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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法庭調查結束過后, 很快進入質證環節。

蔣成卻突然接到數個電話，連連掛斷，又連連打來。他瞄一眼來電人, 眉頭微蹙, 但到底還是沖舒沅打了個手勢, 隨即躬身離開觀眾席。

她只來得及看清那備注上赫然一個“霍”字。

還待再想, 審判長緊隨其后的“提醒”，已然奪去她所有注意力——

“下面開始法庭質證環節。首先, 由原告按照證據清單所示序號出示證據, 被告質證”

聞聲, 原告方代理律師很快站起身來，一邊整理著手中文件, 隨即抬手向法官同各審判員示意。

“首先, 我方共有四項書面證據列舉, 分別為：證據1、2009屆城南中學畢業生同學紀念冊；證據2、2009年6月，葉某華同學墜樓身亡案，警方調查原件檔案及相關方證詞；證據3、《fight myself》在豆瓣、知乎、微信讀書等網絡平臺的評論區截圖, 早在2017年，就有人提出原書內容疑似取材于真實事件；證據4、《fight myself》同名電影改編的授權編劇之一提供證詞，證實在改編過程中，確實有收到關于個人隱私的暗示。”

“其中, 雖年代久遠，但證據1的內容可以側面證實，被告舒沅女士, 實際曾多次在畢業寄語和同學錄中留言，并無被全班抱團排擠的跡象，相反，還有個別同學反復對其遭遇表示鼓勵與同情，是否存在校園欺凌的問題顯然存疑；證據2-5，則建構起一套具體的行為邏輯，被告是如何從真實事件中不嚴謹取材，并以此牟利，包庇縱容，不顧昔日同學情誼，是顯而易見的！”

對方話音不高，但抑揚頓挫。

一套慷慨陳詞下來，包括法官在內，各審判員均面色凝重。

直至輪到顧益華律師對證據質證時，復才齊齊抬眼，滿面考究意味。

“首先，原告所出示的證據1，無論是從證據的來源，還是實際有效性上，都僅能證明，或許有某一段時間內，被告曾被有限度的接納進班群體，個中理由，在其書《fight myself》英文原版第98頁已經寫到，‘我開始意識到人類是很奇怪的一種群體，當他們以自我認同為標桿建立小群體時，帶有天生的排他性；但當他們被呼告需要團結一致對外時，也能心照不宣的把你團成一個分子、一枚必要的零件。仿佛只需要兩句留言，三句安慰，就可以輕描淡寫的把自己撇清，換來你的誠惶誠恐感激——于是我順從了，因為厭倦。’這樣的特殊性不能抹滅我方主張的普遍性日常情境中存在的欺凌，亦不具備充分的客觀性。

證據2，真實性認可，關聯性不認可。當年的跳樓事件雖客觀存在，但如不是豆瓣高樓將其對號入座，少有人會將這一事件與原書緊密聯系起來。在此順帶一提，經警方檔案，實際可以看出，當時葉某華同學選擇輕率結束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因其無法面對自身對我當事人造成嚴重身體損害、將面臨民事訴訟的情況。雖當時，因學校和各方施壓，我當事人未能留存證據提出訴訟，但警方調查足見當時確有此事，望各位審判員審慎看待。證據3與證據4同上，關聯性不認可。同時需指出，原告所援引證詞的編劇本人，在版權改編的會議初期，就已經因為和我當事人產生分歧而被開除出團隊，其證詞難免具有主觀故意的先入為主，真實性存疑。”

與對方的慷慨激昂不同，顧益華律師言辭懇切，態度平靜，一副胸有成竹的淡然模樣，引得法官不住小幅度微微頷首。

舒沅見狀，高懸的心隨之微微落定。

然而對方手握的“證據”及相關證人顯然不僅于此。

片刻過后，審判長起身示意，“原告繼續出證。”

很顯然，與舒沅的“捉襟見肘”不同，隨著輿情對該案的關注指數增長，居高不下，葉文倩等人，已然與學校達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合作共生”關系，獲得了一定的“贊助”。

原告方代理律師后期排布出的證據5-11，概都取材于當時的學校檔案，試圖再度論證校園生活的“和諧美滿”，卻被顧益華律師一一以太極四兩撥千斤駁回。

雙方你來我往，各執一詞，一時間□□味十足。

末了，原告方在簡單休庭商議過后，選擇舉手示意，申請證人出庭證言。

“我方向法庭申請，傳喚證人聶耀國，即雙方當事人當年高三班主任出庭作證——”

*

分明是再簡單直白不過的流程，甚至早已做好直面的心理準備。

舒沅仍驀地怔怔當場。

連緊握掌心的手機頻頻小幅震動也一時不覺，腦子里的情緒轟然紛亂，說不清到底是該先慶幸自己沒在打擾老朱之余，再去叨擾這位班主任，還是難過，雖然早知道葉文倩他們會拿學校的事做文章，也沒有想到，聶老師竟然會答應直接出庭作證。

她本以為自己不至于這樣“萬人嫌”的。

“……”

說不清道不明的一口悶氣哽在喉口。

她忍不住回頭去看法庭側門，試圖找見蔣成匆匆入內的身影，然而那里空無一人，就連手機也“偃旗息鼓”，再無動靜。

只有孤零零數條短信，躺在她收件箱里。

發件人無一例外是宣展。

話題圍繞著道歉，顛三倒四的中文語序，以及最后，丟下句沒頭沒尾的，“我會安排他們盡快過去，希望那對你有幫助。”

幫助什么呀？

與聶耀國入座證人席的同時，她靠向椅背，沉沉嘆出口氣。

不遠處，聶老師看起來六十來歲年紀，微胖，啤酒肚，戴著副文縐縐的銀邊眼鏡，倒也與她記憶里，當年那個苦口婆心、勸她不要與人為難，最好能和葉文華“重歸于好”的偽善面孔堪堪重合，別無二致。

他正按照程序自我介紹：“我叫聶耀國，57歲，漢族，上海市城南中學骨干語文教師，是原、被告當年高二至高三班主任。”

隨即，審判長當庭宣告證人所肩負的法律責任和作偽證之嚴重后果，并反復問他是否明確，是否聽清，過后，則由原告開始，對證人進行發問。

原告律師：“聶老師，你好。首先我想請問，你對本案被告和原告代表葉文倩女士，在兩人入學期間，分別留下怎樣的印象？”

聶耀國：“舒沅……舒沅她比較不愛說話，成績是比較優秀的，這點有目共睹。但是她確實很孤僻，不太愛與人交流，我很多次都發動班級其他同學，比如王瑩啦、方晚晚啦、霍婷啦，等等這些比較活躍的女同學去多跟她交流，但她很排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葉文倩，因為她妹妹在我們班上，所以雖然她高一屆，但我們接觸還比較多，這個女孩子也是非常優秀的，多次代表我們學校在市級省級頒獎典禮上發言，擔任禮儀、主持人……總之屬于我們那時候老師都非常欣賞的同學，包括高考，也考得非常優秀。對比起來，她妹妹就比較可憐了——”

話音未落。

“反對！”顧益華瞬間舉手打斷，并向法官示意，“原告證人反復談論與本案及問題無關的人員，主觀導向明顯！”

“反對有效，請證人謹慎用詞。”

聽得法官發言，聶耀國瞬間噤聲，賠笑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