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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再來一次

明仁宗只做了十個月的皇帝，病逝后長子朱瞻基繼位，是為明宣宗。

朱瞻基有“明君”的美譽，他與其父統治的時代更被史家稱為“仁宣之治”。明宣宗做過幾件很有意思的事：他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掃黃運動”，查封了首都的大批妓院，廢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員攜妓宿娼。此外，他還有意將首都遷回南京。

明宣宗對鄭和同樣十分信任，出于遷都的考慮，他任命鄭和為南京守備，著手修理南京宮殿，同時修建南京大報恩寺。

但是，明宣宗同樣面臨著內憂外患。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問題，歷建文、永樂、洪熙三朝，都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朱瞻基即位之后，整治強藩漢王朱高煦與趙王朱高燧，明初近半個世紀的藩王問題得以徹底解決。對來自北方蒙元勢力的威脅，明宣宗御駕親征，對其實施軍事打擊。在這個背景下，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親自召見鄭和，重啟遠下西洋工程，詔書曰：“朕祗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統，君臨萬邦，體祖宗之至仁，普輯寧于庶類，已大敕天下，紀元宣德，咸與維新。爾諸番國遠處海外，未有聞知，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赍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皇位穩固了，“君臨萬邦”的念頭在所難免。宣德六年（1430年）十二月，鄭和開始了第七次遠航，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下西洋。

這一年，鄭和年已六十了。據《明宣宗實錄》記載，鄭和率領二萬七千多人的遠洋船隊“凡所歷忽魯謨斯、錫蘭山、古里、滿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勃利、蘇門答臘、剌撒、溜山、阿魯、甘把里、阿丹、佐法兒、竹步（索馬里）、加異勒等二十國及舊港宣慰司……”

第七次下西洋，實現了兩個人的夢想：作為帝王，朱瞻基實現了“君臨萬邦”；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鄭和來到了圣地麥加，實現了朝圣的夢想。

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鄭和船隊返航。三月十一日，鄭和病逝古里。古里，二十六年前，鄭和第一次抵達的便是這里，最終他又在這里走到了人生的盡頭，成為歷史與傳奇。

八、煙消云散

鄭和的故事，需要一個尾聲。因為鄭和的故事，始終與大海有關——這時的歐洲已告別黯昧的中世紀，正在發生巨變。鄭和航海，有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中西方互動？沒有任何相關跡象。鄭和跟后人想象中的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是有區別的。

鄭和航海，根本就不是中國歷史上的“唯一”，更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唐代即有海外遠航，明代與之相比，只有規模上的變化，目的則是驚人的相似——直接服務于王朝的權力。

鄭和下西洋的實質，是消除朱允炆式的皇權威脅，同時炫耀武力以賓服四方，滿足朱棣身為“上國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終明一朝，始終都在實行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雖然有時松動一些，而朱棣時代恰恰是最嚴厲的時期。《明太宗實錄》記載：“緣（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后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為貫徹“海禁”，朱棣還責令“禁止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唯一的變化，是朱棣恢復了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貢。

朝貢，是一筆政治臉面賬。而經濟賬，當時就有人算得一清二楚：永樂十九年（1421年），北京紫禁城發生大火，剛剛落成的三大殿蕩然無存，朝中大臣趁機對鄭和下西洋發出一片反對之聲。翰林院侍讀李時勉等上書抱怨說：“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于道，實罷疲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李時勉等說得非常委婉：由于鄭和下西洋，周邊國家不斷派遣使節進京朝貢，搞得有關接待部門應接不暇。“送禮”的客人冷不得又熱不得，不如少招惹他們，以免勞民傷財。

表面的歌舞升平，代價是朱棣的一擲千金。萬歷年間的王士性，則給出了朱棣政治賬的直接答案：“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赍銀七百余萬，費十載，尚剩百余萬歸。”

——凈虧六百萬兩白銀，這就是鄭和“西洋”之行！

明成化年間（具體時間史料記載不一），明憲宗受中官鼓動，再次冒出重新下西洋的念頭，遂傳令兵部調取當年鄭和的航海圖等資料。但是，所有的資料都失蹤了。

鄭和航海資料的丟失，據說與當時的兵部車駕司郎中劉大夏有關。但是不是劉大夏焚毀了航海圖，同樣沒有確鑿的史料證據。明憲宗企圖重新下西洋之事沒有下文，劉大夏焚圖之嫌最終不了了之，其實都在鄭和航海的實際意義與價值上。

“鄭和之后，再無鄭和。”鄭和七下西洋，最初的意義沒有太多的隱秘，最后的意義也無需太多的附會。明朝的大海，“悠然而去漸遠漸小，但則見渺茫茫一發遙空只有天水相連”……

