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autocad360.cn），接著再看更方便。

第三種基因擴展模式是“上層更換模式”，此時各個族群都有相當多的人口，彼此之間也有所了解，不論是語言、文化還是經濟，都有一定的交流存在。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戰爭是靠專業化的軍事力量來進行的，最終某個族群的政權被推翻，過去的上層王族、貴族更換為新的上層王族、貴族，而其下的黎民百姓仍然還留在原地，接受新統治階層的管理。

在“上層更換模式”下，一個區域的基因型變化會比較復雜。底層廣大民眾的基因型會保持不變，而上層統治者的基因型可能會發生更換，并且與底層民眾的基因型不一樣。也有可能，新的統治者與舊的統治者本來就基因相近，這時候政權更迭甚至不會帶來基因型的變化，不論是上層王族、貴族還是下層民眾。這個時候，發生變化的是文化基因，而不是生物基因。

文化基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半個世紀以前，英國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仿照基因（gene）提出一個新詞—謎米（meme），用來描述“文化的復制基因”。在他看來，文化上的一個觀念、一種行為在人群中被模仿、被傳播并流行開來的過程，其實與生物學上的基因通過生物繁殖而遺傳和傳播的過程十分相似，不同謎米即文化基因之間的生存競爭關系，也與生物基因之間的競爭在原理上類似。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萌生出各種各樣的文化時，這種文化基因的競爭也就產生了。

在“上層更換模式”下，生物基因的更換可能是較少的，但文化基因的更換可能更為重要，對于族群的影響更大。因此，當古代社會邁入人口眾多的族群相互競爭的時代時，文化基因之間的競爭就成為主流。某一族群、政權與其他族群、政權之間的分野，可能并不是生物基因，而是文化基因。

以中原地區的族群擴張為例，當農業養活了更多人口時，農耕族群開始向有耕種潛力的空曠區域一撥撥地擴張，他們或者攜帶著北方的粟、黍等作物，攜帶著南方的水稻等作物，或者攜帶著西方傳來的小麥、大麥，走向新的原野并將其改造成農耕區。這個時候基因的流動是“填空模式”。當各種文化族群并立而起，開始爭搶比較好的資源環境時，就進入了“群體替代模式”，比如中原一些強勢文化的對外拓殖群體對于南方或北方山區一些弱小族群的驅趕。

再往后，像周朝取代商朝這樣的歷史事件，就呈現出“上層更換模式”的特征。周朝以小邦掀翻大邦，原來的商朝統治者換成了周朝統治者，而商朝的底層民眾成了周朝的底層民眾，他們該種地的還是種地，該畜牧的還是畜牧。從基因上講，也許周朝的上層會給中原地區注入一些西北地區的基因型，但其實這種基因的交流早在周朝取代商朝之前就已經開啟了。中原地區族群的生物基因變化很小，真正改變的是文化基因，周的宗族禮儀文化逐漸確立，并替代了商的那種包含鬼神信仰的文化，然后逐步強化了中原地區乃至更廣闊區域的族群的“中國”文化認同。

處在春秋時期的孔子評論管仲的言論，生動地表達了當時貴族階層的文化認同觀念。根據《論語》記錄，子貢對孔子說，管仲不能算仁者吧？齊桓公殺了管仲原來的君主公子糾，管仲卻不去殉死，反而輔佐了齊桓公。孔子回答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于各路諸侯，匡正天下秩序，民眾至今都享受著管仲的恩惠。“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如果沒有管仲，我們大概都會披散著頭發，衣襟向左邊開了。）

孔子最在乎的是頭發是束著的還是散開的，衣服是向左開襟還是向右開襟，這就是族群的文化認同，以孔子為代表的春秋貴族最為珍視的，是他們的文化基因。

在那個時代，有著共同文化基因的中原王朝，正在以其充足的糧食產量和龐大的人口基數，發動向四方的“文化基因擴張”，此前由西向東朔風勁吹的基因擴張與文化擴張趨勢，即將發生東西大逆轉，西域爭雄的下半場大幕拉開。

小貼士　食奶影響了人類歷史

自從人類能夠捕獲大型哺乳動物，比如駱駝、馬、牛和羊，人類就接觸到了一種優質的蛋白質食物—動物的奶。但是，人類曾經很難有效消化吸收奶的營養成分。這是因為哺乳動物包括人類必須借助體內的乳糖酶來分解、消化奶中含有的乳糖蛋白質。大多數哺乳動物只在嬰兒時期擁有這種神奇的乳糖酶，能夠消化母親的乳汁，長大后體內的乳糖酶就消失了。人類曾經也不例外。

