行高科技分析。利用最新的技術測定年代，兩個實驗室的測定結果一致，股骨年代為距今300—200年前。是的，我們沒有少看幾個零，那段股骨屬于一個清朝人，而不是遠古人類。另外一件在遺址發現的肢骨被送到了德國的年代實驗室，測定的結果是距今2700多年前，屬于一個春秋時期的人。

所以，他們都屬于東亞地區的現代人類，并不是古人類，他們當然會擁有鏟形門齒。

總之，在基因派看來，中國境內那些早于智人階段的古人類牙齒，都不屬于鏟形門齒，不能證明中國現代人是由那些古人類進化而來的。

那么，現代中國人為什么會具有世界其他人群所罕見的鏟形門齒呢？還是要用基因來解釋這個現象。

分子生物學家已經找到了人體內的一個突變基因，這個基因決定了我們的上門牙會長成鏟形門齒。而且，他們還能夠估算出這個基因最初發生突變的時間，大約是在距今3萬年前，也就是智人階段才出現的，智人之前的古人類如直立人并沒有這種突變基因。

根據各地不同人群的基因比較，分子生物學家判斷，這個基因突變發生的地點可能位于中國的中部地區。然后，攜帶這個基因的人群逐步擴散到東亞地區，中、日、韓等國人群的鏟形門齒比例都非常高。隨著古人類遷徙到美洲大陸，這種突變基因也被傳播到了那里，因此印第安人群體中也有非常高的鏟形門齒比例。

從進化論的原理上講，一種基因能夠在人群中得到廣泛傳播，最終成為某些人群中的高比例基因，往往意味著這種基因對于人群的生存和繁衍很有利，因此擁有這種基因的人會留下更多的后代。

可是，擁有鏟形門齒能帶給古人類多大的生存優勢呢？顯然，古人類不太可能因為牙齒好看就獲得更多的交配機會，生育更多后代。那些東亞和美洲大陸之外的人群為什么就缺少這種突變基因和鏟形門齒呢？

真正的原因是，這個突變基因除了能決定我們的上門牙長成鏟形門齒外，還會讓擁有者的汗腺、皮脂腺、乳腺增加。對，就是讓擁有者變得更加“油膩”了。我們體內的很多基因都是多面手，一個基因可以決定人體的很多特征。

在今天的社會里，“油膩大叔”被人鄙視，但對幾萬年前的東亞古人類來說，新突變出來的基因有利于他們在炎熱的環境里排汗降溫，當時中國中部和南部地區的氣候一度是很炎熱的。因此，攜帶這種突變基因的人群在東亞擁有了生存優勢，這種基因逐漸成為東亞人群中的優勢基因，比例很高。當然，排汗降溫說也只是猜測，科學家還沒有完全定論。但他們能確定的是，這種突變基因一定給距今3萬年前的東亞人群帶來了明顯的生存優勢。

所以，鏟形門齒其實并沒有帶來什么生存優勢，當然也沒有帶來什么生存劣勢。這種牙齒特征只是搭上了基因突變的“順風車”，跟著有生存優勢的特征翻山越嶺，傳宗接代。

對于化石派的另一個重要證據—東亞石器技術的演化是獨立而且連續的，分子生物學家顯然就無法用基因來反駁了，畢竟石器不是生物，它們沒有基因。對于石器演化問題，那些古人類的石器就擺在那里，石器所顯示的技術也擺在那里，人們對它們并無異議。但是，對于技術演化與人類進化的關系，其解釋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兩派的分歧之處在于，從東亞地區發現的直立人的石器到智人的石器，是不是有技術上的遞進關系？如果有技術上的遞進關系，是否就能證明，本地的直立人進化成了智人？

