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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我謝謝王姨?！?

盒子是紙做的，上面印著“花好月圓”四個燙金的大字，金粉有些脫落了，蹭在她的指腹上，亮閃閃的。她捧著盒子，感覺到里面的重量，大概有六塊或者八塊，蛋黃蓮蓉的，或者五仁的，或者豆沙的，王姨每年做的口味都不太一樣，但分量總是很足，總是夠她吃上很長一段時間——如果她真的會吃的話。

母親站在門口，看著她一步一步走遠，她的身影在玄關的燈光下拉得很長。祝辭鳶沒有回頭。她從來不在這種時候回頭?；仡^就意味著猶豫，猶豫就意味著軟弱，軟弱就會讓她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比如我其實不想走，比如我其實有點想留下來再坐一會兒，比如我其實有點想念你，媽媽，盡管我從來不知道該怎么跟你說這些話。

那盒月餅后來被她塞進冰箱最里面的角落，和一盒過了期的牛奶、半塊干掉的芝士蛋糕擠在一起，做起了領居，成了冰箱深處那些被遺忘的東西中的一員。她每次打開冰箱門都會看見它，但她很少會把它拿出來。偶爾想起來的時候會吃上一塊，坐在出租屋的小飯桌前，一個人對著窗外發呆，咬一口蛋黃蓮蓉，甜膩的餡料在嘴里化開，外面的夜色一點一點濃下去。但大多數時候，她會忘記它的存在，就像她會忘記很多事情的存在一樣。等她再想起來的時候，月餅已經過了保質期，蛋黃上長出了一層灰綠色的霉斑，像是某種從內部開始腐爛的東西終于露出了本來的面目。她把整盒月餅扔進垃圾桶里，紙盒砸在袋子底部，發出悶悶的一聲響，然后就什么都沒有了。

這次是十二月，快到年底了。

母親打電話來，說家里收拾出來幾件她以前的舊衣服，問她要不要回來看看，要的話就帶走，不要的話就讓王姨收拾了送人。舊衣服只是一個借口，她心里清楚得很。母親需要一個理由把她叫回去，這個理由不能太重——太重了會給她壓力，會讓她覺得被強迫，會讓她產生抵觸情緒；也不能太輕——太輕了她可以輕易推掉，可以說工作忙走不開，可以找一百個借口不回去。舊衣服剛剛好享。不輕不重，不痛不癢，回來就回來，不回來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誰也不會因此傷心，誰也不會因此失望。母親總是如此的，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讓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來，讓人找不到任何拒絕的理由。

“好?！彼f。

出門之前她換了一件米白色的高領毛衣，那是去年冬天在商場打折的時候買的，掛在衣柜里掛了快一年，吊牌都還沒剪。

她的公寓不大，一室一廳，但一個人住是足夠的。冰箱里永遠只有牛奶和雞蛋，偶爾會有一盒吃剩下的外賣，偶爾會有一袋切好的水果。衣柜里的衣服按照顏色深淺排列，從白到灰到黑，整整齊齊，像是商場櫥窗里的陳列。床單每兩周換一次，窗臺上那盆綠蘿還活著，葉子綠油油的，垂下來，在陽光底下晃動。她把自己的生活過得規規整整，像一件迭好的襯衫，放在柜子里，平平整整，沒有一絲褶皺，但也沒有人會把它拿出來穿。

十二月的天是灰白色的，空氣干燥，吸進肺里的時候帶著一絲刺痛，像是有什么細小的針在扎。她叫了一輛車，報上地址，靠在后座的椅背上，看著窗外的風景一點一點變化。寫字樓變成住宅區，住宅區變成綠化帶，法國梧桐變成銀杏。銀杏的葉子早就落光了，只剩下灰褐色的枝干伸向天空，像是一群正在伸展四肢的生物突然被凍住了，保持著某個未完成的姿勢，凝固在半空之中，等待著一個永遠不會到來的解凍的時刻。

