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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澤潞節度使府來看，唐建筑單體講究內質外美，非常強調整體的和諧與真實，造型渾厚質樸，澤潞節帥府采用凹曲屋面，屋角起翹十分柔和大度，重視本色美，氣度恢宏從容，內部空間組合變化適度，可以“雄渾壯麗”四字來概括。李曜不得不感慨，唐朝，從各個方面都有可貴的獨創精神，堪稱中國建筑藝術的發展高峰！

不過李曜此時并無工夫打量這類藝術精品，而是不卑不亢地隨著帥府兵丁走近澤潞節帥府邸。

節帥府內，李曜暗暗打量，心中不禁有些疑惑。因為看起來，這帥府之中也算戒備森嚴，一路上的護衛牙兵也都挺胸凹肚，威風凜凜?？雌饋恚羁斯н@個前代州刺史、決勝軍使帶兵還是有一套的，怎么歷史上就會搞出兵變來了呢？

再一想，倒也不奇怪，李克恭來潞州的時候，據說是從他當時的決勝軍中帶了三百親兵來的，這節帥府看起來……說不定就是由他那三百親兵鎮守的。如此說來，這帥府的防衛嚴密倒也還說得過去……是了，難怪安居受兵變是趁李克恭去李元審府邸探視才匆匆發動，想來便是因為這個原因。

走到中廳外，親兵前去通稟，很快便在里頭傳來一聲：“李五郎來了，不必多禮，進來相見?！?

李曜正了正衣冠。不一會兒，李克恭親兵出來客客氣氣道：“節帥有請代州李五郎。”

李曜拱手謝道：“勞煩將軍。”這位親兵自然不是將軍，此尊稱而已。

然后李曜便脫了鞋，趨步上前，卻見廳中端坐一人，身形微胖，穿著燕居常服，笑瞇瞇好像剛減肥有些效果的彌勒佛。就這形象，怎么看都不像是暴戾貪婪之人，看來這人吶，果然不可貌相。

“代州李曜，見過節帥。”李曜并不下跪，只是拱手鞠躬。這倒不是他個性剛強，也不是什么自命清高，而是唐代不比辮子戲里那“煌煌大清”，這時候的人見到官，并不是任何場合都隨便下跪的。

李克恭這才笑著站了起來，虛扶一把道：“李五郎不必多禮，某與令尊乃是多年故交，你亦是某晚輩，何須這些客套？再則，你代州李家本出自隴西李氏，某家先祖蒙陛下厚愛，亦入鄭王屬籍，便也是隴西李氏族人，你我既是同族，更不必如此費事?！?

李曜自然連連稱謝，只是心中忖道：“這李克恭倒是古怪，好端端地跟我攀哪門子的親？我代州李家是隴西李氏？我倒是真不知道呢……啊，是了，這李克恭是沙陀人，唐時蠻族雖不受朝廷多大歧視，但在士林官宦之中，畢竟是卑鄙粗俗的代名詞，朱邪赤心之后被賜國姓，被視為沙陀全族榮耀，難怪李克恭時時刻刻強調他也是入了鄭王屬籍的國姓爺……不對，唐朝不怎么用‘爺’這個稱呼，似乎應該叫國姓郎才算妥帖……”

李克恭見李曜對其“國姓郎”的自詡完全沒有意見，笑容更盛了三分，笑瞇瞇地問道：“某聽李慎思說起五郎對他此次平叛出力甚大，居功至偉，想來確有其事？”

李曜倒不謙虛，當下便道：“確有此事，不過若說居功至偉，卻不敢當?！?

“此作何解？”李克恭擺擺手：“坐下說吧?！比缓笞约鹤讼聛?，不知是為了表示對李曜的重視，還是想維持節帥威嚴，他是正經危坐——如現在看日劇中那些日本人在重大場合下跪坐的姿勢差不多——當然，日本人的坐姿本來就是學的唐朝人的。

李曜便將此事的前后說與李克恭聽，并不洋洋夸大，也不故作謙虛。

李克恭聽完，哈哈一笑：“代州人說五郎君子，言出至誠，今日某算親見了?！?

李曜心中一動，忖道：“哥這么有名？唔，只怕是李克恭隨口恭維的一句吧。”

這時李克恭忽然面色一變，從笑臉轉為悲愁：“潞州人說我李克恭胡虜本性，暴戾貪婪，可他們不知道，我這節帥……不好做啊?！?