第一個問題又有點兒鄰人遺斧的味道了。

對古人類來說，他們向遠方遷移的時候，肯定不會攜帶大件的笨重石器，最多攜帶一些小件輕便石器，而且古人類遷移的過程是十分漫長的，往往要經歷很多代，因此很自然地，遷移途中他們會失傳一些石器制作技術，當然也會改進一些石器制作技術，使得世界各地的石器技術總會有所差別。對于位于歐亞大陸東端，與大陸其他地區有著高山高原、沙漠荒漠阻擋的東亞地區來說，地理阻隔很嚴重，石器技術相對獨立地發展，與其他地區有著明顯的差別，也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在古人類抵達新的環境并長期駐扎下來后，還要因地制宜，根據當地巖石情況以及食物類型，對原來的石器制作技術改弦更張，加工出適合在本地使用的石器。

不論是直立人還是智人，他們都要跋山涉水、遠行萬里來到東亞，然后面對類似的東亞環境，技術的失傳與改進、技術的因地制宜改造，在每個時代都會發生。設想一下，就算是一開始遠方的智人有著與東亞直立人差別很大的石器制作技術，在這批智人行遍千山萬水抵達東亞后，他們的技術也已與出發點或者中途的技術不太一樣了，甚至還有可能會因技術遺失太多而出現退化。選擇不同的石器特征參數進行比較，人們會很容易發現這批智人的石器與本地直立人的石器有一些相似之處。但這是真的石器制作技術傳承所導致的，還是鄰人遺斧般的越看越像所導致的呢？

很難說。

至于第二個問題，基因派學者也挑明觀點：“在沒有古基因證據的支持下，我們無法證明東亞直立人留下了后代。”

這真是一劍封喉的大招，而且很有道理—最終，我們只能通過基因對比，證明某個先輩與某個后輩有或者沒有直接的親緣關系。基因派已經拿出了基因證據，證明全球所有的現代人都是生活在非洲的線粒體夏娃和y染色體亞當的后代，都是由距今約20萬年前出現的非洲智人擴散和繁衍而來的，從而否定了亞洲直立人、歐洲直立人進化為現代智人的觀點。化石派學者由石器制作技術遞進判定本地直立人進化為智人，只不過是一種猜想而已。

于是，雖然關于東亞古人類進化還有爭議，但世界范圍內的學者更多地傾向于認為，東亞現代人并不是東亞直立人進化而來的，因此周口店北京人并不是我們的直系祖先，我們的直系祖先應該是從非洲遠道而來的現代智人，如果繼續上溯，應該是進化出現代智人的非洲直立人。

東亞版“塔島技術悲劇”

現在，也許我們應該追問一句：“為什么周口店直立人沒能留下后代到今天？”他們曾經在50萬年的時間里斷斷續續地在龍骨山上的猿人洞中棲居，足以證明他們是適應本地環境的人群。為什么在距今20多萬年前，他們永久地離開了龍骨山，無影無蹤了呢？

魏敦瑞曾經提出一個猜想：他根據周口店北京人頭骨的特征，認為這些直立人群體中存在著“人吃人”的習俗，類似于近代仍然存在的一些叢林食人族的習俗。有人根據他的這個猜想，引申出周口店北京人的滅絕可能與自相殘殺有關。但是，學者們很早就否定了魏敦瑞的“人吃人”猜想，連帶著也否定了周口店北京人因自相殘殺而滅絕的說法。

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周口店北京人遭遇了嚴酷的冰期，御寒艱難，生存環境中食物匱乏，最終全部饑寒交迫而死。這個解釋有點兒小瞧了周口店北京人的能力。

首先，他們在寒冷環境中生存的能力并不差。如前所述，龍骨山上最早出現古人類是在距今70多萬年前，當時氣候是比較寒冷的，英國《自然》雜志在介紹周口店北京人的生活年代的那期的封面上，特地印上了“北京人曾經很冷”的大標題。周口店北京人能夠人工取火，而且長期生存在中國北方環境，本身就說明了其御寒能力是不錯的。

其次，他們是有智商、有雙腿的古人類，具有遷徙能力。幾十萬年中，東亞直立人時而扎根龍骨山，時而離開龍骨山。當周圍環境變得不適合生存時，他們會集體遷徙。即使遇到非常嚴酷的大冰期，他們也可以轉移到南方的溫暖環境生活，等到冰川消退、氣候回暖后，再向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