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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來公司的路上，我已經跟老阮說過，報社是蘭姐的人，來勢洶洶，一定會坐實我們的罪名，我讓他有個心理準備。

他問我是否有對策，我很無奈地跟他坦白：“沒有。”

“那你家林抒就看著你被她媽欺負啊？”

“她不知道。”

老阮沒有在回什么，我也沒多想，一門心思都在思考要怎么應對。

我最怕面對這種場合，可能就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慫吧。

面對他們接二連三拋出的問題：你跟施工方是不是認識、是不是你暗示他們來行賄招標人、你是否已經把項目具體情況泄露給他們、你從中收取了多少利益，等等。

我通通都是否定回答：不知道、沒有。

最后我說：“合同都還沒有簽，你們是覺得我會傻到急著去犯法嗎？”

七八個人頓時啞口無言。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維系什么合作關系，以后也別想著會來找我們合作了，于是我干脆撕破臉，提醒他們：“你們是沒有權利對我進行審查的，就算是有權限的相關部門來了，我也有保持緘默的權利。”

我攤牌了，他們依然面不改色，客氣而冷漠地說：“我們現在只是進行內部調查，如果這件事移交到紀委那邊，大家都會很麻煩，請你好好配合。”

我冷笑一聲，不再去看他們。

我都不知道后來是怎樣結束掉這場荒唐的問話的，他們問不出什么關鍵信息，因為本來就是無中生有，而我也回答不出什么實質內容，我可沒有他們那么會編。

要真那么會編，我怎么不去寫小說，還搞什么工程咨詢公司啊？

組長最后說要把情況上報給上級監察部門，我只能笑一笑，還能說什么呢？我知道他們有辦法的，說什么也無濟于事。

都是蘭姐的人，誰也沒必要為了我、為了一份不值錢的正義去得罪位高權重的蘭總。

和他們周旋了大半天，人群散去，我讓老阮先回去，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揉著太陽穴，整間公司只有我辦公室的燈亮著，而我望著門外一片黑暗，心也陷入了漆黑。

我閉上眼，聽見了巨大的耳鳴聲。

越來越大聲，仿佛要把我吵聾了。

就連我的手機響了很久，我差點沒聽到。

等我發現，那頭掛斷了，我解鎖手機，看到備注，卻愣了一下。

突然又彈出來一條微信：[還在公司嗎？]

同一個備注——林抒。

我的心慌張又安寧。

十三天，我們這十三天以來幾乎沒有聯系。

很難形容這是一種怎樣的情緒，想哭，又特別干澀，像是經年累月的齒輪，長滿了銹跡，轉動時因摩擦而發出刺耳聲響。

而我又變回以前那個不會哭的自己，也把好不容易學會的依賴丟得干凈。

我平復了好一會心情，才重新解鎖了屏幕，打字：[在]

我還想多說點什么，可是，要說什么呢？說你媽下午派人來公司為難我，她還是沒有放棄舉報我？

我想向她求助、示弱，可是她又有什么辦法呢？結果不過是跟她媽爭鋒相對、不歡而散罷了。

她很快回我：[我在舅姥家樓下，你忙完了就回來，有東西要給你]

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打下“什么”，然后點了發送。發完又后悔了，但是她大概看見了吧，撤回也好像沒有意義。

她回：[你先回來吧]

我實在猜不到是什么，拿起包，關了燈，去車庫取車回家。

路上又接到老阮的電話，他支支吾吾開口，說下午知道了報社來公司的事后，實在沒招了，給林抒打了電話，請她幫幫忙，林抒答應了他，會去找蘭姐說一下。

老阮跟我說抱歉，但是這件事關乎公司生死存亡，還有我們倆的名聲，搞不好可是會坐牢的。

我聽得出老阮的心慌，畢竟公司和他都是無辜的，我又怎么能怪他呢？

我寬慰他說沒事，能理解，其實我也有想過找林抒幫忙，只是不知道如何開口，還要謝謝他去替我說了，該抱歉的是我，連累了大家。

他哈哈兩聲，說我們之間就不必這么客套，無論如何他都會跟我一起扛過去的。

聽了心里很是暖和。

暖和得眼睛滾燙。

其實我并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只是無論哪種形式讓問題得到解決，都會讓林抒為難，都必將傷害她媽。

這個項目合同還沒簽，原則上我并不是報社的代理方，那么其實施工方跟我是相熟的關系，我大不了不接這個項目，再推脫說是報社在選擇代理機構沒有做清楚背調，對相關工作人員做一個失職處分，然后我再舉報說我們公司不希望用合法合規的方式選出中標人，不接受業主推薦的投標人為中標人，于是拒絕了接受這個項目的委托，這樣就可以讓蘭姐掛上一個串標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