幸虧有了天賜的基因突變，讓一些人群擁有了特殊的乳糖酶基因，即使長大成人，體內也擁有乳糖酶，能夠消化動物的奶。這個特殊基因出現的時間大概在距今9000年前，出現的地點很可能在歐亞非大陸的西部，因為現代人中，歐洲人和非洲人中擁有這種基因者很多，而亞洲人、美洲人普遍缺少這種基因。具體來說，東亞、東南亞的現代人群中有高達85%~100%的成員沒有這種基因，而北歐的現代人群中只有不到10%的成員缺少這一基因。

人類對于動物奶的日常食用，可能起源于萬年之前。考古學家通過分析古代陶器碎片上吸附的殘留脂類判斷，亞洲西部可能是最早食用動物奶的區域。這個時間與乳糖酶基因出現的時間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認為兩者是同時發生的。也許人類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嘗試喝動物的奶，但都無福消受，直到有一天，人類突然發現自己能夠消化動物的奶了，從此以后，動物奶成為這些人及其后代的日常飲品之一。

人類飲用動物奶的直接證據，來自科學家對于先民牙結石的研究。他們分析了蒙古國中部和阿爾泰山一帶古人牙齒上的牙結石，這些古人大概生活在距今5300年前，屬于歐亞草原帶東部先民。牙結石所含的蛋白質成分顯示，那些古人的確飲用了牛奶和羊奶。

看起來，經過約5000年的傳播，食奶方式隨著馴化動物的擴散，已經到達了蒙古高原上，這個過程中一定伴隨著乳糖酶基因人群的擴散。考古學表明，5000年前的確有一支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古老文化向東擴散。

中國境內發現最早的食奶證據，恰恰來自新疆小河墓地。考古學家發現墓主人的頸部和胸前散布著一些淡黃色的塊狀物，在隨葬的草簍里也有類似的顆粒狀物，值得分析。結果表明，這些東西基本上是牛奶制品，以及少量羊奶制品。進一步的蛋白質分析表明，塊狀物和顆粒狀物的蛋白質還不一樣，顆粒狀物應該是全成分奶的殘留物，而塊狀物以酪蛋白為主，缺少乳清蛋白，這說明那是奶酪，而且是用乳酸菌發酵牛奶制成的，現代名稱叫“開菲爾奶酪”。這個發現把世界開菲爾奶酪的制作歷史推進到了距今3600年前，它也是中國境內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奶制品。

同樣是在蒙古地區，在距今3200年前的古人牙結石中，科學家分析出了馬奶的成分。在這個時期，馬奶消費與馬的騎乘技術同時在歐亞草原帶的東部出現，這反映了當時草原上的重大轉變，即人群正在從定居性較強的農耕—畜牧社會轉向游牧社會。此后到了匈奴帝國時代，馬奶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常見食物。

從人類需求來說，從馬、牛、羊身上提取的奶類食品，比單純宰殺它們獲得的肉類食品能夠提供多幾倍的能量，更不用說其他營養成分了。人類馴養和繁殖馬、牛、羊的過程，也是對它們進行基因改良的過程，讓它們向著更為溫順、產肉和產奶更多的方向進化。野牛與家牛在體型和性情上的明顯差別，證明了上萬年來人類對于牛的進化的人工干預。

乳糖酶基因在草原帶的傳播，是否增強了草原人群的力量，使他們對于周邊區域有了更大的影響力？這是一個值得深究的話題。

然而，地處草原帶南面的華夏地區的人群一直缺乏乳糖酶基因。雖然黃牛、綿羊乃至馬匹相繼進入中原地區，但是華夏地區的農民們能夠飲用動物奶的人寥寥無幾，因此西亞、中亞的農民很早就擠奶并大量食用動物的奶，這種方式在華夏地區一直沒有普及，那些動物主要還是作為肉食和毛皮來源而被豢養，以及用作農耕和拉車畜力。

假如古代東亞地區的人群出現了乳糖酶基因突變，而西亞地區人群卻缺乏這種基因，人類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番面貌呢。

第六章 逆轉山河——漢匈掀起西進狂飆

當棺蓋被幾位考古人員合力抬起時，棺內合葬的男女遺骸以及從未被擾亂的隨葬物品仍然保持著下葬時的場景。墓主身上覆蓋的織物中，一件色彩斑斕的織錦在灰塵遮蔽的墓室里是如此的醒目，立刻吸引了考古人員的目光。當這塊織錦被緩緩展開時，鮮艷的藍、白、紅、黃、綠花紋之間，露出了藍底白色織出的漢字“國”“東方”“五星”等字。當織錦全部展開時，漢字組成的語句讓在場者脫口而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這次考古挖掘的是新疆和田地區的尼雅遺址，時間是1995年10月。在棺蓋被打開的此前一天，一位北京大學的考古學家剛好帶著一面五星紅旗趕到尼雅遺址挖掘現場，他的名字叫齊東方。這塊織錦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文字與考古學家齊東方、五星紅旗之間出現了神奇的巧合，成為此后人們津津樂道的考古學界趣事。

