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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朝談判失敗，因為自己無能導致國家陷入滅國之危的鍋脫歡同樣也要背，誰讓他是當朝親王呢！結(jié)局同樣好不了哪里去，南朝會因此會遷怒于己，最大的可能是被作為戰(zhàn)利品獻俘于南朝太廟，受盡屈辱被送到不毛之地囚禁至死。而自己的部屬會被其它宗王們瓜分，財產(chǎn)沒入宮中，子女成為他人的奴隸。

現(xiàn)在南朝皇帝不計前嫌給自己另外一條出路，讓脫歡震驚之余，心思不可避免的活泛起來。若是歸順南朝不僅可以性命無虞，也能保全自己的家族。而其給出的‘守護祖陵，祭祀綿延’的理由也足以讓他保住臉面，得到族人們的理解。

當然脫歡也不傻，明白南朝皇帝放自己一馬，肯定也是有條件的，而他改換門庭就是首要的代價。對此他心中雖有所糾結(jié)，但自自己失勢被貶，繼承汗位資格喪失，直至被奪權(quán)逐出權(quán)力場等一系列打擊后，便對國家的感情日益單薄，只想能保全家族，平安度過余生，而當下叛國背族則是唯一的出路……

趙昺放下仇恨招安脫歡也并非他的胸懷似海般的廣闊，也非對方算是自己的‘老丈人’之一，而是出于對國家未來考慮的無奈之舉。因為在奪取中原后，他也面臨著一個最大問題，宋廷缺乏管理游牧民族的人才。

當前大宋經(jīng)過數(shù)次革新已經(jīng)形成一系列的政策，能夠有效的管理州府郡縣，使百姓安居樂業(yè)，保持國家穩(wěn)定。對于有定居城池的半游牧團體，也能通過軍事威壓和財貨賞賜和完善的救濟政策讓他們服從。可是對于行蹤不定的純游牧民族，他們還是有些麻爪，不知道如何下手。

所以說，趙昺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中央的決策集團一直缺乏管轄游牧部落的人才。而為什么缺乏管轄游牧部落的人才呢，說白了還是自己祖宗惹得禍，現(xiàn)在要由自己這個后輩子孫來背這個鍋，而他背的這口鍋比之脫歡的鍋要沉重百倍。

究其根源，大宋自立國起，遼、夏、金、元相繼滲透華北，北方長期遭受戰(zhàn)亂，中國的經(jīng)濟重心不斷南移，直至靖康之變后徹底退往江南。南渡的后果不僅是國土喪失，也讓北方漢人元氣大傷，南方漢人頭一次成了中國的政治主體。

現(xiàn)在大宋朝廷中更是可以說皆是清一色的南人，即便那些祖籍北方的朝臣經(jīng)歷過上百年的消磨，身上又剩下多少北人的根骨呢？況且南北對峙多年，地理的隔離讓雙方皆缺乏信任，更為嚴重的是在朝野形成的輕視北人的風氣，這也不可避免的反映在執(zhí)政理念上。

而當前的中原在蒙元統(tǒng)治下近百年，其輕儒的政策下導致儒學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即便有少數(shù)大儒步入朝堂，也難以改變形勢。所以趙昺即便想在北地開科，從中原士子中選才，也不是短時間內(nèi)可以扭轉(zhuǎn)當下無人可用的形勢。他甚至現(xiàn)在都要考慮是不是要學老朱搞的春秋榜來照顧下北方士子，免得導致南人從始至終主導朝局的局面。

除了南北方人的理念和習慣差異外，趙昺面臨的另一個迫切問題是自己缺乏經(jīng)略一方的將帥。雖然經(jīng)過他多年不懈努力，朝中重文輕武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有所扭轉(zhuǎn)，但在士人和文臣心中武人你仍然沒有資格經(jīng)略一方，你的任務就是蠻打勐沖，至于像唐朝武人那樣出將入相，節(jié)度一方那是不可能的。

而大宋文人對于治理邊塞在趙昺看來，普遍上都是對邊塞持極端態(tài)度的，要么極端防御，要么極端進攻。一句話：進則窮追勐打，退則拒之于城壘之外。壓根沒有考慮如何長期有效地干涉蒙古政局，至于該如何經(jīng)略節(jié)度？你讓文人去有固定場所的西番、西南夷地區(qū)還能施展手腳，到草原上能干嘛啊，他也不敢擅自放手。

所以，說到底當前大宋朝廷就是南方+文人的主政格局。說籠統(tǒng)一點，大家對如何治理游牧民族皆是兩眼一抹黑，甚至就是根本不知道該如何統(tǒng)治草原。這就像元朝統(tǒng)治中國幾十年，但蒙古貴族到行將滅亡，大部分時間里依然不懂該如何統(tǒng)治中原一樣。

如此也是趙昺在與重臣討論收復中原后，暫時停止進攻謹守要塞的原因之一，希望能夠在這期間學習如何治理邊塞，為以后進取草原積累經(jīng)驗，尋求長治久安的策略。而招降脫歡也是為實現(xiàn)這個目標的方式之一。

當然如果脫歡不肯屈服，要誓死殉國，趙昺也會另尋他人。但是其作為試行者對此最為有利，首先脫歡無論從血脈上來講，還是其的地位而言，都有極好的示范效應，足以引發(fā)其他蒙古人效彷，從而有利于招撫政策的推行。現(xiàn)在其肯就范，可以說兩人是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