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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可以由“西周文”（即《尚書》里的《周書》）與《周易》兩者的思想風格對比，發現兩者不是同一時代的產物。“西周文”里表現著濃重的天命神學思想，而《周易》一書已突破了天命神學觀，是理性思辨的哲學。

我們且看“西周文”里所表現濃重的天命巫術觀，如：

《大誥》“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王害不違卜？’”

《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乃卜三龜，一習吉。啟龠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泰誓》“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砥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總之，我們從“西周文”里看到的是充滿著濃重的天命神學思想，以及周公不斷地與鬼神溝通的巫術行為。

周人在滅商前后，無論是武王東征，或周公輔政，反映這段歷史的典籍“西周文”（《周書》），真正反映了西周初期的時代背景。周人建國后同樣是繼承了商人的天命思想，但周初的天命觀，已不同于商王朝的天命觀。周王朝對天命賦予了一種全新的詮釋，在西伯（文王）開始剪商時，即不斷消滅與周族為鄰又是附屬于商王的小邦國。在滅商王的屬國黎國時，紂王的大臣祖伊聽到這一消息后非常恐慌，跑著向紂王報告這一事情。祖伊自然能夠預見到西邊周人的目的，并會成為未來商王朝的勁敵，將直接威脅著商王的共主地位。但紂王聽到祖伊報告這一消息時并沒有感到如祖伊那樣的恐慌，反而對祖伊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這時的紂王還在全心全意的信奉天命，認為自己就是有命在天，是帝佑命于自己當王，有上帝的保佑，對西伯擴張領土之事不以為然。紂王認為自己有命在天，還怕什么呢？殷紂王的天命思想正是傳統的天命思想體現，整個王國里不都在信仰著天命，祖祖輩輩不是在信仰著天命，祭祀著鬼神，紂王自然是從小到大就是被天命思想灌輸著。所以紂王自然是相信“啊！我的命運難道不是早就由上天決定了嗎？”zWWx.org

可祖伊對紂王提出的疑問給出的解釋是：“嗚呼！乃罪多，乃能責備在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說的意思是“啊！您的過錯太多，上天已有所知，難道還能祈求上天的福佑嗎？殷國就要滅亡了，您要勤于政事，為國努力啊，要不您的國家能不被周國消滅嗎？”

紂王與祖伊的這段對話雖是出自《尚書·西伯勘黎》，此文不過是西周初期統治者設教的目的。紂王與祖伊的對話，正是體現了周初統治者對天命的新詮釋。

在“西周文”里充滿著濃重的天命思想與占卜巫術迷信的同時，又宣揚著“以德配天”因果報應的“天命政治觀”。“以德配天”正是周人建立周朝后的政治綱領，這既是歷史政治經驗所得，也是政治統治的需要。只因小周邦卻消滅了大殷國，在建立的周人分封的一統天下的家天下統治后，不能不沿用商朝的天命思想來統治殷商留下龐大的商國子民與地盤。周人同時給天命一種新的詮釋，是為自己奪取天下尋找出一種新的借口。即要想得到天命的保佑，是要附有條件的。周朝的統治者給出的“條件”就是“德”（即周王應虔誠的祭祀天帝與祖先神，以及勤懇的為“天命”賦予的治理好天下子民的使命），“以德配天”成為周初的政治口號。周王朝講的“德”，就是“西周文”出現大量的“德”說。周初的“以德配天”，也就逐步演變奠定了帝制社會兩千多年道德治國的烏托邦論調。

“西周文”里一面大講天命與神溝通的同時，一面也大力頌揚開國之功的文王。周初在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時，“天命觀”是一種有效地治‘天下’的政治手段。周人把自己取代殷商統治說成是天命不佑護了殷紂，而佑護了周人的文王；是殷紂違背了天命，文王順應了天命，這就給天命以全新的解釋。在“西周文”里，充滿著這種“天命”的思想意識。“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尚書·泰誓》）

這是周人要取代殷商時，尋找出歷史根據的說法。夏桀不能順從上天，給國家造成災害，于是上天就不再保佑夏桀，廢除了夏桀的國運，而保佑了成湯。這是武王在《泰誓》里的講話，是為自己滅商尋找到的理論根據，這正是“君權神授”的最初理論。

周人建國后，不是不信天命，而是相信天命保佑了文王，才取得了立國的基礎。而西周倡導的“德”，其目的是“配天”的。“西周文”里充滿著“以德配天”的思想，既籠罩著濃重的天命巫術思想，又闡發著以“德”的王政說教。這正是西周初期時代的背景決定了。“西周文”里的思想與《周易》一書的思想是不同的。《周易》一書，既沒有了天命思想，而且是一部無神論的政治哲學。《周易》打破了西周初期“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學思想，而構建出的是“以愛為民”（《周易》里沒有“德”說，而是出現了大量的“孚”說。“孚”的本義就是“愛”）的“民本”思想。《周易》一書是一部理性思辨的政治哲學，顯然與西周初期的時代背景不符，既不是周初的統治者（即文王、周公）創作了《周易》，更不是西周的史巫創作的《周易》。

既然《周易》一書不是西周初期產生的，哪么是出自何時呢？是否是出自西周中期或后期呢？我們繼續尋找其產生的時代佐證來，雖然“西周文”里找不到《周易》一書的蛛絲馬跡，那么，還有反映西周時期的一部詩歌匯集——《詩》。我們看能否從《詩》里尋找到《周易》一書產生的時代來？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