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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人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

我們再聽聽當今專家學者是如何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

李鏡池的《周易探源》一書里對《周易》一書產生的說法：“我們現在認為《周易》的編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書年代，約在西周晚期……而占卜之后，把占辭記在策上藏起來，年底做一次總結，計算有多少是靈驗的，有多少不靈驗的。所以在卜史手里掌握了許多材料，供他們參考。《周易》就是從許多材料里選擇出來，有經過分析和組織，編成這樣一部占書。”（《周易探源》序李鏡池著中華書局1979版2007年4此印刷）

臺灣學者屈萬里著有一文“《周易》卦爻辭成于周武王考”，這一文的結論是“《卦爻辭》既系創作而非雜篡，由《卦爻辭》自身正之，既有三處足以證明其成周武王時，且當克殷之后，是全部《卦爻辭》之著成，亦當此時，可無疑也。”（《周易二十講》廖明春選編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頁）

這一說法，是與大陸史學家顧頡剛所考辨“卦爻辭”而認為是作于西周初葉的說法相同。這與傳統上的說法也是一致的。顧頡剛所考辨出《周易》里出現的康侯，就是周武王之弟，這就成為后學者認為《周易》一書產生的下限（見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臺灣高懷民的《先秦易學史》中，把先秦易學分為三期：

第一期自伏羲氏畫卦至周文王，稱“符號易”時期。

第二期自周文王演易至孔子，稱“筮術易”時期。

第三期自孔子贊易以下，稱“儒門易”時期。

雖高懷民稱謂上與眾不同，但其意與漢說（即“人更三圣，時歷三古”）是基本相同的。高同樣認為《周易》是文王作的一部筮術易而已。

朱伯崑主編的《易學基礎教程》一書里這樣說：“因為經現代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發現卦爻辭中所提到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其下限沒有晚于西周初期的，這表明卦爻辭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該書里又說：“《易經》卦爻辭的來源非常復雜，后來被人編篡在一起，編者并不是周文王或者周公等，而可能是西周時期一個或者一些卜史。卜史在周代是負責占筮的官吏。”（《易學基礎教程》朱伯崑主編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滌6頁第60頁）

《易學基礎教程》里不稱《周易》，而是稱謂“《易經》卦爻辭”。所認為的“《易經》卦爻辭”不是文王、周公創作，認為可能是西周卜史所為。但認為“卦爻辭”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

《易學基礎教程》對“卦爻辭”產生的說法還是傳統上的“殷周之際”的說法。只是對作者變了個說法。

2009年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來自臺灣的一位教授，講《易經的奧秘》，同樣認為伏羲氏作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十翼”。這是“人更三圣，時歷三古”說法的忠實繼承者。

看來主流話語，還是傳統上的說法。無論認為《周易》（雖然一些人錯稱為《易經》或“卦爻辭”）一書是殷周之際產生的，或是認為文王、周公之作，或是認為史巫之為。但總的是認為西周初期產生的，至于是文王、周公，或是史巫個人，或史巫集體創作了《周易》，都無關緊要了。因為無論是誰創作，不外是西周初期，也不外是卜筮的卦爻辭，還分文王與史巫么？不過當今的學者皆把今本《周易》作為原創之本的《周易》論之，所認為的是“九·六”爻題的《周易》是周文王之為，這種認為自然是錯上加錯了。

而還有一位，只是眾多頭銜之稱中的歷史學家之稱的郭沫若，在他的歷史研究中，也對《周易》一書產生有說法，并且這說法，特與眾不同。郭沫若對《周易》一書考證所得出產生的時間，可謂語出驚人。用現在有個流行的話說，叫“雷語”。郭沫若說：“《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靈簽符咒一樣。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全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項文句。這些文句除強半是極抽象、極簡單的觀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現實社會的生活。這些生活在當時一定是現存著的。所以如果把這些表示現實生活的文句分門別類地畫分出它們的主從出來，我們可以得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生活的現狀和一切精神生產的模型。讓《易經》自己來講《易經》，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們可以看出那是怎樣的一個原始人在作裸體跳舞。”（《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頁）

這里我們要知道郭沫若所說的《易經》，是不包括“十翼”內容。郭說的《易經》，就是他人說的“卦爻辭”，實際就是今本《周易》一書。但一般人很難分清這種稱謂上的混亂。顯然郭沫若也是把“卦爻式”的《周易》文本認為是原始文本的《周易》給議論一通。

郭沫若要證明他認為的《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這是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定，這是其一。其二，對《周易》所產生的時間，郭氏認為“我們可以看出那是怎樣的一個原始人在作裸體跳舞”。很有意思，郭沫若講《易經》卻聯想到“性”。郭氏又說“八卦的根底我們很鮮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遺。畫一以象男根，分二以象女陰，所以有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陰陽，剛柔，天地的觀念。”（《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21頁）

郭沫若同樣不知“畫符號”里的兩個基礎符號之一在先秦的寫法并不是他認為的“分而為二”，而是像“八”的寫法。因為郭沫若曾對早在北宋末年，于湖北麻城出土過六件西周初期的銅器，其一被稱作中鼎的銘文末尾，有兩個“畫符號”，宋人釋為“赫赫”二字。而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收錄了中鼎銘文，釋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即郭沫若把那兩個“畫符號”解釋為“族徽”。所以郭沫若只知傳世卦符號寫法，而不知先秦時期對《周易》一書里所用“畫符號”的寫法。否則就不會把先秦里出現的“畫符號”，解釋成“族徽”。

在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里，是把《易經》說成是原始時代里產生的。那么，郭沫若是如何得出他說的《易經》是原始時代產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