其實，這塊織錦的神奇故事還未結束，織錦上文字所揭示的族群演變歷史同樣神奇。

藏在織錦里的精絕與南羌

織錦上的文字與齊東方、五星紅旗和中國之間的巧合，給人們增添了談資，但從學者的角度看，這些只是巧合而已。這塊織錦是西漢王朝的皇家工場織造品，正如本書上一章所說，不同時期的古人對于“中國”的解釋是不同的。西周人所說的“宅茲中國”，指的可能是他們進行祭祀的洛地，對應著天上的都城位置。在西漢，“中國”基本上還是指代東周人所說的洛地及其周邊的中原地區，是地理概念而非國家名稱。“五星”在西漢的時候，指的是夜空中的太白、歲星、辰星、熒惑和鎮星五星，即人類用肉眼能夠看到的夜空中的五大行星。在東漢道家陰陽五行學說興起后，這五顆星的名字被改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這些名稱沿用至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說的是天象上五顆行星都會聚于東方天空，中國地區就大吉大利。反之，如果它們都會聚于西方天空，“外國用（兵）者利”。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句話其實并不完整。在墓室中還出土了一件織錦殘片，它與“五星”織錦其實是同一件織物，它們的花紋都是一致的，這件織錦殘片上還有三個字—“討南羌”，因此織錦上的完整語句應該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

尼雅遺址在當時屬于精絕國，這個墓室里刻有“王”字的陶罐表明，墓主應該是精絕國國王。那么，相距遙遠的西漢與精絕國為什么會發生聯系？“南羌”又是哪里呢？

讓我們先從精絕國的基因探尋那段歷史。

尼雅遺址在1901年由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發現，他從遺址里帶走了大量的文物，轟動了歐洲學術界，尼雅遺址也被稱為“東方龐貝城”。1995年，中日聯合考古隊深入塔克拉瑪干沙漠，對尼雅遺址再次進行發掘。尼雅遺址中出土了西亞風格的玻璃器，希臘風格的藝術品，犍陀羅（位于今巴基斯坦東北部和阿富汗東部的古國）的裝飾圖案，古印度的棉織物，中原地區的錦、絹、漆器、銅鏡、紙片等。可以說，這里是古代中國、古印度、古希臘和古波斯四大古代文明的一個罕見交匯點。

科學家對尼雅遺址一個男性成年個體股骨上所含的線粒體dna進行了檢測，發現他的基因型屬于歐亞大陸西部的基因型，與西亞和伊朗人群的基因關系最近，而與東亞人群沒有基因聯系。對比新疆其他遺址的古代人群dna，科學家發現同屬和田地區的一處于闐國遺址的人群dna與尼雅遺址人群相近。于闐國與精絕國同屬塔里木盆地南緣的昆侖山下區域，歷史上于闐國還曾經吞并精絕國，所以兩國人口基因相近并不奇怪，但它們與西亞、伊朗人群基因相近，這還是能揭示出一些人群遷徙的往事。

根據碳十四測年，尼雅遺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500年前，從西漢時期一直延續到南北朝時期，而于闐國遺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700年前，從西漢時期到三國兩晉時期。學者們猜測，在精絕國出現之前，應該就有一支西亞、伊朗基因人群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塔里木盆地南緣，在昆侖山與塔克拉瑪干沙漠之間的綠洲上生活，甚至向東擴張。到了西漢，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西域，鑿穿了漢朝與西域各國的阻隔，漢朝開始對西域各國包括精絕國產生影響力。

從基因型上講，精絕國人群有著西方的基因型，與漢朝的東亞基因型是不同的，但這并不妨礙精絕國與漢朝交好。那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的皇家織錦，很可能就是漢朝贈送給精絕國國王的禮物，被精絕國王室視作具有壓制敵人的神秘力量的物品，在去世時也要帶入地下隨葬。

那么，要征討的“南羌”又是哪里？

南羌，也叫南山羌。所謂南山，指的就是昆侖山。張騫出使西域回到漢朝后，向漢武帝匯報說黃河的源頭就在于闐國，而上古傳說中的昆侖山應該還在更西邊。根據河流發源于于闐國的山脈，剛好于闐國又出產玉石，與古籍中記述的昆侖山很吻合，于是漢武帝金口玉言，宣布于闐國的南山就是昆侖山。

