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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們仍然生活在由黍厘定的世界之中。

另一種起源于中國北方的重要農作物是菽，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豆。與粟、黍這樣的谷物糧食相比，菽勝在富含蛋白質、脂肪、維生素和礦物質，相同質量的大豆的蛋白質含量是前兩者的六七倍。與其他豆科植物類似，大豆的主根和旁根上生有根瘤菌，能夠利用空氣中的氮元素合成蛋白質。因此，大豆對于狩獵獲得動物蛋白不足的古代人群具有非凡的意義，起碼他們能夠從大豆中獲得大量植物蛋白作為營養補充。

菽的馴化可能比粟還要晚，馴化的時間、地點還沒有搞清楚。野生大豆廣泛分布于從東北大興安嶺到西南云貴高原的地區。在甲骨文中，出現了“受菽年”與“受黍年”同時占卜的現象，說明古人對這兩種農作物的種植和收獲季節相近，暗示了菽可能與黍的馴化區域相近。因此有學者推測，在北方的燕山山脈附近的山地、盆地等光照好的區域，可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

到距今約4000年前，中國北方的遼河流域、黃河流域乃至南方的長江流域，都出現了由野生大豆馴化而來的栽培大豆。之后甚至還產生了原始榨油的技術，說明古人已充分認識到了大豆的營養價值。

黍、粟、菽都起源于中國北方，它們的讀音甚至都很接近，這不禁讓人猜想，這樣的讀音在遠古時代可能是古代人群對于可食植物或植物籽粒的一個統一的稱呼，隨著這些植物依次被馴化，它們的讀音才略有分化。

在新仙女木期及之后出現的溫暖期，“環球同此涼熱”，歐亞大陸的氣候變化可能是類似的。因此，在中國北方馴化出可以填飽肚子和增加營養的黍、粟、菽后，農作物迅速地從中國向外傳播。

英國考古學家在距今約7000年前歐洲地區從黑海西岸到東歐和中歐的20多個不同地點，都發現了黍的遺跡。毫無疑問，這是中國馴化的黍向西傳播的結果。

粟的傳播緊跟黍的腳步，歐洲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粟的實物證據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在距今3000年前粟的種植有明顯增加。粟可能是通過歐亞大陸的草原帶，經過今天的黑海沿岸進入歐洲的。粟還向東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比如韓國的一處遺址出土了粟，經過年代測定，距今約4500年；日本北海道距今4000年前的遺址中也出土了粟。粟甚至向西南傳播到了遙遠的古印度。有語言學家發現，古印度梵文中的粟的讀音“cinake”，也用于指代中國。粟可能是通過中國西南的橫斷山區的河谷，經過喜馬拉雅山南麓走廊傳播到古印度的。

所以，黍和粟不僅填飽了中國北方古人的胃，還填飽了廣大歐亞大陸乃至周邊島嶼上的人們的胃。既然民以食為天，有了充足的糧食才有文化與文明，那么中國的黍和粟的西傳，算不算5000多年前東亞對于西方文明的巨大推動呢？

水稻：亞洲的第一縷米飯香

東亞對于世界文明的貢獻，怎么能少了南方古人的智慧結晶—水稻？

關于水稻的起源地曾經眾說紛紜。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西方學者發現，西方各種語言中“稻”這個詞匯的源頭來自印度梵文，而印度恰好是野生水稻分布比較多的地區，因此他們猜測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隨后東南亞和中國境內也發現了大量的野生水稻，學者們的視線又轉移到這些地方。20世紀50年代，學者們提出水稻最初的馴化地點可能在東南亞，因為那里動植物種類繁多，有大量的野生水稻可以用于篩選和雜交試驗。

以上觀點都受到了質疑。正如我們前面談到的原理，自然環境優越、生存壓力小的區域，不會是農作物誕生的首選地。南亞和東南亞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從事漁獵采集的古人沒有太大的動力去馴化植物，并從事更為辛苦的農耕。只有在農作物經過漫長馴化，產量已經足夠高后，傳播到這些地區，那里的古人才有動力去種植。

不論是從理論探討，還是實際的考古挖掘，最終學者們探索水稻起源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國的長江流域。20世紀90年代，考古學家在湖南北部發現了城頭山遺址，遺址附近發現了距今約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以及稻田的遺跡，遺跡中有水坑和水溝等原始灌溉系統，這可能是灌溉設施完備的最早水稻田。

