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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學解讀

上卷《周易》導說

第二篇《周易》產生說

一、先秦時期對《周易》產生的說法

《周易》產生在什么時間呢？這里說的《周易》，就是指原創的《周易》一書，即有六十四篇文章組成的《周易》。弄清了《周易》一書的產生時代，就能從產生的時代背景有助于分析《周易》一書的內容性質。至于《周易》里所用的“六十四畫符號”則放到后面講述。

1.《左傳》一書所反映《周易》產生的相關時間及說法

我們前面已講過《左傳》一書里，最早記錄春秋時期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左傳》是編年體春秋史，也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相傳為春秋時魯左丘明所撰。記自魯隱公元年至魯悼公四年間二百六十年史事，也保存了一些古代傳說。”（《辭源》）

《辭海》里是這樣解釋《左傳》：“《左傳》亦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儒家經典之一。舊傳春秋時左丘明所撰，清代經今文學家認為系劉歆改編。近人認為是戰國初年熱據各國史料編成。多用事實解釋《春秋》，同《公羊傳》、《榖梁傳》完全用義理解釋有異，起于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終于魯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敘事更至于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止。”

現代史學家錢穆認為：“《左傳》一書，并不是左丘明作，《左傳》成書應在戰國，與吳起有關。”又說“《左傳》是中國最先第一部最詳密的編年史。專講歷史價值，孔子《春秋》，可說還遠在《左傳》之下。若我們要研究春秋時代的歷史，而我們專來研究孔子《春秋》，將使我們根本不清楚，所能曉得的將很簡單，所以我們一定要讀《左傳》。”（《中國史學名著》錢穆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05年版第43頁）

筆者同樣認為《左傳》一書反映了春秋時代背景，與那個時代的文化是相吻合的。

《左傳》里記載有一筮例，是以《周易》筮之的最早筮例，其時間是發生在春秋早期。即《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里記，這一年春陳國人殺了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逃亡到齊國，顓孫又從齊國逃亡到魯國，而陳完就留在了齊國。《左傳》一書里在敘述這一事件時又插敘與陳完有關的早年卜、筮兩件事。一是插敘陳國大夫懿氏把女兒嫁給敬仲（陳完的字）為妻時，曾為此事進行了占卜。接著所插敘的第二個內容，是在陳完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一位周王室的史官來到陳國，而隨身還攜帶一部《周易》面見陳侯，陳侯就讓這位來自王室里的太史為其兒子敬仲卜筮。周太史用《周易》進行卜筮，其結果是“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這一筮例中出現的《周易》名稱，及《觀》里的繇辭“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與今本《周易》《觀》卦里的第四爻辭是一字不差。《左傳》里的第一筮例反映了《周易》一書的出現，其時間是記載在“莊公二十二年”，而這一年若換算成公元紀年，就是公元前671年。但這一年是陳國發生了內亂，陳完應是成年人了。這一年在記述此事時，又插敘追記陳完小時候被卜筮一事。那么，周太史為陳完卜筮的時間，應在公元前671年向前推溯30年左右，即公元前700年左右。史家記周太史為陳完卜筮的時間應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早期了。有《左傳》記，《周易》一書的出現，是在春秋的早期了。

那么，除《左傳》一書里記載《周易》一書之前，是否還有有關《周易》一書的記錄嗎？從目前來看，還沒有能找到證明比《左傳》一書記載《周易》更早的記錄了。《詩》里面有，《書》沒有。就目前已知，從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無發現比《左傳》一書記載《周易》一書出現的時間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銘文，以及其他材質上的文字，都不曾發現有記載相關《周易》名稱及內容。那么，是否就能認為《周易》一書應是春秋初期產生的。單就《左傳》這一孤證，還不能為據。不過若沒有新的證據證明《周易》一書產生時間的話，不能不認為《周易》一書產生的下線為春秋初期了。《周易》一書在春秋時期不但為史巫用于卜筮，而且也在上層的士大夫眼里以義理之書看待，而引用以闡明事物道理，這應是不爭的事實。《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的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用于闡明事理。而這一年是公元前596年，是屬于春秋中后期了。春秋時期無論是史巫用《周易》筮之，還是上層士大夫引用《周易》，兩者所運用的都是出自同一文本的《周易》，所以也都是《周易》這一稱謂。只不過理性地看待《周易》，是出現在史巫用《周易》卜筮的之后，這也符合春秋時代背景。《左傳》里記載的第一次引用《周易》直接用于闡明事理的運用過去半個世紀，又出現了“易象”。

《左傳·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記載韓宣子在魯國太史那里看到“易象”與“魯春秋”。這“易象”應是闡釋《周易》的“易大象”文章。這也是對《周易》稱“易”的最早記錄。從“易大象”文章來看，這“易”應是指《周易》，《易》如同《周易》的簡稱。這一時期“易象”的出現，也是與春秋后期文化背景相符合。韓宣子所見到的“易象”的時間已與西周滅亡過去了230年。而這一年與周太史身帶《周易》為陳侯的兒子卜筮一事也已過去了170年，也與引用《周易》直接闡明事理的那一年也過去了半個世紀。這時出現以《周易》為義理之書作為研究對象所闡發出新的政治學說，即“大象”文章的出現，沒有什么可懷疑的。這個時期也正是社會一步步走向理性的時期。隨著時代的發展，巫術這種非理性的東西也逐步走向衰落。春秋后期出現了偉大的孔子。也出現了一位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孫武，并寫出了不朽的《孫子兵法》一書。

而《孫子兵法》一書里首次提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

這體現了按唯物主義行事的思想，這是講對于敵情的勝敗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即科學的基礎上。而不是去祈求鬼神，也不是用占筮取象比類的方法推測。這是有力的排擊了占筮巫術迷信。任何思想無不打上時代思潮的烙印，所以《左傳》里記述的筮術與義理兩者性質對待《周易》一書是可信的，是符合春秋的時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