李曜眉頭一挑，沒有接口。

李克恭看在眼里，不動聲色道：“前者克修在潞州，實無大錯，只因對大郎招待不周，便被斥責，最終郁郁而終，某有此前車之鑒，焉敢慢待大郎？”

李克恭所說的大郎，自然不是別家大郎，而是他沙陀李家大郎，他的大哥李克用。

李曜點點頭，道：“節帥難處，只有節帥自知，旁人只見節帥風光之時，未見節帥為難之處，難免有所偏誤。”

李克恭見李曜知情識趣，當下又是一番苦水訴出，李曜拿出陪領導的能耐，雖然言語不多，總能將李克恭說得轉怒為喜。

當說到所謂苛刻當地，李曜提起兩稅制后，李克恭忽然若有所思道：“某曾聽一賢者說起此事……原來李五郎也有這等看法？不知可有法子改此惡法，使我節帥府既有能力為節帥大業出一份力，又能不頻繁擾民，使之不能活命，繼而鋌而走險？”

李曜心道：“哥不是沒有辦法，問題是你李克恭難道能做到不成？”

唐代的兩稅制，開始在唐德宗健中元年，為當時掌理財務大臣楊炎所策劃。自此以來，直到今天，中國田賦，大體上，還是沿襲這一制度。只因一年分夏秋兩次收稅，故稱兩稅。此制與租庸調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顯著的，據唐時人的說法，兩稅制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的。也就是說你從江蘇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只要今天住在這地方，就加入這地方的戶口冊。

如此一來，則人口的流徙，就比較自由了。又說“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這個說的是你有多少田，朝廷就找你收多少租。這么一來義務勞役等種種負擔，也獲解放了。這些優勢不能不說是此制之好處。然而，朝廷既然不再授田，那么民間肯定自由兼并，所以兩稅制一行，就把中國古代傳統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調等等，這一貫的平均地權、還受田畝的做法打破。這樣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許田畝自由買賣，自由兼并。

自由需要有限度，正如同你不能自由自在的去殺人，所以這一制度和古制相較，也有它的毛病。據當時一般意見說，租庸調制三個項目本來分得很清楚，現在歸并在一起，雖說手續簡單，但日久相沿，把原來化繁就簡的來歷忘了，遇到朝廷要用錢，要用勞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項目。而這些新項目，本來早就有的，只已并在兩稅中征收了，現在再把此項目加入，豈不等于加倍征收？這是稅收項目不分明之弊，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就是這一制度所規定租額的一面。

須知中國歷史上的田賦制度，直從井田制到租庸調制，全國各地租額，由朝廷規定，向來是一律平均的。如漢制規定三十稅一，唐制則相當于四十而稅一，這在全國各地，一律平等，無不皆然。但兩稅制便把這一傳統，即全國各地田租照同一規定數額征收的那一項精神廢棄了。在舊制時期，朝廷是先規定了田租定額，然后照額征收，再把次項收來的田租作為朝廷每年開支的財政來源，這可以說是一種“量入為出”的制度。然而兩稅制之規定田租額，則似乎是量出為入的。

因當時楊炎定制，乃依照其定制的前一年，也就是唐代宗之大歷十四年的田租收入為標準而規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額的。這么一來，在朝廷的征收手續上，是簡單省事得多了，可以避免每年調查統計墾田數和戶口冊等種種的麻煩，然而其相應而起的弊病卻是大了。也因為如此，這一制度就變成了一種硬性規定，隨地攤派，而不再有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了。

舉一個具體的實例來講。據當時陸贄的奏議說：臣出使行經，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一百余戶。闃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

這因為兩稅制之創始，本因以前的帳籍制度淆亂了，急切無從整理，才把朝廷實際所得的田租收入，以某一年為準而硬性規定下來，各地方朝廷即照此定額按年收租。若某一地以某種情況而戶口減少了，墾地荒曠了，但朝廷則還是把硬性規定下來的征收額平均攤派到現有的墾地和家宅去征收。于是窮瘠地方，反而負擔更重的租額，形成如陸贄所說，由五家來攤分十家的負擔，這豈不憑空增加了他們一倍的租額嗎？于是那地的窮者愈窮，只有繼續逃亡，其勢則非到一家兩家來分攤這原來十家的負擔不止，而此一家兩家則終必因破產而絕滅了。

