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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周易》一書內容所透出的歷史信息，看其產生的時代

傳統上認為《周易》里反映“文王與紂之事”的內容，是在《周易》里的《泰》篇，有“帝乙歸妹”，《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歸妹》里有“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

從這些文章出現的人物故事，就是發生在殷周之際的事情。大概后人讀到這些句子，就聯想到《周易》是這一時期產生的。故《系辭》里就認為“《易》之興，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為了抬高今本《周易》為“經”的地位，漢朝時期把《周易》說成是文王創作的，東漢又出現說周公作了“爻辭”。這可能是看到《晉》篇中有“康侯用錫馬蕃庶”，認為“康侯”是周公的弟弟，就又把《周易》產生的下線推定到周公時期。帛書《易傳》記載了孔子認為文王作《周易》卦爻辭，到司馬遷作《史記》就說成是“西伯拘而演周易”，而到東漢的班固作《漢書》就說成是“人更三圣，時歷三古”的一部“易”了。對《周易》產生之說，也有點像顧頡剛所講的古史觀那樣：“歷史是神話層累地造成的”，“其世愈后則其傳聞愈繁”。越后越詳本身沒有錯，可能后來的研究成果更大。但古人（即帝王專制時代）的古史觀，卻有越后越添加的想象與政治意圖的成分多，并不是在史料的基礎上，研究出了新成果。早期的史書有點像演義小說的味道，如《左傳》與《史記》。

我們且來分析出現在《周易》一書里有關殷周之際的歷史故事。《泰》里有引用“帝乙歸妹”這一故事，“帝乙”是商朝晚期的王，即商紂王的父親。在現代的“歷代紀元表”商世系就有“帝乙”的名字。“帝乙歸妹”是商朝帝乙嫁女的故事，是把紂王的妹妹嫁給西伯（文王）的事件。這是現代史家所考證而被多數人認可的歷史事件，這也是歷史上以聯姻方式取得統治地位上穩固的慣常手法。《周易》作者把這一歷史事件引用到《泰》文里，是闡明政治上的一個道理，是謂引證。而不像《易學基礎教程》里的說法：“‘帝乙歸妹’，是說殷帝乙把女兒嫁給周文王……當時，周人大概對此事進行了占筮，并筮得此爻，結果是吉，而且后來應驗了。于是，后來《周易》的編者就把這條筮辭編進去了”。（《易學基礎教程》朱伯崑主編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頁）

把《周易》一書內容說成是占筮應驗結果筮辭的匯編，這種說法真乃是天方夜譚。“帝乙歸妹”一詞出現在《周易》一書里，是屬于引證。我們看原初《周易》(與今本《周易》里所謂的卦爻辭一樣)第11篇《泰》里的全文：

“泰，小往大來，吉亨。

拔茅茹，以其匯，征吉。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這“帝乙歸妹”是《泰》篇里的一句話，而這一詞后面還跟著“以祉元吉”這四個字，單就這句話譯成現代文是“殷帝乙把女兒嫁給西伯，以此得福，是十分吉祥的事情”。這是帝乙以和親政策穩著了周人反商的速度，這當然被看作是福祉之事。但從全文來看，這一句就是屬于引用，是引用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作為歷史經驗來闡明一種道理。這里的引用所闡明的道理，是非常明確的。我們把《泰》篇全文譯下：

“第十一.通泰，是由小到大的發展，這是遵循了事物發展的規律，才是吉祥亨通的事情。

拔茅草，應把相連在一起的根結一同拔掉，即除惡務盡，才是正確的。葫蘆挖空，用來做渡河的工具，不至于沉沒。不去結黨營私，這樣做是崇尚于中庸之道。沒有只有平地，而不見陡坡的；也沒有只出去，而不復返的。在艱難困苦中，堅守正道，無需憂慮，災難自然克服。這正是有了愛，才會享有幸福。自由交往，即使未能與鄰伍富裕，但相鄰之間沒有戒心，這正是有了愛作為根本。商帝乙把女兒嫁給周文王，以此得福，這正是相鄰和諧上所做出很好的事情。但從此放松了警惕，城墻倒在護城壕里；也不再加強軍備，這命令來自都城，其結果就出現了危險。”

