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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度諸國的種姓制度、美國日本的財團代理人、德國的黨內接班都不同，中華民主帝國的政治體制更像是一個多元制衡的體系。雖然有二十多個封為國公的頂級家族，但是這些家族的二代三代都基本上不會進入政界軍屆去打拼，他們各自有自己感興趣的事業，有不少人成為了醫生、學者、藝術家甚至是美食家，在他們各自的領域里依靠自己的聰明才干去打出一片天地，當然比起沒有家族背景的一般人，或許很多灰色的規則對于他們都是免疫的，比如有電影發行公司的投資商試圖砸錢邀請鄒容的孫女，一名已經小有名氣的女演員陪酒，第二天他就被幾大投資集團給抄了底，還爆出違規逃稅的猛料，最后落得家破人亡，鋃鐺入獄的下場，知情的文藝圈里的大佬們都暗暗佩服這位還真是無知者無畏，花樣作死的難度系數爆表啊。

同樣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那些精英們在二戰結束后逐漸淡出，也墨守成規的將自己家族的后代們刻意避開自己所從事的領域，甚至連自己親朋好友所掌控的領域都盡量不去觸碰。當然并不是說這些家族都甘心沒落，相反他們都通過培養門生故舊和選擇代理人的方式繼續維護自己在各自領域影響力，只不過對于社會上的平頭百姓而言似乎沒有那么明顯的世襲痕跡。

在這種風氣之下，凡是有點權位和建樹的父母一般都不太支持自己的子女從事相同的行業，就算是確實無法避免，也都會十分小心的避嫌，連子女也都注意盡量不讓人產生靠父母余蔭上位的印象，否則免不了會被人看作沒有真本事，全靠啃父母的敗家子。平民子弟雖然有出頭機會，但是因為見識和思維上的差距，世家子弟的成長總要占有很大的優勢。在皇家和頂級世家對不肖子孫進行了幾次懲戒甚至是清理門戶之后，世家子弟絕大多數都能模范的遵守普世原則，在為人處世上也多大氣而磊落，其他的家族雖然沒有成為頂級世家的可能，但是也都紛紛效仿皇家和頂級世家的做法，對子弟的要求也非常嚴苛，所以基本上大家子弟都是各個行業里的佼佼者，更是道德上的楷模。平民子弟也都有公平的競爭機會，怨天尤人的氛圍根本就沒法形成。

由于行政權力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各種公權力都受到了國會、公平中心和民意的制約，還有皇家作為裁判存在，所以濫用公權基本上是行不通的。這樣一來，公務員成為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職業，而且還是一種不算太高端的職業，因為上升渠道狹窄，待遇偏低而紀律苛刻，很多公務員都是做個五年十年就會借助工作經驗轉行去做別的職業，官本位的思想在中華大地上日趨淡薄。公務雇員更是實習生的天下，多數雇員都在25歲上下就會尋找其他工作，除了部分專業性非常強的雇員會因為高待遇留在這個隊伍里之外，幾乎沒有多少公務雇員會以此為終身職業。

新華黨雖然贏得了帝國開國后的六次大選，但是在太初三十年的時候，在吳宸軒的刻意縱容下，偏左派的李維常與右翼保守派的黃鑫培兩人分別另立新黨，從新華黨里拉出了一幫人馬，讓太初三十年的大選變得精彩紛呈，最終還是老牌的新華黨當選執政，而新華黨的新黨首居然是之前一直和新華黨、吳宸軒鬧得不可開交的洪世祖。洪世祖接過了章太炎章瘋子的反對派大旗之后，一直在上海鼓吹反帝制反獨裁，實現民主共和，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大同思想。但是在中華民主帝國建立后的三十年里，農村的土地流轉，國家的迅速城市化還有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讓中國千百年來的農村自然經濟如冰雪遇驕陽一般溶解，再提耕者有其田已經不適合中國的先進生產力，洪世祖在走遍了湘鄂贛數十個農業縣，然后在魯豫晉陜等地考察之后，反思了一年有余進京，應邀成為山東大學的政治學院副教授。