現在我們知道，黃河發源于巴顏喀拉山脈，并非昆侖山，而古籍記載的傳說中的昆侖山，虛無縹緲，不能深究實際對應的山脈。當時的張騫與漢武帝并沒有今天我們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素養，判斷有誤不足為怪。漢武帝定名的昆侖山倒是一直流傳至今，指代塔里木盆地南緣的一線高大山脈，在那時，西域綠洲國家習慣稱呼其為南山。

南山羌就是昆侖山上的游牧族群。從族源來說，南山羌很可能來自古羌人部落，并融合了周邊其他部落的部眾。南山羌曾經蟄伏于漢朝的羈縻之下，后來試圖北渡湟水尋找合適的土地定居而發動了叛亂，其背后也許有漢朝的死敵匈奴的支持。公元前61年，漢朝大將趙充國以70歲高齡率軍出征，征討反叛的羌人，臨行之前，漢宣帝賜書“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先討個好口彩。趙充國很快平定了叛亂，然后又積極地在當地屯田，使當地長治久安。

所以，繡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的織錦，很可能是這次勝利后制作的“宣傳品”，然后禮贈昆侖山附近的綠洲國家，精絕國獲得了一件。

精絕國國民屬于歐亞大陸西部基因型，那么南山羌人是不是屬于土生土長的歐亞大陸東部基因型呢？也未必。古羌人及其直系后裔基本上屬于歐亞大陸東部基因型，但南山羌人不僅繼承了古羌人的基因型，他們可能還融入了另一支重要族群—小月氏人的基因，而小月氏人是有著歐亞大陸西部基因型的族群，因此歷史上的南山羌可能是東西合璧的，族群與基因是融合的。

匈奴和它的草原敵手

既然有小月氏，那就還有大月氏。既然談到月氏，那么我們可以正式引出秦漢王朝的死敵—匈奴。要搞清楚西北地區的族群演變，匈奴是無法回避的重要族群。

從歷史上看，匈奴自戰國時期登上歷史舞臺，開始威脅戰國七雄中的北方三強—秦、趙、燕，一直到東漢時期被漢朝聯合鮮卑等部眾打垮為止，匈奴與以中原為核心的華夏王朝纏斗了幾百年。然而，如此重要的草原強權，它的很多細節還沒有搞清楚，比如匈奴的族源仍然是個謎團。

難點在于，匈奴是一個歐亞草原帶東部的部落大聯盟，它囊括了廣闊區域里各種背景的部落，很可能融合了西伯利亞、亞洲東部、中亞、西亞甚至歐洲基因型的族群。所以，從擴展模式來說，匈奴是很典型的“上層更換模式”，匈奴很可能從一個核心的部落，通過不斷的征服過程，把各個部落的部族都納入自己的統治，那些部落原來的上層貴族要么被替換掉，要么臣服于匈奴單于，成為單于管理各個部落的代理人。

既然匈奴政權的族群來源多樣，一言難盡，那么我們能不能確定構成匈奴政權統治核心的單于族群的來源呢？

分子生物學家曾經對蒙古國境內一處匈奴時期墓地內的60多具遺骸進行基因檢測。這處墓地的年代為距今約2000年前，正好是匈奴稱霸蒙古高原的時代。通過分析后發現，墓地中近九成人的基因型屬于歐亞大陸東部基因型，約一成人屬于歐亞大陸西部基因型。學者們還曾對蒙古國東北部另一處匈奴貴族墓地的三具遺骸進行基因檢測，發現一位是西部基因型，兩位是東部基因型。

所以，至少從墓葬中的匈奴人基因分析，匈奴族群中的大多數應該是土生土長的歐亞大陸東部族群，主要來自歐亞草原帶東部的各種部落。但是，至少在2000年前，匈奴人中有一部分人屬于歐亞大陸西部來源的族群或其后裔。基因型比例雖然確定了，但我們還是無法確定匈奴單于一族的族源歸屬，是屬于占多數的歐亞大陸東部族群的一員，還是屬于占少數的歐亞大陸西部族群的一員呢？

語言學的分析也面臨著這種尷尬的情況。幾十年來，語言學家試圖根據秦漢王朝對于匈奴一些專有詞匯的直譯發音，與各個族群的語言進行比較，以確定匈奴人講什么語言。既然是一個部落大聯盟，匈奴人內部肯定也是講各種語言的。但是，漢文文獻中記錄的一些專有詞匯，一般來說應該是匈奴上層使用的語言，是單于一族的語言。語言學家們長期爭執匈奴人所講的語言應該屬于突厥語系統還是蒙古語系統，沒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