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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劉和選擇在大饑荒之后的第一年舉辦農博會，在時間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此時，民心思穩，人人渴望家中有余糧，所以對于農事生產方面的任何消息都會特別的關注，也更加容易接受。

若是放在年景好的時候，官府要想推行一種作物或者一種新式的耕種方法，不知道要費多大的力氣，而現在卻用不著如此的費時，不用官府鼓動和催促，老百姓們自己就會比較和打聽，然后選擇耐旱、防蟲、高產的作物來耕種。

熙熙攘攘的農博會還在舉辦當中，出席過開幕式的劉和卻一頭扎進自己在薊城的書房，將大部分的心思用在了貨幣改革上。

早在初平三年，因為劉和的建議，幽州、冀州和兗州等地便開始采用統一的標準制造銅錢，盡管后來劉和與公孫瓚、袁紹等勢力互有攻伐，但這項利人利己的協議依然頑強的保存了下來，眨眼之間居然在北方執行了十年之久。

當時袁紹、公孫瓚等人為了對付劉和，曾經暗中聯絡曹操和袁術勢力，打算用一批劣質的銅錢擾亂幽州的銅錢市場，結果他們很快發現幽州的銅錢市場沒有混亂，反倒是自己地盤上物價飛漲，劣質銅錢遭到商賈和百姓的強烈抵制，甚至一度動搖了他們的統治根基。

雖然在貨幣市場上容易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但顯然袁紹和公孫瓚等人不是學金融管理出身，他們除了會偷偷摸摸鑄造一批劣質銅錢之外，別的手段卻是有限，所以根本無法動搖早有準備的劉和。當時劉和為了對付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專門讓田疇派了一批人分散在安平國信都交易市場附近，每天盯著各個方向流動過來的銅錢，一旦發現劣質銅錢，便馬上通知幽州的貨商，這些貨商便拒絕與使用劣幣的其他州郡貨商進行交易。

一方面，幽州的貨商使用優質的銅錢。所以在市場上大受歡迎，可以輕松購買到所需的貨品；另一方面，別州制造的劣質銅錢無法購買到幽州生產的優質貨物，商人和百姓怨聲載道，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本州的錢監。這樣過了沒有多久，袁紹和公孫瓚等勢力便收斂了暗鑄劣錢的行為，只能老老實實地按照約定制造相同重量和成色的銅錢。他們當時如果不按照劉和的步子走。那就會失去自己地盤上的貨幣控制權，而鑄造優質的銅錢雖然賺得少了。但好歹還有一些賺頭。

劉和之所以能憑借一州之力便能力敵袁紹、公孫瓚、曹操、袁術等勢力的聯合擠兌，卻是因為他不停地在北方跟胡人打仗，抓了許多強壯的俘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他趕進了礦山之中采掘銅礦，所以可以持續地鑄造銅錢。

當然了，若是當時擠兌劉和的是整個大漢其余十二州，那以劉和掌握的采銅速度，也是難以抵擋的。貨幣戰爭，說到底還是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不可能僅憑一些金融手段就能讓形勢和局面來個驚天大逆轉。就像后世的某國，便是依靠國際霸主地位來維持他的國家貨幣成為全球貨幣。

這十年之間，因為北方的百姓使用了統一大小和重量的優質銅錢，所以盡管戰事頻仍，但北方的物價卻沒有太大的波動，甚至在兩次大旱和災荒的年景，糧食和其他一些生活物資的漲幅也沒有超過兩倍以上。

《大漢時報》創辦之后。曾經特別刊發了幾期有關貨幣發行的原理和注意事項方面的文章，中心大意就是貨幣是官府信用的象征，一個負責任的官府絕對不會以次充好、以少充多，把鑄造貨幣作為搜刮百姓的工具。普通民眾看了這樣的文章，只是似懂非懂地知道了“官府信用”這個詞匯，但稍微懂得經濟民生的人看了這些文章之后。便能意識到掌握貨幣的制造和發行對于一個政權的重要意義。

袁譚在并州已經蹦跶不了幾天，在整個大漢北方即將迎來和平穩定的局面之前，劉和一直在醞釀的貨幣改革終于開始啟動了。

在劉和的計劃之中，這場貨幣改革將采用小步快走的方式逐漸地改變，而不是像漢武帝改革幣制和王莽改制時那樣貪婪和激進。

西漢初年直到武帝年間，國家沒有出現大的持久災荒動亂，政府政策穩定。土地賦稅較輕，經濟持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武帝初年出現了“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不可食；仲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富足景象。

漢武帝正是在前所積累的財力物力的基礎上壯大國威，北驅匈奴，朝鮮，南逐吳越。由于戰事頻繁且規模龐大，戰爭耗費、軍功賞賜、安撫降者花費無數。加上水患不斷，黃河決堤達十余次，改道五次，中央財政入不敷出，于是有輸粟補官、除罪之法，吏治選舉日趨馳廢。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漢武帝開始改革幣制。他首先向諸侯王下手，制造了一種皮幣，要求王侯宗室朝覲聘享時必須使用皮幣。一張皮幣面值四十萬錢，然而實際上根本不值這個數字。這樣實際上是使用國家強制手段逼迫諸侯王出錢充實國庫，不然就會失爵失國。說白了，這就是漢武帝手握砍刀逼著諸侯國出錢，只不過拿出皮幣來充當遮羞布。

后來，武帝覺得從諸侯國主手中搜刮財富還不夠用，便利用同樣的方法掠奪民間財富。當時他命令錢監造銀錫為白金，面值三千、五百、三百，又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從古到今，發行大面值的貨幣，便是政府解決財政危的有效手段，但是這種飲鴆止渴的方法卻會打亂市場和貨幣的正常秩序，引起惡劣的通貨膨脹，必然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這種作法在古今中外屢見不鮮，漢武帝政府用不足值的“白金”來攫取標稱的實際價值財富，就是一種無恥的經濟掠奪，后來的王莽和蜀國也曾使用過，再往后的各朝各代都是一個鳥樣。明代的紙鈔、民國的法幣……

由于足值的三銖錢與不足值的“白金”同時使用，百姓肯定會盜鑄白金，吏不能制。大司農顏異曾明確指出皮幣的不合理之處：“今王侯朝賀以蒼璧。值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倍箢伄惥挂浴案拐u”之罪而喪命，于是朝中就只剩阿諛奉承之徒，無人敢于質疑皇帝的貨幣做法。

后來王莽篡位之后，也曾嘗試著改變國家貨幣，在他的極力主導之下。當時的朝廷先后發行了三種新錢，分別叫做“大泉”、“栔刀”和“金錯刀”。

王莽當時鑄造新錢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來收購民間的黃金。西漢時，黃金在對外貿易中是作為國際貨幣使用的，有一定數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得黃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私藏和使用黃金，百姓手中的黃金都要賣給政府，有時候則干脆沒收，巧取豪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