此后的考古發現更加令人振奮，在江西北部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發現距今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距今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證據，說明上萬年之前那里的古人就在進行水稻的馴化活動。2004年在湖南的玉蟾巖遺址，還發現距今1.8萬—1.4萬年前的馴化水稻的證據，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遺存。

所以，如今的學者們基本認定，中國南方是水稻的起源地。

栽培水稻主要分為兩大類—秈稻和粳稻。秈稻適合生長于南方濕熱地區，今中國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以種植秈稻為主；粳稻適合生長于北方干涼地區，今中國黃河流域以及更北方的東北地區，是粳稻的主要產區。植物學家通過水稻的基因分析，認為最早出現的水稻是粳稻，比如在浙江河姆渡遺址中發現的距今7000年前的古水稻，經過基因對比，與絕大多數粳稻基因接近，說明我們的南方古人最早是吃粳稻的，也就是類似今天東北大米的原始品種。稍后，很可能是在古印度的恒河平原，開始了秈稻最初的馴化過程，當地距今7000—5000年前的遺址中出土了古人消費稻米的證據；然后，中國的粳稻品種傳播到了古印度，與原始的秈稻進行了雜交，改良了后者，使秈稻最終完成了馴化過程。

與北方黍和粟的漫長馴化過程類似，南方的水稻也經歷了數千年的馴化過程。今天的江浙地區是中國古代早期文明的誕生地之一，那里的水稻馴化體現了古人與水稻之間相互依賴、協同發展的歷史。

距今約10000年前，浙江有一個上山文化，植物學家從遺址里篩選樣品，僅僅發現了兩粒炭化的米。不過在當時古人制作陶器的陶土里發現了摻入其中的稻殼，古人把稻殼加入陶土中，可能是為了減小陶土的黏性，以免燒制時陶器破裂。從他們制作陶器的工藝以及焚燒稻殼的灰燼遺跡中，我們可以推測，在萬年之前，水稻對于那里古人的生活已經不可或缺，他們不僅采集水稻籽粒，而且還對稻殼加以利用。

不過在上山遺址中并沒有發現明確的農耕工具，那里出土的一些大石片，能夠當成石刀或者石鐮使用，可以收割田野里的野生水稻。古人可能也開始了耕種水稻的嘗試，只是這種活動可能還比較原始。

上山文化之后，距今7000—6000年前，浙江東部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興起，植物學家在不同的遺址中找到了大量的植物遺跡，里面就包括水稻籽粒。植物學家對發現的水稻籽粒進行了鑒定，發現在河姆渡文化早期，即距今6900年前，栽培水稻所占的比例不到30%；到距今6600年前，栽培水稻所占比例接近40%。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古人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水稻種植水平，但是在當時，他們的栽培水稻還無法取代野生水稻。

當時與水稻競爭食物地位的植物很多，考古學家在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大量其他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如菱角、櫟果、芡實、柿子、獼猴桃等，特別是富含淀粉且容易儲藏的櫟果。遺址中有很多櫟果的儲藏坑。這說明距今6000多年前，水稻農業還不發達，水稻只是古人的糧食之一，產量并不高。

中華大地什么時候才算真正進入水稻社會呢？

浙江余杭，一座宏偉的良渚文化城池展現在世人面前。這座巨大的古城內外共有三層：外面一層是外郭，面積達8平方千米；向內第二層是內城，面積約3平方千米，城墻周長6.8千米，墻基寬20~145米，全部用大卵石堆疊而成，墻體則用黃土堆積；內城的中心是宮殿，宮殿基址是一個規整的長方形高臺，臺高約10米，東西長達670米，南北寬達450米。在這座城池外面的北方和西北方，古人用11條草裹泥包壘砌的防洪大壩，構筑了大型的水利工程，保護著城池免受洪災侵擾。

這座城池揭示了江浙地區一個高度發達的古老文化—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廣泛分布在環太湖地區，年代為距今5200—4300年前。考古學家明顯感覺到，那個時期江浙一帶的文化遺址數量大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增長。發掘良渚古城的考古學家估計，僅修建古城中心的莫角山高臺、內城墻和外城墻以及周圍的大型水利工程，就需要約1200萬立方米的土方量。如果簡單地以每人每天1立方米的土方工作量計算，大約需要3.3萬人不間斷地勞作一年。如果按照1萬人每年勞作200天計算，整個工程建設時間需要6年多。

一個5000年前的古代社會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必須有足夠多的勞動工人，而且還要有大量的糧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給，這就需要非常多的農業人員和手工業人員。