車窗外的樹一棵一棵往后退去。八年前的那個夏天，她也是這樣坐在車里，看著窗外的樹往后退。那是七月，外婆剛剛下葬，尸骨未寒。那時候銀杏樹還披著濃綠，陽光烈得灼人，蟬鳴震得耳朵發疼，整個世界都浸泡在一種滾燙的、喧囂的、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熱浪里。她把臉貼在車窗玻璃上，玻璃是涼的，貼上去很舒服，是那個夏天里為數不多的讓她覺得舒服的東西。她的眼睛腫著，腫得像兩個核桃，看什么東西都隔著一層霧似的模糊不清，但她沒有再哭。眼淚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經流完了，流在外婆的枕頭上，流在那張她睡了六年的木板床上，流在那個從此以后再也不會有人住的小房間里。

那天晚上她睡在外婆的床上，那張她從九歲睡到十五歲的木板床。床墊很硬，硌得人腰疼，但她已經習慣了，習慣到換一張軟床反而睡不著。枕頭上還殘留著外婆的氣味，淡淡的，舊舊的，像是某種干枯的草葉被太陽曬過之后留下的味道，混著樟腦丸的氣息，混著老舊木頭的氣息，混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的氣息。她躺在黑暗里，睜著眼睛，聽窗外的蟲鳴一聲接一聲，聽隔壁房間里母親壓低了嗓門說話的聲音——她在和誰說話？在說什么？祝辭鳶聽不清楚，也不想聽清楚。她還聽見院子里偶爾傳來的腳步聲，是鄰居家的狗在夜里亂跑，還是什么別的東西，她也不知道。她只是躺在那里，躺在那張她睡了六年的床上，想著，這張床以后就不會再有人睡了。這間屋子以后就要空了。外婆再也不會在早上六點半推開門，用她那雙布滿老年斑的手輕輕拍她的肩膀，叫她起床吃早飯了。

那是她十五歲那年的夏天。

車在別墅區門口停了下來。

她付了車錢，推開車門下來，在路邊站了一會兒。出租車的尾燈在她視線里慢慢縮小，縮成兩粒紅色的小點，轉彎的時候閃了一下，然后被夜色吞沒了，像是一只眼睛眨了一下，然后永遠地閉上了。她站在那里，忽然覺得自己像是一件寄錯了地方的包裹，收件地址寫得模模糊糊，收件人姓名也看不清楚，無人認領，無處可去，就那么孤零零地擱在路邊上，等著一個永遠不會出現的人來把她帶走。

這條路她已經走了八年。每一塊地磚的接縫她都熟悉，每一棵行道樹的姿態她都認得，每一盞路燈在什么位置會投下什么樣的陰影她都記得清清楚楚，像是一段被硬塞進腦子里的課文，背得滾瓜爛熟，卻從來沒有真正理解過，從來沒有真正感到過親切。那株銀杏樹的樹干上有一道扭曲的疤痕，那是多年前一場大風刮斷了枝椏之后留下的印記，樹皮在傷口處愈合，長出一層凸起的、凹凸不平的疤，像是皮膚上的燙傷。再往前走幾步是那棵老香樟，樹冠茂密得有些陰沉，枝葉層層迭迭地堆積在一起，夏天的晚上，它肥厚的樹影能把半盞路燈都吞進去，讓那一小段路變得格外昏暗，格外靜謐，格外像是什么不該發生的事情會發生的地方。

