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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高先生所言，目的是在于說明《左》、《國》所用的《周易》，還沒有“爻題”，這無疑是正確地。但高先生卻認為的“《左傳》、《國語》凡記筮事，皆云遇某卦之某卦，所謂遇某卦之某卦者，乃筮得本卦而某爻變（陽爻變?yōu)殛庁常蜿庁匙優(yōu)殛栘常蚨D為別一卦也。以筮法言之，主要在觀本卦之變爻，然則可云遇某卦某爻”這種說法，又無疑是錯誤的。正是《左》、《國》里出現的“遇某卦之某卦”（即“×之×曰”），那不是卜筮上的“變卦”筮法，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稱，作為《周易》每‘篇’里“繇題”的一種固定文本結構形式所形成的稱法而已。所以春秋時人們在引用那種文本里的句子闡明事理時，同樣是“×之×曰”。

總之，以《左傳》一書所證實，在春秋時期，《周易》一書里還無“爻題”，即還沒有把“九·六”數字作為“爻題”加進《周易》一書里。也有《左傳》一書可知，今本《周易》文本起碼在春秋時期，還沒有定型，這應是個不爭的事實。那么，今本《周易》就是在戰(zhàn)國及西漢初期這段時間內看是何時定型的了。???

以上是從地上傳承下來的書籍文獻來看今本《周易》的定型時間，我們從先秦的傳世書籍里來看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有無反映“九·六”爻題，已知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并沒有反映“九·六”爻題。我們又從戰(zhàn)國時期產生的一部史書《左傳》里看到的是不同于今本《周易》的另種《周易》文本。而這些地上的材料證據，與上博藏竹書《周易》標本的鑒定時間，并無沖突。我們說上博藏竹書《周易》的標本時間產生的年代，并不等于今本《周易》定型的年代。那么，今本《周易》的定型時間，就在于戰(zhàn)國與西漢初這段時間內的某一時間段了。

接下來，我們繼續(xù)看今本《周易》在這一時間段里是何時定型的。雖然從傳世的先秦書籍里并無發(fā)現帶有“九·六”爻題的引句，但以此并不能證明“九·六”爻題的今本《周易》在西漢初期之前就沒有出現。因為在西漢時期里的文獻書籍里出現的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同樣是不帶“九·六”爻題稱法的。難道西漢時期里《周易》文本還不是以“九·六”為爻題的卦爻式的《周易》文本么？所以，單從先秦的傳世書籍里看引用《周易》里的內容，而沒有反映“九·六”爻題，就不足為證今本《周易》在西漢之前沒有出現。那么，在傳世的先秦文獻里，唯有《左傳》一書可以印證今本《周易》定型的上限了。從《左傳》一書里已知，春秋時期所用的《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為“爻題”的《周易》。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篇名稱為“繇題”的《周易》文本。這也說明今本《周易》在春秋時代還沒有定型。春秋時期，無論卜筮，還是引用，所使用的是春秋《周易》文本，即以《周易》名稱為“繇題”的《周易》文本。這都是有《左傳》一書所印證的了。而從《左傳》一書里記載的占、卜例子的內容，還可印證今本《周易》定型的上限時間。《左傳》里有一占、一卜例子，從解釋占與卜的內容來看，所涉及的歷史事件，卻是戰(zhàn)國后期的發(fā)生的事情。這就涉及的《左傳》一書的成書年代及作者的生活時代。我們來看《左傳》里有一占與一筮例子，所涉及到的歷史時代內容。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后，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與京。’”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后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這是《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里記述這一年春，陳國人殺了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逃亡到齊國，顓孫又從齊國逃亡到魯國。而陳完就留在了齊國，齊侯本來要公子完做卿，而被完辭謝掉，最后當了齊國管百工的官。

《左傳》一書里在敘述這一事件時又插敘與陳完有關的早年占、卜兩件事。一是，插敘陳國大夫懿氏把女兒嫁給敬仲（陳完的字）為妻時，曾為此事進行了占卜。懿氏的妻子對占卜結果說的就是“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后，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與京’”這段話。