只有發達的農業，才能支撐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城崛起于東方。良渚文化的根基，正是稻作農業。

植物考古的新發現證實了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生產水平的高速發展。例如，屬于良渚文化的茅山遺址古稻田，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分割成長條形田塊，每個田塊面積1000~2000平方米不等，古稻田總面積達56000平方米，折算為84畝。再如，人們在莫角山高臺邊緣發現了一個大型灰坑，坑內出土了數量驚人的炭化稻米，估計原本是一處儲存糧食的糧窖，后來發生了火災。經過測算，糧窖內的炭化稻米在未被炭化之前的總質量約達13噸。從位置上看，這個糧窖可能是上層人物的倉儲，這次火災真是損失慘重。

良渚文化的繁榮，表明中華大地經過漫長的水稻篩選和栽培過程，在距今約5000年前終于進入了稻作農業階段，水稻成為當時良渚社會的主導糧食品種。南方古人以稻米作為他們的主糧，并輔之以其他動植物食物。

水稻起源于中國南方，以此為中心向外輻射，向南傳入東南亞和南亞，向東被先民們攜帶渡海，進入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其實，水稻在長江中下游與錢塘江流域馴化的過程中，就開始向四面八方傳播了。考古發現，最遲在距今7000年前，水稻種植就已經越過黃河流域，在黃河下游地區扎下根來。到距今5600年前，水稻甚至打入了北方農作物黍和粟占據的陜西關中地區，那里的古人形成了黍、粟、稻兼作的種植模式。

水稻也是本章開頭提到的賈湖遺址古人的食物來源之一。賈湖遺址中篩選出了大量的炭化植物籽粒，其中就包含水稻籽粒，總計有400余粒。這說明在今河南中南部這樣的中原地區，古人已經借鑒長江流域的經驗，嘗試采集和種植水稻。

作為八九千年前的古人，賈湖古人的糧食獲取方式與南方的河姆渡古人比較像。賈湖遺址出土了許多菱角、蓮藕、櫟果、大豆等。但賈湖古人能夠悠閑地吹奏骨笛，還要歸功于他們卓越的漁獵能力。賈湖遺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魚骨和軟體動物甲殼，這說明他們的漁業很發達。考慮到他們的植物性食物還包括蓮藕和菱角等水生生物，可以推斷賈湖古人的生活方式應該是“靠水吃水”，當時他們的生活環境中水面應該很大，可以給他們提供大量的水生動植物資源。

別忘了，賈湖骨笛可是用丹頂鶴的翅骨制作的，丹頂鶴也喜歡在河湖邊起舞弄清影呢。

賈湖古人的生活一定是很愜意的，至少在很多歲月里是食物比較充足的，這不僅讓他們“倉廩實而知禮節”，創造吹奏藝術愉悅自己，還讓他們可以用多余的糧食飼養家畜，比如豬，另一種起源于古老中國的食物。

豬和狗：古人最好（吃）的朋友

中國古代最早的家豬骨骼就是在賈湖遺址出土的，可能在距今8500年前，賈湖古人就開始飼養豬、吃豬肉。從狩獵自然界里的野豬到飼養家豬，同樣是漫長的過程，古人需要跨過幾個關鍵的門檻。

馴化野豬，首先是出于對肉食的需求。古人長期依賴狩獵為生，已經習慣了吃肉，吃的可能主要是鹿肉和野豬肉。隨著他們的人口增長，在某個地區長期居住，周邊的大型動物被大量獵取后，通過狩獵已經無法滿足古人吃肉的需要了。于是，古人捕捉到幼小的野豬后，嘗試把它們養大后再殺掉吃肉。其次，古人必須有足夠多的糧食，除了滿足自己的糧食需要外，還有一定的剩余，可以用于飼養家豬。這就意味著古人的農作物種植技術已經足夠高超，能夠穩定地達到相當多的產量。因此，馴化野豬必然是在農業得到一定發展后才出現的。此外，豬是一種雜食動物，對飼料的要求不高，這也是古人能夠很早馴養豬的重要原因。

考古學和遺傳學的證據都表明，東亞地區的古人曾經進行過馴化野豬的活動，而且可能還不止一次地馴化。北方以賈湖遺址的家豬為代表，南方以稍晚一些的跨湖橋遺址的家豬為代表，似乎表明中華大地在距今8000年前分別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出現了家豬飼養。

