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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的一超多極時代的到來，讓國際形勢變得明朗，中國雖然逐步從全球各條戰線撤軍，又宣布裁軍100萬，但是強大的軍事實力和雄厚的經濟基礎，全球部署、全球威懾的能力讓第二強德國以及其他深陷二戰的強國都不由得退避三舍，沒有那個國家或者國家聯盟敢于直面中國的霸氣。當然私下里串聯一下，給中國的全球部署添點亂子的本事還是有的。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為首的中華共同體將成為亞洲大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絕對統治者。復興中的老歐洲與戰敗的美國加拿大都無力挑戰中國。雙方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還有南美諸國的爭奪上還有很多領域是空白的，可以預見在這些地區中國勢力與白人勢力的斗爭將會是這些地區不穩定的外部因素。

所以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新秩序的開始，在很少經歷戰火的南半球土地上，代理人戰爭變得十分頻繁，這也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的全球沖突的主要形式。引起這樣的變化的原因是因為中國與德意、美加的直接沖突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產生的恐懼，相比之下代理人戰爭似乎是個更安全的宣泄敵意的方式。也有其他的直接原因導致代理人戰爭的流行，比如在爭奪某些資源或者市場的時候，超級大國（中國）和世界強國（德國、美國）發現扶持當地的反抗勢力比挽起袖子直接下場的戰爭更省錢，并且隨著電視、網絡媒體的快速興起，對公眾的認知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公眾厭戰戰及對戰爭波及領土的情緒變得極為敏感，這使中國更傾向于資助和控制當地的反歐美武裝反抗力量，比如在索馬里內戰中投放補給給當地的真神教反抗軍。

雙方常規軍備的明顯差距會促使較弱的一方通過盟友或非國家行為者開啟或者繼續戰爭，這樣的情況出現在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戰爭（哥委戰爭）中隨著哥倫比亞在第一次哥委沖突和加伊納斯角戰爭及感恩節戰爭取得勝利進行的一系列代理人戰爭，委內瑞拉-圭亞那聯盟因為沒能通過通常的直接爭斗的方式取勝，而開始依靠武裝反抗組織和準軍事組織如南美家園黨來抗擊哥倫比亞。

還有，一些國家的政府，特別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即使軍事力量強也會因為民眾反對而選擇加入代理人戰爭，這樣的現像隨著二戰結束在中國很常見，因為所謂的“二戰綜合癥”——中國的老百姓雖然對恢復天朝上國的地位很有自豪感，但是戰爭中的慘烈犧牲在這個并不好戰的漢民族主體國家里醞釀著強大的厭戰情緒。這也是在一系列代價極高，耗時長的在中部非洲和北方領土的反紅俄治安戰的直接戰爭之后，重新提起了厭戰情緒（被稱為“反恐綜合癥”），后通過代理人戰爭加入南美哥委戰爭的推動因素。

一些國家比如美國也有可能會通過代理人戰爭躲避可能的國際間的來自盟友、利益伙伴、國際組織（聯合國）的反對，美國雖然在二戰中戰敗，但是有條件的投降和充分的戰爭動員讓美國的軍事實力反而有所增強，民族危機感的深重，讓美國在周邊發生一些事態變化時也更傾向于通過戰爭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這特別在長久的和平條約、盟友協定或者其他的國際協定中表面上禁止直接的戰爭的時候（破壞這樣的協定會帶來許許多多的不好的結果-國際間的負面影響、事先列在協議上的懲罰、其他團體和他們盟友的報復行動）。

在一些情況下，有些國家可能會因為金融原因加入代理人戰爭：支持非法團體、叛亂分子、非國家行動者或者不先進的聯合軍隊（經常用過時的或者剩余的裝備）比部署國際力量便宜得多，同時可以在延長戰中首先承受人財傷亡。比如意大利就因為本土軍隊的孱弱而不得不通過代理人戰爭維護自己在北非西部地區的權威，經常對西撒哈拉的反意大利武裝部落進行空中打擊和支持摩洛哥仆從軍越境清剿。