我們知道占卜與筮卜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是不同的。這里的“占之”，就是龜占的方法了。龜占有龜占辭，筮卜有卜辭。但這里的“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后，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與京”，是不是龜占辭呢？顯然不是。這是占卜者進行龜占時，所謂對占卜得出的吉兇結果的說法，即斷語。也是所謂神示的‘天機’。這如同詩句的八句話，關于懿氏之女后代的‘天機’盡露。這‘天機’里說“媯氏（媯是陳完的姓）的后代，將在齊國長大；到第五代就要昌盛，位于正卿；到第八代以后，沒有人能與之爭鋒。”

這占卜是第一個插敘的內容，而接著所插敘的第二個內容，是在陳完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一位周王室的史官來到陳國，而隨身還攜帶一部《周易》面見陳侯，陳侯就讓這位來自王室里的太史為其兒子敬仲卜筮。周太史用《周易》進行卜筮，其結果是“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后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左傳》里記載的這一筮例，就是以春秋《周易》文本進行卜筮的例子。此筮例中出現的“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正是出于春秋《周易》文本《觀》里的第四“繇辭”。以下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觀》的結構形式：

“《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

益：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

家人：窺觀，利女貞。

漸：觀我生，進退。

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剝：觀我生，君子無咎。

比：觀其生，君子無咎。”

由此而知周太史所帶的《周易》為陳侯小兒子完卜筮，正是用的是春秋《周易》文本。周太史通過起蓍，得出的是《觀》里的第四繇辭“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才說“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代陳有國乎”。周太史也正是通過《觀》里的“否”繇辭，又結合《觀》的畫符號、《否》的畫符號取象來批斷陳公子完及八代以后的事情。即周太史所說的“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代陳有國乎？陳衰，此其昌乎。””這段一般人難以理解的話（此筮例在“《周易》卜筮說”里有詳解）。從這段解“筮”的話里，周太史已經‘斷出’陳侯的兒子完，日后將成為某國家王的上賓，其子孫還要擁有國家，而且已知是在齊國（即姜姓之國）將發(fā)生的事情。這陳完孩童時期里發(fā)生的一次卜筮與長大娶妻時，妻子的娘家進行的一次占卜其結果有著驚人的相似。這里且不說懿氏的龜占與周太史卜筮是那么的神，單就一卜筮、一龜占里所言的事情已是涉及到戰(zhàn)國后期的歷史了。

周太史給小敬仲卜筮一事，是記載在“莊公二十二年”，而這一年若換算成公元紀年，就是公元前671年。但這一年是陳國發(fā)生了內亂，陳完應是成年人了。這一年在記述此事時，又插敘追記陳完小時候被卜筮一事。那么，周太史為陳完卜筮的時間，應在公元前671年向前推溯30年左右，即公元前700年左右。史家記周太史為陳完卜筮的時間應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前期了，即周太史在春秋前期為陳完卜筮，而算出陳完的后代在戰(zhàn)國晚期發(fā)生的事情。周太史一次卜筮卻卜出了三百多年后的吉兇來。即從周太史的解筮中所說的“代陳有國乎？”、“必姜姓也？”來看，其時間應下溯到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承認田和（其祖先正是陳完，古代陳與田字通用）為齊侯，田和傳三代到齊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成為戰(zhàn)國七雄之一。即使田和為齊侯（擁有了國家），也是到了戰(zhàn)國中期了。若是按龜占里說的“八世之后，莫之與京”，這里的“京”就是“大”之意。那么，在諸侯國里沒有能與之比強大的國家了，說明只有知道齊威王，齊宣王（威王之子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時期的事，才能寫出這占與卜例中的說法。這說明寫《左傳》的作者是知道戰(zhàn)國后期的事情，那么，也就說明了在戰(zhàn)國后期流行的還是春秋《周易》文本，而以“九·六”數字為爻題的《周易》文本根本就沒有出現。因為《左傳》一書里無論“以《周易》筮之”，還是“《周易》有之”的引用例子，均反映的是春秋《周易》文本。我們也就由此認為，今本《周易》的定型時間可以下推到戰(zhàn)國后期了。也就是說今本《周易》的定型時間，可以縮小到戰(zhàn)國后期至西漢初期這一時間段了。

