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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果令劉銘傳大失所望。當時主持總理衙門的是慶郡王奕劻，而戶部尚書乃翁同龢，他們向與淮系不洽。此時，劉銘傳多么希望有人能站出來幫他說話。可是，過去一向支持他的醇親王奕譞(光緒帝的生父)由于病重昏迷，無法視事，而他的老上司李鴻章也因此事敏感而不敢為他講話。劉銘傳茫然四顧，毫無援手，并預感到今后辦事會越來越難。

洋人承辦的方案被否決后，如何解決基隆煤礦的出路又成了一道難題。劉銘傳與張士瑜商量來商量去，光靠官股無法為繼，只有再招商股，重走“官商合辦”的老路。雖然這個辦法曾經失敗過，但此一時彼一時。由于近年來煤的行情看漲，民營煤礦開始逐漸增多，經營勢頭也不錯，這對商股又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劉銘傳找來一些商人進行洽談。果然，商人們很感興趣，但他們也提出了自己的擔心。洋務運動以來，“官商合辦”常常搞不好，主要原因就是以官為主，商人沒有發言權，而官不懂商，積習甚多，終致虧累而難以為繼。他們向劉銘傳提出，讓他們入股可以，官商共同經營也可以，甚至在投資上讓他們拿大頭也沒有問題，但是有一條，那就是礦務要由商人主持，官不過問。

這樣的條件按理并不過分。人家拿了錢，你卻不讓人家主事，這本身就說不通。不過，這樣做卻要打破以官為主的格局。有人感到擔心，提醒劉銘傳還是謹慎從事，但劉銘傳卻認為只要能把基隆煤礦盤活，一切均可嘗試。

商人們一見劉銘傳放了話，便躍躍欲試。最后雙方商定，基隆以原來的官本十二萬投入，而商股再集資三十萬，由商人接辦。

應該說，這個方案對雙方都有利。劉銘傳也滿懷希望，心想這個方案總該沒問題了。洋人承辦不行，官商合辦難道還不成嗎？因此，他一邊打報告，一邊批準先干起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報告一上去又引來了更大的風波。

戶部和總理衙門立即提出質疑，他們還把劉銘傳呈送的基隆煤礦合辦章程逐條細摳，從中找出諸多毛病。其中有“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

如，礦務主持。既然官商合辦，就應官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權于商，官竟不能過問”？

又如，礦務總管聘用洋人。劉銘傳所稱各股皆系華人，為什么總管卻是洋人？這里邊“顯有冒充影射情事”。

再如，該巡撫不奏明請旨，便即議立章程，擅行開辦，“尤非尋常輕率可比”。

在向皇帝匯報時，奕劻和翁同龢都聲稱：“劉銘傳前與英商訂擬合同，辦理粗率，已降旨申飭。諭令他慎選賢員，另籌辦法，可他這次招商同官合辦，依然是種種紕謬，大不可行。”

皇帝怒曰：“非嚴懲不可!”

光緒十六年（1890年）六月二十日，皇帝批示：“劉銘傳交部議處。”并勒令其“即將現辦之局趕緊停辦，不準遷延回護”。

吏部接旨，認為要給予“革職處分”的重懲。不過，意見呈報上去之后，光緒帝還算手下留情，加恩改成“革職留任”。

處理決定下達后，劉銘傳很不服氣。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不知下情，而戶部和總理衙門則不明事理，落井下石。他復奏申辯，強調商人退辦，官若另開新礦，不僅“巨款難籌”，而且“逐年虧折之費亦難為繼”，希望維持原狀。但報告上去后，如同石沉大海。此時，醇親王已經病逝，而他的老上司李鴻章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也選擇了沉默。劉銘傳孤立無援，有志難申，一怒之下，唯有選擇“乞退”。六月二十三日，即處分決定下達的第三日，他便以“目疾沉重”，請求開去巡撫本缺。

其實，早在兩個月前，劉銘傳就請過一次病假。那是在他被朝廷“傳旨申飭”之后。朝廷給假一月，到期后他又上折子請求因病開缺。朝廷仍不準，給假三月。在這期間，他的官商合辦計劃再次受挫，并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于是，假期一滿，他便又一次上奏，聲稱病情加劇，請開缺調理；如不得請，懇請賞假，內渡就醫。