這《泰》篇不難理解是講述政治上的道理，是為“君子”（即諸侯們）講述治國安邦上的政治經驗。全篇文章多用生活中常見事物來比喻事理。而這“帝乙歸妹”則是引用歷史上發生的事情，以增強本文的說理性。這是引用歷史上帝乙用和親的政治手段，使兩臨（周族與商王）之間建立和諧相處的關系。帝乙的和親政策確實延緩了周人滅商的步伐，西伯卻沒有滅商建國。這是《周易》作者引用這一歷史事件，為君子講述在政治上，諸侯間的聯姻，也是“由小到大”發展的一種策略。但《周易》作者在最后講到的是，若一味依靠和親政策，而不修軍事，放松警惕，一樣會招致危險的。這也是影射帝乙嫁妹最終并沒有使商王永保太平，最后還是被周人滅掉的歷史教訓。《周易》里引用“帝乙歸妹”，是引用歷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經驗，以此增強文章的說理性。單就依據《周易》里引用的歷史故事，如“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就推斷《周易》產生在這些時期，顯然是沒有十足的說服力。也就會把《周易》一書里的引用故事，當成《周易》一書時期發生的事情給混淆在一起了。在《周易》一書所引用的歷史故事，上至殷商的武丁（武丁與帝乙還有八代時間），武丁廟號高宗，是盤庚后第三代王。這一歷史人物被引用在《周易》里的《既濟》篇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這種引用若算是證據，以證明《周易》里反映了武丁時期的活動事情，就得出《周易》產生的上限來，這顯然是錯誤的。現在認為這是做文章的一種修辭方法，叫引用。在春秋戰國時期里的典章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運用引用。這《周易》里出現的“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是一種寫文章的引用，不表明引用了這些歷史人物，就認為是《周易》一書產生在這一時期的證據。但不否定對歷史文獻產生時間不明的考證，不排除從其文獻書籍中看所引用的歷史事件，來推斷不明文獻所產生的時代，這只是一種考證方法而已。現代易學上一般認為《周易》一書里反映的歷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時期，而下限是周初。作為《周易》下限的根據，是以《晉》篇中出現的“康侯用錫馬蕃庶”的故事。這是被史學家顧頡剛研究認為“康侯”即衛康叔，封于衛，乃武王之弟，稱康叔。顧頡剛先生著有《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收在《古史辨》第三冊，顧頡剛先生是從《周易》所謂的卦爻辭中的故事來考證《周易》的著作年代。并認為《周易》中沒有引用周成王以后的故事，據此，認為《周易》當成于西周初葉。而朱伯崑主編的《易學基礎教程》一書里也這樣認為，此書里說：“過去儒家學者把《易經》的作者歸于伏羲氏和文王，周公等古代圣王，目的在于把《易經》這書神圣化，抬高它的地位。經過現代學者的研究，我們知道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但是，這種看法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第一它認為《易經》這部書的形成是一個過程，卦爻辭可能不是一人所作，這符合歷史實際。第二，它認為卦爻辭作于殷周之際或周初，距事實也不遠，因為經現代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發現卦爻辭中所提到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其下限沒有晚于西周初期的，這表明卦爻辭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易學基礎教程》朱伯崑主編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

這《易學基礎教程》的寫作教授們也是這樣的認為，認為《周易》一書里所引用的歷史人物與事件沒有超出西周初期，所以就認為《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是西周初期或之前。這單從《周易》一書中所引用的歷史故事，為據證明《周易》產生于西周初期，而不去綜合分析《周易》一書的思想內容所反映的時代氣息與文化背景，則有失偏頗。因《周易》里所引用的歷史人物，只能是對《周易》產生時代的一個方面上的印證。

我們前面已從《詩》里的一些詩篇與《周易》的文法及內容性質的對比，推斷《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不可能是西周初期或前期，而應是西周后期產生的，但這也是一個方面的推斷。那么，除了《周易》一書里引用的歷史人物與事件之外，是否還有能印證《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晚于周初的信息嗎？確實在《周易》一書里，我們發現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時代信息。???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