由上內容雖可證明今本《周易》的定型時間于戰(zhàn)國后期，即使是戰(zhàn)國時期定型的今本《周易》，已無關緊要。因已有《左傳》一書坐實，春秋時期流行的是春秋《周易》文本，而不是以“九·六”爻題為結構形式的今本《周易》。“九·六”爻題的《周易》在春秋時期根本沒有出現，更不是《周易》原初的文本結構形式。這就是要從《周易》文本的考證上，來證實《周易》一書原初的性質意義所在。所以，無論今本《周易》定型于戰(zhàn)國前，還是戰(zhàn)國后，都已無關緊要。那么，是否就可以下結論，說今本《周易》是定型于戰(zhàn)國后期了。但這里總覺得有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給今本《周易》下一個較準確地定型時間話，筆者意為今本《周易》定型的時間，應是帝制時期。今本《周易》是帝制時期里的產物，是與帝制時代里的文化背景相吻合。我們由以下內容來說明：

歷史上由王稱帝，并不是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始創(chuàng)，而在戰(zhàn)國晚期秦、齊兩國曾一度稱帝號。在公元前481年(齊簡公四年)田常發(fā)動政變，殺死齊簡公，立簡公之弟驁為齊君(即齊平公)，自任齊相，史稱田氏代姜齊。中國歷史也就相繼進入戰(zhàn)國時期，而戰(zhàn)國時代的特點，在于戰(zhàn)，即所謂“諸侯力攻，爭相并”(《史記·秦本紀》)。在戰(zhàn)國激烈的爭雄稱霸斗爭中，田氏齊國歷經三代的努力，舉賢攬士，富國強兵，終于成為戰(zhàn)國七雄之首，并一度被尊為東帝。因田氏齊國在破格舉用本國人才的同時，更設學宮，廣攬?zhí)煜沦t士。在田桓公午時，就于齊國都城稷門外創(chuàng)辦了稷下學宮。到威王之時，不惜耗巨資，大興土木，擴建了學宮，國內外學者匯于稷下講學、爭鳴，使稷下學宮成為世人矚目的學術中心。齊宣王對稷下學宮的發(fā)展采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給稷下學士們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在經濟上給予優(yōu)厚待遇。列國的知名學派：儒、墨、道、法、名、雜、兵、農、陰陽、縱橫、小說等各家代表人物，均聚稷下學宮。齊國執(zhí)政者，充分發(fā)揮稷下賢士們的作用，讓大家在此講學、議論、著書立說，并積極干預時政，為齊王出謀劃策，幫助他進行政治改革，發(fā)展經濟、富國強兵。

而這田氏齊國正是敬仲完的后代，到齊威王時齊國已是“最強于諸侯”（《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時“齊之強，天下不能當”（《戰(zhàn)國策·齊策一》），至湣王時，乃“奮二世之余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鹽鐵論·論儒》）齊國在列國里數一數二的強國，這些歷史情況，也正是《左傳》里出現的一占、一筮里被假托所謂‘神示天機’出的事。我們無意爭論《左傳》一書的成書時間及作者是誰，但有一點是無可爭議的，就是無論是寫《左傳》的原作者所寫，還是后人添加的那一占、一筮里的‘預言’，說明作者是生活在戰(zhàn)國后期，否則不可能寫出那種‘預言’的。那‘預言’里，無論是說“八世之后，莫之與京”，還是說“代陳有國乎？”、“必姜姓也？”，已說明了《左傳》的作者是知道戰(zhàn)國后期齊國強盛到沒誰能比的史實（即“莫之與京”）。確實，到了齊威王、宣王、湣王，齊國成為天下數一數二的強國。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左傳》里能夠知道戰(zhàn)國后期齊國發(fā)展到最鼎盛的時期，但《左傳》一書里并不知今本《周易》，也由此證明今本《周易》在戰(zhàn)國后期還沒有定型的事實。

