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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布從東漢的衰敗,看得分明,下面官僚權力過大不受限制是皇室威嚴掃地、民不聊生的根源,皇帝、官僚、民眾這三方力量中,如果官僚集團力量太過強大,不是皇帝、民眾的幸福,更不是整個國家的福,最典型的是東漢、明朝末年,呂布不想讓自己重蹈崇禎皇帝的覆轍。

為此呂布開國之初,在自己聲望最隆之際,改組了政權機構,改組的目的一則分下面高官的權力,二則監督官僚的權力運行。

在呂布看來,軍政大權集中是屬下尾大不掉功高震主乃至謀反篡國的一大動因,呂布把軍政分開,設軍務院專門處理軍事,設政務院專門處理民政,是為了分下面高級官僚的權力,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不想讓任何屬下成為像歷史上曹操、司馬懿、袁世凱之類能夠軍政大權一把抓的權臣。

呂布將御史臺改組成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直接向皇帝呂布匯報,繞過政務院官僚,反腐更獨立,權柄更大,也是呂布為了遏制官僚權力的一大設置。

呂布把國家安全總署提升到中央一級機構,除了表示對國家安全、情報工作的重視之外,更有利用安全總署下面的三大機構為自己刺探官僚隱秘進而監控他們的目的,呂布把三大機構的名字從軍情司、中情司、暗香司更名為軍情部、中情部、內務部,全稱是軍事情報部、中央情報部、內部事務部,全面覆蓋對外、對內所有角落的情報,特別是對官僚的情報監控,這三大機構都有逮捕權。一旦得到對方不利于國家、嚴重觸犯大中華憲章的確鑿證據,立即逮捕,有廉政問題的交由廉政公署,沒有廉政卻威脅到國家安全的則交給廷尉處置,三大機構沒有審訊權,呂布是想把它當成錦衣衛、東廠、西廠來用,卻不想讓他們有錦衣衛、東廠、西廠那樣不可遏制的權力。

呂布設置通天教神殿通天塔,繼續在全國民眾特別是官僚中推行信仰,就是警惕這些官僚只有儒家的政治信仰而全無精神信仰而墮落得跟后世某些官僚一樣。

呂布更清楚這個國家機體上經常發作的癌癥的根源是官本位。而官本位的根源是垂直任命制,當每個官員都只需要向上司負責的時候,買官賣官、貪污腐化、道德淪喪是不可避免的。

中央集權和垂直任命制導致官設得太多,機構多、攤子大,官員多、人滿為患。首先是上面的機構太過臃腫。然后又搞什么對口設置機構,中央有什么機構,省、縣就有什么機構,甚至到鄉、鎮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后導致七站八所,從建國初的七八人,六十年后。一個鄉、鎮官僚達到兩三百余人,都是體制帶來的弊端。有的市副秘書長就多大十多個,助理達到十幾個,吃飯財政增加官民比。極大地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

幾千年來,都是少數人在少數人的圈子里選干部,由于是上邊給下邊發烏紗帽,造成在官員選擇導向上的失誤。讓官員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誰給發的烏紗帽就對誰負責過度追求短期行為,而沒有長遠打算以政績論英難,很多官員都形式主義,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績工程,取悅領導,等著提拔,對民生工程不重視,造成一屆政績幾屆包袱。

在權力設置上沒有實行分權和制衡機制,而是過于集中,少數人說了算和個人說了算,導致官員追求個人既得利益,著重管制審批,輕視公共服務和民生工程,嚴重惡化了經濟發展環境,是經濟發展不快的一個主要體制性原因。

任命官員后,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監管問題。而官本位制度導致管官的機制太虛,重授權而輕監督,重集權而輕分權,最后導致虛監督和軟監督,只有體制內的監督,而沒有體制外的監督,缺少其它政治團體和民眾的監督,新聞監督也有諸多禁區,這種體制內的監督導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腐敗問題難以根治,原因就在于此。

呂布以為,內部的反腐固然要設,當要配合著外部的反腐,內部的反腐才不至于成為某些權貴進行權力斗爭的工具,必須要引入外部監督,發動所有的基層民眾去盯著那些官員,監督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讓權力運行在陽光之下,才能徹底杜絕貪腐。

朱元璋設置了都察院督察御史、巡按御史、六科給事中,還搞出錦衣衛來秘密監察官僚,結果如何,還不是越反越貪,前赴后繼,實際上,究其效力來說,內部反腐是笑話,外部反腐是無奈。

呂布這三年來致力于推行全民教育,雖然因為地方官吏的貪腐,使得部分窮苦孩子暫時沒有進入小學堂和中學堂,但大部分百姓都或多或少地接收到了文字教育,有很多寒庶出身的百姓都能夠讀懂大漢日報,特別是呂布這次反腐風暴吹過,吹醒了很多民眾怯懦的心懷,他們意識到當今朝廷反腐的決心是很強大的,有了這樣的民意,呂布便有了外部監督來反腐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