另一種常見的導致因素是安全威脅的存在。領導人從對手的軍事力量感到威脅的時候有可能會采取攻擊性的回應，比如在第三方國家建立對自己有利的政府，使對方感受到己方的強勢以鞏固己方的地位。對手可能會嘗試破壞這樣的行為，同常是通過支持一個偏向自己的黨派（例如那些直接或間接受自己控制的、同情自己情況的或意識形態相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一方或兩方認為他們支持的一方處于不利的條件，他們通常會加大軍事力量和財經力量的支持。如果被支持者感受到了物質威脅或者希望脫力表面上的失敗，同樣一場代理人戰爭會在兩者之間發生。這是許多場發生在中國和德意、美加的二戰后期間的代理人戰爭的主要原因，同樣是在秘魯和阿根廷的持續的一系列戰爭的原因，更是埃塞俄比亞內戰的原因。

這種代理人戰爭通常會促使區域局勢動蕩。比如說，在東北部非洲，蘇丹和埃塞俄比亞之間、南美的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之間、秘魯和阿根廷之間的戰爭使所在區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這些沖突在其他的事之間造成了影響，導致了埃塞俄比亞內戰、南美解放者運動的興起、剛果內戰以及真神傳統教武裝的再現。從太初三十年起，超過人在埃塞俄比亞喪生，自太初三十八年以來超過人在剛果喪生。在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超過1000人在發生武裝沖突后的短短一個月中死去，在索馬里，自太初三十五年以來超過8000人死去。自太初二十五年以來，在印度南部諸獨立邦國間的教派沖突造成超過17，000人死去。

總的來說，沖突的長度、激烈程度、傷害一般隨著交戰方得到外部支持能力提高而猛烈增長。比起一般戰爭，代理人戰爭中交戰方更不愿意進行外交談判，和平談判更難以奏效，而對基礎設施造成的毀壞會大很多倍。

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獨立的戰爭也會升級為代理人戰爭。比如說埃塞俄比亞內戰以工人黨民族主義革命者和當地真神教政教合一的支持者（真神黨）之間的內戰為開端，但是當中國和德國開始分別支持真神教、工人黨民族主義者的時候，就演變為了代理人戰爭，并且導致了埃塞俄比亞的長期戰亂和最終分裂。

中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戰后也充分發揮了自身的影響力，借助聯合國安理會的平臺調處各方沖突，并且通過派遣觀察團、對戰亂地區進行武器禁運和經濟制裁、甚至派遣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形式對戰亂進行平息。畢竟作為世界大家庭的帶頭大哥，任何戰亂最終都將會讓中國的全球威信遭到損害，而且中國經濟已經越來越全球化，穩定的市場和資源供給才是最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歐美世界已經淪為挑戰者，他們可以通過攪渾水來撿洋落，而中國則必須防止掀桌子的行徑。

戰后的中國很重視在全世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增進人類技能和潛力，并為此投入資源。自太初三十年以來，千年發展目標一直是這項工作的指南。中國主導的聯合國發展援助工作的幾乎所有經費都來自各國的捐助，歐美為了在復興本國經濟時獲得中國的市場準入與資金技術支持也不得不隨同中國進行這方面的投資。例如，在145個國家駐有工作人員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支助著減少貧窮、促進治理、處理危機和保護環境的項目。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150多個國家主要從事兒童保護、免疫接種、女童教育和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工作。貿發會議幫助發展中國家為發展目的最充分利用其貿易機會。自太初三十年以來，世界銀行還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和贈款，并在二十年內在100多個國家支持了11000多個發展項目。

太初三十五年，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計劃援助厄立特里亞7億中元，這筆援助款項的80%將用于阿斯馬拉及紅海沿海地區的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的重建，這也讓紅海沿岸的海盜問題得以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