動物學家采集了很多黃河流域的古代豬的基因樣本，分析它們之間的親緣關系。結果發現，黃河流域的古代豬可能是從單一的馴化中心起源的，考慮到黃河上游地區的家豬馴養晚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可以推斷北方家豬的起源地可能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也就是包括賈湖遺址在內的中原地區。在距今8000多年前馴養家豬后，黃河流域興起了養豬熱潮，到距今6000多年前，家豬提供的肉食在古人肉食資源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甚至可以占到80%。

養豬是門大學問。北方古人在養豬方面的經驗也是不斷積累的。從遺址中的豬骨分析發現，在距今8000年前，被宰殺的豬大概在半歲到一歲，古人急于吃掉小豬；到距今4500年前，被宰殺的豬都在一歲或者更大一些了。在當時的飼料條件下，養到一歲的家豬的產肉率是最高的，也就是飼料轉化率高，而年幼的豬長肉太少，年長的豬長肉變慢，都程度不等地浪費了飼料。

那么，當時的家豬會與人類“爭食”嗎？它們骨骼里的碳同位素透露了相關信息。古人靠采集獲得的植物性食物，很多都是所謂的碳三植物，而靠種植獲得的粟和黍等食物，是碳四植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處遺址中出土了人骨和豬骨，科學家通過分析發現，當時的人和豬都吃大量的碳四植物，所以人和豬都是以粟、黍為食的。更大的可能是，人吃小米和黃米，喝小米和黃米釀造的酒；豬吃小米和黃米的谷殼，還有糟糠—釀酒剩下的殘渣。

但是在長江流域，家豬并沒有得到古人的追捧。雖然在距今7000多年前南方古人也開始飼養家豬，但他們似乎是有一搭沒一搭地養豬，沒有把養豬當成生活中的重要事項。在距今7000多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的南方古人的遺址中，出土家豬的數量始終很少，他們的肉食需求主要依靠捕獲鹿這樣的野生動物來滿足，或者捕撈河湖中的魚類、貝類進食。在距今5500—5100年前的長江三峽一處遺址中，墓葬中的一位女性的雙臂下面各放了一條大魚，魚長半米左右，幾乎與死者的手臂一樣長。這種以魚作為隨葬品的現象并不少見，說明當時的南方古人更為注重魚類資源。飼養家豬，很可能也有豐富飲食的因素在里面，并不完全是因為肉食缺乏。

5000年以前古老中國“南魚北豬”肉食格局的形成，應當是自然環境造成的。北方的河湖比南方少，而且冬季會結冰，因此黃河流域的魚類資源相比長江流域少很多。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北方古人對黍、粟的馴化較為成功，糧食產量上來了，而同時期南方古人對水稻的馴化還在路上，糧食沒有太多剩余，因此影響了南方養豬活動的發展。

不過“南魚北豬”肉食格局隨著良渚文化的崛起而一舉改變了。在良渚文化遺址中，家豬骨骼在出土的動物骨骼中突然占據了多數，這說明良渚古人進行了長時期、大規模的養豬活動。良渚文化興旺的稻作農業給養豬提供了飼料基礎。良渚古人如此熱衷于養豬，說明他們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居住點附近，從良渚古城巨大的工程量就可以推測，大量的管理人員和勞動人員長期聚集一處，周邊環境已經無法提供足夠的肉食，依靠捕撈魚類和貝類滿足不了人們的需要，所以才選擇了飼養家豬。

在遠古時代，良渚文化其實是南方地區的一個特例，是在南方水鄉澤國的環境中一次“人定勝天”的史前時代大躍進。良渚古人最大限度地種植水稻，獲得盡可能多的糧食，養活大量的人口，并飼養家豬作為肉食改善營養，以完成巨大的建筑工程。

他們如此熱衷于建設城池、房屋和水壩，是與他們神秘的信仰相關的。考古學家從良渚文化中能夠感受到良渚古人有著較為狂熱的信仰，他們不想建設什么威震四方的“王國”，而是夢想建設一個地上的“天國”，信仰驅動著他們執意要超越自身的時代，登峰造極。

所以，良渚文化有著“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悲壯感。從良渚文化衰落后當地興起的馬橋文化來看，長江流域、錢塘江流域的南方古人又恢復到了良渚之前的文化狀態，以捕魚和打獵作為自己獲得肉食的方式，他們幾乎不再養豬，不再雕琢精美的玉器，他們的社會結構比良渚文化簡單得多，就好像良渚時代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南方地區再現類似于良渚文化這樣的“巔峰時刻”，恐怕要等到春秋時期的吳越爭霸時了，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距離良渚文化衰落已經過去了約18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