到戰(zhàn)國晚期，西秦也由于經過上百年的改革與發(fā)展，已是列國中數一數二的強國，秦與齊成為二強。這時秦、齊兩國都不愿再與五國平起平坐，因七國的國君都稱王了，就顯不出秦、齊地位的尊崇了，又開始醞釀升格了。最先提出稱帝的人，是秦相穰侯魏冉。《韓非子·內儲說下》載：“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行，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乃能成也。”秦國想稱帝，但擔心齊國不同意，可見齊國的實力之強，于是就想出一個辦法，只有讓齊國也稱帝，秦國才能達到稱帝的目的。秦昭王（公元前288年10月）派魏冉去齊國，說服齊閔王稱帝，秦為西帝，齊為東帝。齊閔王答應了，于是秦、齊正式稱帝。稱帝的用意，也是為了稱霸天下的目的，即“以上伐下”也就名正言順了。

“為適應這一政治需要，稷下先生們自然要紛紛行動起來，為齊國稱帝制造輿論，進行籌劃準備。而最熱衷于此的，理應是推崇管仲、念念不忘桓管霸業(yè)的齊地土著一派稷下先生。他們在前此的理論準備的基礎上，將陰陽學說同五行學說融為一體，挖空心思地為齊王稱帝設計了種種方案。根據帝制的需要，對“圣王”、“天子”在不同季節(jié)的政令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服飾、飲食、起居等都做了詳盡的規(guī)定，以求與陰陽的運行和五行體系相配合。這些設計，就記錄在《幼官》等一組文章中。”（中國民俗學網中國古代陰陽五行說的合流—《管子》陰陽五行思想新探作者白奚）

以管仲學派的陰陽五行學說，主要體現于《管子》書中的《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等篇中。如《四時》說：“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jié)土益力。……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日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這就將木、火、金、水、土五行與春夏秋冬四時節(jié)令配合起來。又如《四時》云：“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他們認為陰陽的消長變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而四時運行是陰陽的根本規(guī)律，刑政和德政要適應四時。所以管仲學派主張統(tǒng)治者要嚴格按照四時的運行變化而作為，施政一定要配合四時與五行。如果布政不合時令，就會導致天地之間陰陽二氣的失調，災難就會來臨。這些神秘主義的東西將成為新的政治學說，其目的是以此指導時政。即為統(tǒng)治者所設計的治理國家的施政措施。.ZWwx.ORG

尤其是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說，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宣揚君權神授，迎合了戰(zhàn)國各國君主爭相稱霸天下的欲望。這種學說表現在歷史觀上，就是宿命論和循環(huán)論。鄒衍的陰陽學說，最主要的就是五德終始的朝代觀，他以五行相生相勝學說來論證新政權取代舊政權或改朝換代的合理性。五德循環(huán)往復，相代而興，歷史也就如此推演下去。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就以這種五德終始學說為理論根據。《史記·封禪書》記載說：“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秦自稱為水德，根據五德終始學說，水德之前是火德，水勝火，于是水德的秦取代火德的周就是合理的了，也就是天意了。因為，這時思想界已把陰陽五行看待成天地人的法則了。

帝制運動時期是陰陽五行發(fā)榮時期，由此隨著帝制運動，神秘主義思潮也就甚囂塵上；由此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理性時代將終結。

戰(zhàn)國晚期隨著陰陽五行神秘主義思潮的出現，把“繇題”的《周易》改造成今本《周易》，以“九·六”為爻題而分陰分陽這種結構形式，正與其時代背景相吻合。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