唐伯虎：悲情人生

很多人因為《三笑》式的娛樂片，形成了關于唐寅的歡樂印象。其實，唐寅是一個悲情角色，他循規蹈矩時被人陷害，逾越規矩時又被人欣賞，“風流才子”的浪漫與之相去甚遠。這時的明朝已過去了一百年，雜亂無章的時代烙印，一股腦兒地刻在唐寅身上。

一、人生波浪

唐寅（1470-1524），字伯虎，又字子畏，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吳縣（蘇州）人。

唐寅的祖輩，大約于明英宗年間落籍吳中，到他父親這一輩時，依舊是一介市井平民。唐寅的父母做一點小生意，而且在街市開了一處“酒肆”。不過，這種酒肆檔次很低，來喝酒、喝茶的都是一些市井小民，唐寅也就自幼處在這種生活環境中。

少年唐寅習慣于游走閭巷街頭，有著曠達不羈的稟性，沒有家傳的責任和義務感，甚至沒有道德的負擔，這也是他日后遭遇挫折，與儒林漸行漸遠，走上“才藝”之路的重要原因。

唐寅的少時朋友，亦多為市井出生。有個街頭小混混似的張靈，與唐寅交往甚多。直到十幾歲時，二人還時常一齊脫光衣服，跳進水塘洗澡。家庭生計有父母操持，唐寅時常浪蕩街市。

唐寅的幸運之處，在于他的生活大環境。蘇州地區經濟發達，科甲繁盛，唐寅的父母在耳濡目染中對社會有了新的認識。明代的科舉制度有著公平、公正的一面，客觀上打通了社會上下層之間流動的通道。科舉成功便功成名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唐寅父母，不能不為之怦然心動。小生意的一點積累，他們全押在唐寅身上，期望他一舉成名改變家族的命運。

唐寅“性極穎利”，自幼聰敏，確實是塊讀書的好料。唐寅十六歲時參加童試，以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生員，也是家族中第一個有“功名”的人。小小年紀即為“秀才”，整個蘇州城也為之轟動。

少年得志，也讓唐寅人生前景一片光明，地方富家子弟紛紛與唐寅交往，唐寅也有了與張靈截然不同的一幫朋友。十九歲時，唐寅更娶了當地有身份的秀才徐廷瑞的次女。妻子徐氏賢淑，唐寅夫妻二人感情甚好，并誕有一子。唐寅有了童話般的青年時代，開始享受著幸福的生活。

但命運總是無常的。弘治七年（1494年），二十五歲的唐寅陡然落入人生低谷。一年之內，唐寅先后失去了五位親人：首先是父親操勞過度一病而故，接著母親傷心過度悄然辭世，不久妻子病逝，唯一的兒子夭折，最后是剛剛嫁出去的妹妹也跟著去世了。

人生如夢，唐寅墜入痛苦的深淵。他在悼念妻子的《傷內》中寫道：“凄凄白露零，百卉謝芬芳。槿花易衰歇，桂枝就銷亡。迷途無主駕，款款何從將。扶景念疇日，肝裂魂飄揚。”

家庭的變故，對唐寅的打擊并不僅僅限于精神層面。從小生活于順境中的唐寅，精神脆弱，對齊家治業更是完全陌生。家人的亡故，接踵而至的便是家庭破落。人生的沉重挫折，使唐寅幾乎崩潰，從此又回到了張靈的隊伍，自甘墮落，縱酒街頭，讀書求進更是無從談起。

困頓中的唐寅，所幸得到好友祝允明的幫助。祝允明的外祖父，乃是迎英宗復辟有功而鼎鼎大名的徐有貞，在地方享有極高的威望。祝允明為人風趣灑脫，才華橫溢，與唐寅、文徵明、徐禎卿被稱為“吳中四才子”。對唐寅的不幸遭際，祝允明深為同情。文徵明的父親文林，更是對唐寅“痛切督訓”。祝、文二氏是地方有名的官宦之家，正是因為他們的同情與幫助，唐寅才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振作精神，繼續致力于科舉，一心謀取仕途功名。

唐寅的努力，果然如期成功。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十九歲的唐寅到南京參加鄉試，一舉中舉，并名列第一，成為“解元”。鄉試中的第一名“解元”、會試中的第一名“會元”與殿試中的第一名“狀元”，便是讀書人夢寐以求的“連中三元”，而唐寅無疑成功走出了夢想中的第一步。