朝廷看了他的報告，疑他是在斗氣，心中大為不快，再次對他“傳旨申飭”，不過仍賞假三月，在任內調理，毋庸開缺。

可劉銘傳此時早已心灰意懶，歸意已決。假期一滿，他又第四次上奏請求開缺，而且語氣堅定。這一次，朝廷終于批準了他的請求。光緒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1 891年5月5日)諭云：“劉銘傳奏，病仍未愈，懇請開缺一折。福建巡撫劉銘傳著準其開缺，并開去幫辦海軍事務差使。”

這是劉銘傳最后一次辭官。表面看是由基隆煤礦而起，實則不然。自從主臺以來，六年的勞苦和紛擾，加上謗書盈篋，窒礙甚多，這些早已使他心力交瘁，身心俱疲，特別是朝局的變化使他徹底失望，這才是他辭官的真正原因。臺灣建省之初，清廷曾給劉銘傳大力支持，并對他充分信任。加上奕譞和李鴻章的鼎力相助，劉銘傳的很多想法和建議都能得以通過，包括辦防、鐵路、電報、郵政、學堂等諸多方面的改革在內。他還幾度獲得封賞：光緒十五年（1889年）正月，賞加太子少保銜；光緒十六年（1890年）正月，賞加兵部尚書銜；同年三月，以臺灣巡撫幫辦海軍事務。當時海軍衙門剛成立不久，該機構的規格很高，由奕譞為總辦，李鴻章等為會辦，其地位甚至高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然而，中法戰爭后，李鴻章坐鎮北洋，淮系勢力進一步擴張，這引起了湘系和朝中其他勢力的不安，于是派系之間的斗爭日趨復雜。劉銘傳作為淮系大員、李鴻章的親信，自然身陷漩渦，難以撇清。劉璈被清除后，湘系勢力受到打擊，雖然左宗棠已去世，可曾國荃等湘系大員豈能坐視不管？加上劉銘傳的新政不僅觸犯了當地的利益集團和舊勢力，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滿。各種因素形成合力，一起針對劉銘傳，對他的彈劾也越來越多。

比如，有人拿他在清賦中出現的問題做文章，糾參他“任用非人，漫視民瘼”，“以致奸民、土匪乘機作亂”；彰化等地由于攤派嚴重，導致“一鄉盡逃，臺南尤勝”。還有人指責他在撫番上操之過急，措置失當，以致民心未協，不斷激起番變。劉銘傳開設招商局，買了兩艘輪船，也被批評為賠累甚大。總之，對他的攻擊無處不在。

光緒十四年(1888年)12月13日，朝廷將言官的謗書(檢舉信)抄轉給劉銘傳閱看。這實際上就是一個警告。盡管朝廷的語氣尚屬平和，認為“劉銘傳自簡任臺灣巡撫以來，辦事尚為得力”，但同時又說“參折所陳，均不為無因”，要求劉銘傳接受朝廷的訓誡，對照問題，“平心省察，據實復奏”。

清廷這么做自然是為了敲打他，其潛臺詞也顯而易見，那就是：你的問題朝廷已經掌握了，你可得小心點了!

這對劉銘傳來說，當然不是一個好兆頭。光緒十五年（1889年）正月，光緒皇帝親政。圍繞慈禧歸政，帝黨和后黨的矛盾日漸凸顯。在年輕的皇帝看來，淮系和劉銘傳都是后黨一派，對他頗多戒心。

這樣一來，劉銘傳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最讓他痛心的是，他的辦防計劃也遭到阻撓，無法實現。在劉銘傳諸多新政中，辦防始終是第一位的。因為中法戰爭給他太多的教訓。由于海防薄弱，“一有兵爭，倉皇束手”。他多次上書，呼吁清廷加大海防投入，他還希望能夠為臺灣建立一支海軍。可是，他的這些希望均一一落空。光緒十三年（1887年）八月，戶部尚書翁同龢上書朝廷，以國庫空虛、救災需要為由，請求停購外洋槍炮、船只、械器，同時炮臺建設也一律暫行停止。這道諭旨一下，劉銘傳大感失望，他的海防夢也由此破滅了，不禁喟然嘆息：“人方惎我，我乃自抉藩籬，亡無日矣。”

