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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果想做點實事兒，就很容易提前激化矛盾，讓門閥這個大隱患爆發而出，最終導致局面不可收拾。可嘆楊廣不是那種混日子的庸碌君主，可惜他這個雄心勃勃的帝王雖然堪稱有為，但才具終究有限，尚不足以在隱患重重下駕馭紛亂局面，毫不出錯地做成大事。

其實大隋亡國真正的核心原因只就三個，一是人口過盛，二是門閥制度，二是三征高句麗。前兩者都是歷史遺留問題，只有征遼是楊廣自己的主意。至于后世喋喋不休的什么興造宮室，奢侈浪費，修建大運河等事其實擾民并不大，不是導致亡國的關鍵因素。

楊廣在最后一兩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為大廈將傾，無力回天，那時他即使積極去面對，也已無法挽狂瀾于既倒了。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會出亂子。

而門閥制度對百姓盤剝過重，還加劇了土地兼并和財富兩級分化，又不給平民中的精英出頭之路，社會矛盾自然激化。

而門閥自身的各懷私心又造成統治集團力量分散，不能擰成一股繩去鎮壓民變，維護帝國的統治，最終統治高層的李閥甚至借義軍為踏腳石，取隋而代之。

三次征遼就是在這樣隱患重重的背景下發生，每次強行征發百萬軍隊，數百萬民夫，負擔巨大，這本身就是錯誤的戰略，不如后來李唐以精兵襲擾拖垮高句麗高明。

而三次大規模征發，也暴露了楊廣不恤百姓的性情。其實那些體恤百姓的君主也談不上什么愛民如子，只不過是因為擔心逼反百姓而不得不有所收斂罷了。所以隋煬帝的問題不是不恤百姓，而是高估了百姓的忍受能力，又低估了他們的反抗能力。

其實光是不恤百姓也未必會出事兒，大規模征發也無妨。漢武帝也同樣不恤百姓，勞民傷財，讓天下“戶口減半”，照樣還不是被譽為千古雄主？

關鍵在于第一次征遼打輸了，不得不再次組織第二、第三次勞師遠征，這種連續的大規模征發終于超出了國力所能支撐的范圍。總而言之，導致隋亡的因素很復雜，正是多種力量和壞運氣共同作用，效果疊加，才能如此迅速地將這個新興的帝國摧垮。

在這個過程中，楊廣確實難辭其咎，但他的過失也未必就有多大，遠沒有如今主流輿論渲染得那樣夸張。

隋煬帝不惜國力、不辭勞苦地征伐高句麗，固然有建立功業、做千古帝王、滿足內心成就感等個人想法，但更多的動機似乎還是這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希望為后世奠定穩固的邊疆，不給后世留下隱患。

契丹就是在高句麗滅亡后興起地，最終大遼發展成為比中原政權更強大的帝國，占據了河南以北的遼闊區域，長期壓制著中國。

而當時的高句麗比契丹更要具有發展性，威脅更大，如果坐視其蓬勃壯大，遲早也要與中原一戰，那時中原要承擔的損失無疑會更大。

因此，第一次遠征高句麗并沒有錯，錯的是做戰過程中隋煬帝表露出的輕敵、好虛名。

一征失敗后策劃再次征伐也沒有錯，大隋必須徹底擊敗高句麗，杜絕隱患；同時用最終的勝利湮滅一征慘敗帶來的嚴重政治惡果，威懾四鄰。

但楊廣最大的錯誤就是在國內不靖時急著出征，沒有考慮國家和百姓的承受能力，這直接導致了后來局勢迅速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歸根尋源，楊廣的這個錯誤與他性格中不恤百姓，輕視民間反抗力量的因素，和虛榮好名，急于取勝挽回面子的心態是分不開地。

總體來看，隋煬帝算不上是千古明君，卻也并不是千古暴君，更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無是處的人渣。準確地說，如果從外在表現來看，楊廣應該算是英主和昏君的雜糅體，這在歷代帝王中是相當少見地。

他英明過，也糊涂過；上進過，也墮落過；成功過，也慘敗過；獲得過驕人的成就，也頒布過無數條亂命；曾經使萬國來朝，讓中原百姓揚眉吐氣，卻也曾令天下大亂，百姓流離失所。我們今人看待楊廣，應該秉持一種公正客觀、一分為二的態度，既承認其過失，也肯定他的成績。

如果不能掙脫長久以來那種“成王敗寇”、“以成敗論英雄”的桎梏，就因為楊廣是亡國之君，是失敗者，就盡信李唐王朝那些將他妖魔化的說法，把他看得一無是處，那對這段歷史就將產生一個偏頗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