更可喜的是，鄉試獲中“解元”的唐寅，受到了主考官梁儲的賞識，并將其推薦給了另一位京官程敏政。

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休寧人。程敏政的父親程信，是個精通經術的儒臣，歷官至南京兵部。程敏政從小跟隨在外地做官的父親，十歲被巡撫羅綺稱為“神童”，并推薦給明英宗。明英宗見后非常高興，將其留在翰林院讀書。成化二年（1466年），程敏政進士及第，爾后進講東宮。明孝宗即位后，又擢程敏政為少詹事，兼試講學士，為皇帝講解經學。

程敏政是個典型的“官二代”，岳父李賢曾官至吏部尚書。有著神童經歷的程敏政，一生恃才自負，很少正眼看人。自己瞧不起別人，同樣不招同僚喜歡，“頗為人所疾”的程敏政，免不了在官場上要吃啞巴虧。弘治元年（1487年），大明朝很多地方暴雨成災，御史王嵩等認為這與程敏政的德性有關。官德影響氣候，倒也符合傳統的“氣象理論”，程敏政由此被免去職務，四年后才重新復職，最后又一步一步爬到了禮部右侍郎的位子上。

看不起同僚，程敏政卻對青年才俊，大概這就叫氣味相投，惺惺相惜。程敏政看到唐寅的文章，大為贊賞，一高興還將唐寅請到家中。從此，唐寅與程敏政有了密切交往，唐寅無疑就是程敏政的門生。

唐寅與程敏政之間的交往，有著文人交流切磋的屬性，但二人的資歷遠不在一個層面上，所以師生的屬性更中肯一些。唐寅對程敏政同樣非常崇拜，作為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學子，目空無人在所難免，但程敏政以其真才實學征服了唐寅。程敏政有一篇文章寫得非常精彩，唐寅找其索要，程敏政痛快地抄給了他，唐寅鄭重地送給程敏政一個金幣，算作“潤筆”。

從唐寅與程敏政的個性看，這種“付費閱讀”并不帶有賄賂的性質。唐寅付錢，是一種對師長知識產權的尊重；程敏政收錢，屬于禮尚往來，他不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也根本不缺這一個金幣。

唐寅結識程敏政，對自己的仕途進步顯然是有益的。這種未來前景的鼓舞，更使唐寅擺脫了家庭災難留下的陰影。在這期間，唐寅也重新娶妻，開始了正常的生活。美好的明天，又在向唐寅招手……

二、飛來橫禍

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赴京參加會試。作為鄉試的“解元”，會試能進士及第應該是正常的。文化發達地區全省第一的考生，如果在全國統考中名落孫山，反而有點意外。

與唐寅一道進京應試的，還有兩位同鄉朋友：一個是徐經，另一個是都穆。徐經與都穆，同樣很有才華。其中的徐經，家里還特別有錢。

明代的會試，制度相當健全。會試之前，主考官究竟是誰除了皇帝與禮部尚書，主考官本人也不曾知道，更別說普通的社會人士。但這一年會試的主考官，恰恰是程敏政與李東陽。李東陽與程敏政一樣，是個飽學之士，當年參加殿試，名列二甲第一，也就是全國第四，并且“以文章領袖縉紳”。遇上這樣的主考官，只能說唐寅的運氣有點好。

兩個考官學問太大，對考生來說則完全是一件可怕的事。以他們的學問，隨便一道題，肯定都要折磨死一批考生。會試要進行三場，第三場是“策問”。這一場的試卷剛發下來，整個考場就炸鍋了！

炸鍋的原因，是大家根本看不懂題目。題意都看不懂，下筆還不靠蒙？《會試策問》的第三道題為程敏政所出，原題是這樣的：

“問：學者于前賢之所造詣，非問之審、辨之明，則無所據以得師而歸宿之地矣。試舉其大者言之：有講道于西，與程子相望而興者，或謂其似伯夷；有載道而南，得程子相傳之的者，或謂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養性，專師孟子，或疑其出于禪；有從事于《小學》《大學》，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謂豪杰之士，曠世而見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學亦徒因古人之成說，謂其爾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禪、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請極論之，以觀平日之所當究心者。”

題中“曠世而見”的四位“豪杰之士”是誰？只有程敏政知道是宋代的張載、楊時、陸九淵和元代的許衡。但作為考生，要知道這個答案，除非將漢代到元代的“中國思想史”通讀一遍，并且熟知這四位的專著。否則，只有開啟想象功能，撞撞自己的運氣。

但較真起來，程敏政的這道題，又沒有超出明朝“考試大綱”的范圍。因為那四位，都是理學名家。所以，答不上題，只能怨自己讀書少，不能怪老師出題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