這件事對劉銘傳來說打擊很大。他的心徹底寒了。他不想再干了，也實在干不動了。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也是實情。作為一個久經沙場的老將，早在與太平軍作戰時，他的頭部就受過嚴重的槍傷，并患有眼病，幾近目盲。赴臺之后，日理萬機，勞心費神，加上身染濕瘴、痢疾等多種疾病，經常手足麻木，咯血不止，寒熱并增，吐瀉俱作。此外，他的眼疾也進一步加重，左眼已瞎，右眼昏花，“咫尺不辨人形”。耳病也很嚴重，左耳已廢，右耳“尚賴保全”，但卻聽力低下。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內虧外感，氣血難通，補瀉兩窮，群醫束手”。

光緒十七年（1891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朝廷批準他辭官二十多天后，劉銘傳乘船離開臺灣返回家鄉。

茫茫大海，波濤洶涌。劉銘傳走了，帶著一身傷病和未實現的夢想，帶著一腔熱血和未酬的壯志。他只身而來，孑然一身而去。臨走時沒有帶走一物，甚至把自己的養廉銀和歷次因戰功而獲得的朝廷賞銀，全部捐出，用于修建學堂，培養臺灣的孩子。他最后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

劉銘傳離任后，臺灣新政便陷入了全面停頓。因為接任他的邵友濂不僅才學平庸，而且思想保守。他一上任便對劉銘傳全盤否定，諸多革新均被一筆勾銷。一時間，“新政盡廢”，滿目凋零。這種倒退令人痛心，它導致了臺灣近代化幾乎全部中斷，發展也陷入停滯。特別是海防建設的中止，無疑是自毀長城。梁啟超先生有詩云：“軒車一去留不得，藤蔓啼鶯空復情”；“長城已壞他豈惜，雨拋鎖甲苔臥槍。”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于局勢緊張，清廷又一次想到了劉銘傳。慈禧太后懿旨，撤銷對劉銘傳的處分，恢復其職務。不久，又令其迅速北上，進京陛見。

可是，一切都晚了。此時，劉銘傳已經病魔纏身，數疾并發，連行動都已相當困難。李鴻章不得不據實上稟，說他因病無法應召，是否另調大臣統兵。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連電催其復出。光緒二十年（1894年）九月初七日的電諭云：

現在軍事日棘，統帥乏人。該巡撫受國厚恩，當此邊防危急之時，豈得置身事外？著李鴻章再行傳諭劉銘傳。于接奉此旨后，即行起程來京陛見。該巡撫忠勇素著，諒不至藉詞諉卸，視國事如秦越也。仍將這旨起程日期，先行電聞。

今天我們重讀這份電諭，仔細玩味，不禁感慨良多。不難看出，此時清廷對劉銘傳出山是何等祈盼和依賴，一如當年令其赴臺抗法，而與多年前對其的打壓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然而，這一回劉銘傳真的無能為力了，盡管有人說他是負氣不愿出山。他真的病了，而且病得相當嚴重。如同他自己所說，哪怕只要能起身，也會抱病應命。可是，如今他已做不到了。一年多后，劉銘傳病逝于家鄉劉新圩，享年五十九歲。在他去世前，傳來甲午戰敗的消息，而臺灣也淪于敵手，盡管臺灣軍民奮勇抵抗達五個月之久。看著這塊他曾經嘔心瀝血、宵衣旰食為之奮斗六年的熱土為敵寇所占，病榻上的劉銘傳失聲痛哭，吐血昏厥，數月之后便在憂憤中離世。

劉銘傳一生留下太多的遺憾，而臺灣可能是他留下遺憾最多的地方。身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盡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生不逢時，壯志難酬。所謂“嘔心六載功不就”“一生枉抱濟時才”，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悲哀。

六、1898：短命的變法

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這一年的正月初三，總理衙門突然召見了康有為，這在當時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作為清廷最高辦事機構，竟然興師動眾地召見一個區區小吏，這樣的事情并不多見，何況其中還有一段復雜的背景。因此引起各方關注，絲毫也不奇怪。

康有為人稱康南海，因其出生于廣東南海之故。他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年輕時游香港，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從1888年至1898年，連續撰寫了《上清帝第一書》至《上清帝第七書》，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其中《上清帝第二書》，即為喧騰一時的“公車上書”，由梁啟超等幫助完成，風行一時。