此后他多次與周仲輔、鄧先賢、李維常、黃鑫培、吳經熊等人交流，還被吳宸軒召見了七次，在太初二十九年，洪世祖應吳宸軒的邀請加入了新華黨，并且在李維常、黃鑫培分別脫黨后擔任了新華黨黨首，他那超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腕讓他在臨危受命的情況下迅速穩定了新華黨四分五裂的危局，并且提出了“一切為了民富國強、一切為了著眼未來”的兩個一切政治主張，將左右兩黨的競選主張巧妙的引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并最終獲得第七次組閣的機會。

洪世祖在深思熟慮之后，沒有按照周仲輔的邀請擔任新政府的總理職務，而是擔任了新政府的農林部部長，鄧先賢則被推舉為政務院總理，接替了周仲輔六任總理的崗位，成為第二位帝國總理。

由于戰后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人口也得到了迅速增長，從戰爭剛結束的7。1億人口迅速增長到了太初三十五年的7.7億人口，雖然漢族依然占據92%的絕對優勢，但是大批歸化的各國難民，通過技術移民和資金移民的歐美日各國精英，還有北方和澳洲新領土上的原住居民也都紛紛通過《歸化法案》獲得了中國國籍，中國的民族構成也變得異常豐富多彩，幾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種族和宗教，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大國。

在戰爭進行到收官階段，在中國的強力扶植下，歐美的猶太難民以及美國加拿大的猶太組織紛紛移民到頓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區，在中德之間成立了一個新以色列國。中國及中華共同體在第一時間承認了這個猶太國家。白俄復國之后也放棄了對這一地區的追索，轉而承認新以色列國。因為有求于中國出兵幫助德國解決紅俄和英倫三島的對手，德國被迫捏著鼻子承認了新以色列，但是在戰后德國迅速扶植了烏克蘭共和國和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并且加強了羅馬尼亞的軍事實力，在西面對新成立的新以色列國進行軍事威脅。同時挑動阿拉伯世界對新以色列的不安與憎恨，但是新以色列國在中國的安排下，與阿拉伯國家展開了雙邊會談，在保證不謀求對耶路撒冷的主權的前提下，阿拉伯國家同盟（阿盟）同意承認新以色列，并開啟雙方正常貿易與人員往來，保護耶路撒冷的猶太教圣地的安全與秩序，并承諾允許持以色列國護照的猶太人可以在每年的非齋月時間去瞻仰祭祀哭墻等猶太教圣地。

中華共同體的各國對于中華文明的仰慕在戰后也得到了迅速升華，從新占領的海外領土夏威夷到東非沙漠從斯摩棱斯克的俄國海濱到南太平洋的島國湯加，中華文明幾乎成為半個多地球的統一文化象征，學習漢語、學寫漢字、以仁義禮智信的要求來規范社會道德等等方面，中國的影響力不僅僅限于中華共同體本身，甚至連歐洲復興也是在中國的幫助下實現的，中華文明被當做優勢文化引進到歐洲大陸，被德國、法國（割讓了阿爾薩斯和洛林之后被德國允許復國）、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主要國家所學習。這也間接導致了移民中國的熱潮，每年中國的簽證與歸化率都在逐年下降，而入境人數和歸化名額都在按至少15%的速度上升，“中華熱”由此可見一斑。

國內對于民族問題一直堅持的是平等互助的原則，在自愿原則下，很多困守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都遷入平原或城鎮，而且民族歧視也成為社會的大忌，幾乎沒有人敢明目張膽的觸碰這條高壓線。宗教問題更是本著自主自愿的原則，國家僅僅是關注宗教不要有違反憲法和法律，不會受到國際勢力的滲透和控制，其他都屬于自愿行為，為了公平起見，中國對各種宗教假期也都一視同仁，導致中國僅僅宗教假期一年就長達23天之多，成為全國人民喜大普奔的一項國家福利。

至于城市農村的二元化，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業集約化程度提高讓農村收入增加幅度反而比城市更大，這也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工農業剪刀差的發生。各個地區的社會福利政策全部統一，再也沒有福利移民和高考移民之類的怪現象，中國居民可以在中國任何城市鄉村之間自由流動，沒有了戶籍的限制，而周邊國家甚至一些美洲、歐洲和非洲國家對中國的免簽政策，讓中國向海外移民也變得非常簡單。當然作為一個鄉土意識濃厚的國家，已經擁有世界上將近三分之一領土的中國，再向國外移民似乎也變得不是那么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