再換一方面推想，那些逃戶遷到富鄉，富鄉的戶口增添，墾地也多辟了。但那一鄉的稅額也已硬性規定下，于是分攤得比較更輕了。照此情形，勢必形成全國各地的田租額輕重不等，大相懸殊，而隨著使各地的經濟情況，走上窮苦的更窮苦，富裕的愈富裕。這是唐代兩稅制度嚴重影響到此后中國各地經濟升降到達一種極懸殊的情形之所在。雖說此后的兩稅制，曾不斷有三年一定租額等詔令，但大體來說，自唐代兩稅制創始，中國全國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額一律平等的現象，則是極顯著的事實！

李曜知道，唐代兩稅制，規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貨幣，因此農民必得拿米糧賣出，換了錢來納稅。如此則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農民損失很大。再舉一實例，據當時的陸贄說：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百文。往輸其一，今過于二。又據四十年后的李翱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兩百，稅戶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今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二匹。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耶？假今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比建中之初，為加三倍。這一項田租改征貨幣的手續，也從兩稅制起直延續到現在。

而最主要的是，則是朝廷為這財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續之方便起見，而犧牲了歷史上傳統相沿的一項經濟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自兩稅制推行，朝廷便一任民間農田之自由轉移，失卻為民制產的精神。結果自然會引起土地兼并，貧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獎勵了地主的剝削。

總之，這一制度之變更，是中國田賦制度上的最大變更，這是中國歷史上經濟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變的一個至大項目。兩稅制結束了歷史上田賦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著這個制度稍事修改，繼續運用下去。這雖不能說是歷史上之必然趨勢，然而也實在有種種條件在引誘，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變動。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與文化基礎，一向都是在農村，而并不在都市，哪怕城市化非常高的宋朝，如果沒有農村基礎，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先秦時代的封建貴族，唐以前的大家門第，到中唐以后逐漸又在變。變到既沒有封建，有沒有門第，而城市工商資本，在中國歷史傳統上，又始終不使它成為主要的文化命脈。一輩士大夫知識分子，還可退到農村做一小地主，而農村文化，也因此小數量的經濟集中而獲得其營養。若使中唐以后的社會，果仍厲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將逼使知識分子不得不游離農村，則此下的中國文化也會急遽變形。這一點，也足說明何以中唐以下之兩稅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但這其中既然有這些弊端，要改革當然也就是從這些弊端開始，只是李克恭這個人，是不是有這么大的決心？李曜感覺……不像。

第029章 潞州驚變

李曜想到此處，心中無奈地自嘲：“別說你只問搞定一個區區潞州該怎么辦，就算你問怎么把大唐起死回生，哥也可以給你大侃特侃說個三天三夜——當然，哥是不擔責任的……問題是你李克恭同志不像那么有氣勢的人，有些建議，哥說了你也不明白其中道理，指不定一聽之下就決定把哥的人頭砍下當夜壺，那須不是耍的！”

李曜于是便垂下眼簾，輕聲道：“兩稅之法，有利有弊，其中緣由，天下賢者俱知，然則至今不能改之，何以？愚以為不過‘入不敷出’一詞而已?！?

李克恭“哦”了一聲，小眼睛看著李曜，似乎等他繼續說起。

李曜便道：“所謂入不敷出，便是說朝廷與郡縣各級征收賦稅，然則依舊供應不足，因此只能頻繁地加稅、加徭……如此百姓不能負擔，只好逃亡。由于稅制固定，逃亡越多，余者便更不能負擔，只好也跟著逃亡。有百姓，便有一切；無百姓，便無一切。倘使天下人皆逃亡他處，大唐焉能續存？”

李克恭摸了摸胡子，眨巴了一下小眼睛，問：“原是此意？然則如何才有百姓？才多百姓？”

李曜答道：“百姓所求，無非安居樂業是也。欲安居，則需休養生息，盡量消弭兵事；欲樂業，則其言甚廣，非是三言兩語可以理清。”

李克恭聽說關鍵在于不打仗，頓時就知道這事辦不了，當下哈哈一笑：“既然如此，今日便暫且不說也罷！……五郎，此番你立下大功，為我潞州消弭一場禍患，在危急之下，仍將軍械送抵，除軍械供應所應得，某再賞錢萬貫，以為酬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