甲午戰敗后，清政府蒙受了極大的恥辱，《馬關條約》舉國反對。尤其是割讓臺灣，人心盡失，就連光緒皇帝自己都深感“羞為天下主”。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北京發生“公車上書”運動。在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一千三百余人舉行集會，聯名上書請愿，要求變革圖存。領頭的就是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

不過，關于“公車上書”的真實性，早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這是康有為為了標榜自己而自我貼金，實際上這份上書并未進呈，至于康有為所說的因都察院拒絕代遞，也是個謊言。真實的原因是康有為擔心上書可能會影響自己的仕途而沒有呈遞。從事后的結果看，康有為會試及第，授工部主事，似乎也是一個佐證。

然而，盡管“公車上書”存在爭議，但康有為系列上書倒是確有其事。1895年5月29日，即“公車上書”沒幾個月，康有為又寫了《上清帝第三書》。幸運的是，這道折子經過都察院代遞，呈送到了光緒皇帝的手中。

7月19日，即光緒皇帝看到折子一個多月后，便頒布諭旨，號召君臣同心，上下齊力，發憤自強，改革圖新。隨著這道諭旨下發的，還附有一些官員上呈的有關改革的奏折，以供各級臣僚參閱。這其中就包括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這對康有為是很大的鼓舞。于是他又接著寫了《上清帝第四書》。不過，這次上書幾經周折，卻上呈未果。

此后，為了“開通風氣，聯絡人才”，康有為和他的弟子梁啟超開始轉向辦報，并成立強學會，意圖“托古以改今制”，倡導維新變法。強學會成立后，一度影響很大。很多維新人士紛紛聚集到強學會的旗下。就連朝中的一些高官也對強學會采取贊賞和支持的態度。兩江總督張之洞等先后入會，袁世凱第一個給強學會捐銀，就連甲午戰敗后靠邊站的李鴻章也表示要捐銀參加，但遭到康有為拒絕。

此時，康有為已儼然成為維新派的領袖，風頭正健。盡管轟轟烈烈的強學會壽命很短，僅僅幾個月，便因保守派的彈劾而被迫改為官書局。不過，康有為的舉動已引起一個重要人物的關注。

這個人就是兩代帝師翁同龢。

翁同龢時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位高權重，深得光緒皇帝倚重。《崇陵傳信錄》稱：“上沖齡典學，昵就翁同龢，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懷撫其乳。”光緒自幼畏雷聲，在書房讀書時，每逢打雷，必鉆進翁師傅懷中。故翁師傅在書房二十五年，最為光緒所親。據康有為說，他與翁師傅相識是在辦《萬國公報》期間，翁來訪不遇，后康前往拜謁。談及變法之事，言語相投，談話進行了四個小時。翁師傅向康索要有關論治之書。還告訴他，皇上無權，太后猜忌，就連他見客也有人暗中監視云云。

1897年11月，發生德占膠州事件，引起朝野震動。事變發生后，康有為由廣東馳赴北京，“上書急陳事變之急”。這道上書就是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五書》。在奏折中，康有為提出應對膠事的上、中、下三策，并表示瓜分之禍，迫在眉睫，“恐懼回惶”，“再詣闕廷，竭盡愚忠”。可是，工部尚書淞溎因其言辭不當，“大怒，不肯代遞”。清制，四品以上官員可專折上奏，而四品以下之官，如有奏本只能通過本部堂官，或都察院代奏。由于工部堂官拒絕代奏，康有為又寫了另外的奏本，請楊銳、高燮曾等人代呈。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給事中高燮曾見其書（指康第五書），嘆其忠，抗疏薦之，請皇上召見。”指的就是這件事。

高燮曾時任兵科給事中，此人正直敢言。當時，他極力舉薦康有為，提出由皇上召見康，并委以重任。不過，高的折子轉到總署核辦時，除翁同龢表示支持外，禮部尚書許應骙等人都極表反對。翁同龢自從認識康有為后，認為此人“才堪大用”，便多次向光緒舉薦。在康有為第五書被工部長官拒絕代遞后，認為希望渺茫，打算整裝南歸時，也是翁同龢勸阻了他，讓他繼續留京等待時機。

然而，盡管有翁同龢的支持，關于召見康有為的提議還是被否決了。執掌朝政的恭親王奕?認為，康有為一個小小的主事，皇帝召見“不合成例”。他提出可由總理衙門先行召他一談，如果可用，破例也可，否則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