高中那幾年，她每天早上六點半出門，坐在繼父派來的車里去上學。司機點點頭，每天早上她上車的時候他會從后視鏡里看她一眼，然后發動汽車。那時候她還不習慣住在這個地方，還不習慣這棟三層樓的別墅，還不習慣每天早上有人專門開車送她上學，還不習慣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還不習慣那種安靜得讓人發慌的靜謐。她總覺得這條路太寬了，太干凈了，太安靜了，和她之前住過的那些地方完全不一樣。在她的記憶里，路應該是窄的，熱的，擠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早點攤上的油條在鍋里滋滋作響，炸得金黃焦脆，油煙味飄得滿街都是；修自行車的老頭蹲在路邊，手里的錘子敲敲打打，叮叮當當的聲音從早響到晚；隔壁張阿姨端著一盆衣服蹲在家門口的水龍頭下面搓洗，洗衣粉的廉價香味混著肥皂水的氣息彌漫開來，和早點鋪的油煙氣攪在一起，變成一種她再也聞不到的味道。那是一種臟兮兮的熱鬧，一種亂糟糟的生機，一種她以為自己會在那里面生活一輩子的理所當然。

八年過去了。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從未消失過。也許永遠都不會消失了。也許一個人在十五歲之前住過什么樣的地方，就會永遠屬于什么樣的地方，之后搬到哪里都只是寄居，都只是暫住，都只是在別人的屋檐下假裝自己也是這里的一份子。

門崗朝她揮了揮手，示意她可以進去了。那人五十多歲，姓什么她已經忘了，只記得他總是穿著那身深藍色的制服，戴著那頂有些發舊的帽子，臉上有一道長長的皺紋，從眼角一路延伸到嘴角邊上，像是一條干涸的河道。他認得她，叫她“黎先生家的女兒”——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是這樣稱呼她的，客氣，熱絡，帶著一種對大戶人家的恭敬。她沒有糾正他，她從來都不會去糾正任何人。“黎先生家的女兒”就“黎先生家的女兒”吧，反正也不是第一個這樣叫她的人，也不會是最后一個，在外人看來這似乎就是事實。每一次她都只是點了點頭，走了進去。

園區里的小路兩邊種著冬青和紅葉石楠，修剪得整整齊齊，一棵一棵排列成行，像是一排站崗的士兵，又像是一群穿著制服的學生在等待檢閱。母親當年告訴過她，這種植物叫紅葉石楠，春天的時候長出來的新葉子是紅色的，紅得發亮，襯在一片綠色中間，很好看。她那時候點點頭說哦，然后就把這件事忘掉了，忘得干干凈凈，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但是后來，每一次走過這條路，母親當時說這句話時臉上的表情都會浮現在她眼前——那是一種帶著討好意味的表情，小心翼翼的，試探性的，仿佛在說：你看，這里什么都很好，這里比我們以前住的地方好多了，你應該喜歡這里，你應該把這里當成你的家。但她沒有辦法喜歡。喜歡不是一種可以被說服的情感，不是一種可以被道理征服的立場。她只是記住了那些植物的名字，僅此而已。紅葉石楠。冬青。桂花。香樟。她可以叫出它們每一個的名字，但她無法對它們產生任何感情，就像她可以住在這棟房子里八年，卻始終無法覺得這里是她的家一樣。

地上落了一些枯黃的葉子，稀稀拉拉的，物業還沒有來得及打掃干凈。她拐過一棟樓，那棟米白色的別墅就出現在她眼前：三層樓，帶一個小花園。院子里那棵桂花樹是繼父在她搬來之前就種下的，種了好些年了，樹干已經有碗口那么粗，枝葉繁茂，遮住了半個院子的天空。繼父說他喜歡桂花的香味，說桂花是富貴的象征，說“桂”和“貴”諧音，寓意很好，說這棵樹會給這個家帶來好運，帶來財氣，帶來平安順遂。每年九月的時候，滿樹的桂花開得金燦燦的，一簇一簇，擠在枝頭，香味濃得能飄出半條街去。但那股甜膩膩的味道飄進她房間的時候，濃得讓人頭疼，濃得讓人喘不過氣，濃得讓人想逃。她不得不把窗戶關得緊緊的，一個人悶在空調房里，悶一整個夏天的尾巴，等著那些花謝掉，等著那股香味慢慢淡下去，等著秋風把那些殘留的氣息吹散干凈。

她第一次看到這棟房子的時候以為自己走錯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