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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剛剛立下恢復漢吳同盟的大功，張溫卻是暨艷的推薦人，因此被廢棄不用，還牽連到了張溫的兩個弟弟張祗和張白，連已經出嫁的三個姐姐也遭到“清算”。

孫權以“溫宿與艷、彪同意，數交書疏”為理由，將張溫下獄，隨后逐回本郡的官府做雜役，后來死在家中。在張溫得勢的時候，余姚人虞俊嘆息說：“張溫才能有余而明智不足，華而不實，人們的怨忿將會聚集在他身上，有敗家之禍，我已經看見先兆了。”不久，張溫果然被治罪逐回。

暨艷事件，現在有兩種說法，我覺得這兩種說法都有其道理。

第一種說法認為孫吳集團已經積重難返，尾大不掉，具體如下：這一年，東吳外患暫消，內憂卻在加劇。北方恢復穩定，為孫氏立國提供了“人才基礎”的“北士南流”也基本停止，放眼望去，吳國的朝堂上多半是吳會豪門的子弟，很多還是靠著爺爺、老子的勢力濫竽充數。

暨艷看到了這一點，他覺得身為國家人事部門的一把手，必須要做點什么，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官吏考察(彈射百僚)，并以主公身邊地位最清貴的郎官為重點(核選三署)。暨艷的措施非常嚴厲，考察稱職的不到十分之一，不稱職的都被連降幾級，有“經濟問題”的全部改為“軍吏”。軍吏為下層小官，常與士大夫對稱。讓那些豪門出身的“官二代”、“官三代”當軍吏，等于是把他們從士大夫階層里開除了。別說他們自己不愿意，他們的爺爺、爸爸、伯伯、叔叔能答應嗎？這事鬧大了，群情洶洶。最后，孫權親自出來給他們平反，而一心要整頓吏治的暨艷，則論罪自殺。

一般來說，暨艷是人事部長，從行政管理的角度，覺得要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不能讓沒能耐的家伙混在主公身邊，挨個考察一下，不合格的，就讓他滾蛋。孫權是最高領導，以政治家的眼光，覺得要維護孫家王朝的穩定，不僅不能這么干，而且還要讓暨艷死，給豪門一個交代。當暨艷不計個人得失，毅然要沙汰貪鄙時，著名大臣陸遜、朱據、陸瑁等都曾勸阻，認為事情辦不通，且會招致禍患。暨艷只從刷新政風考慮，而不顧個人安危得失。

所以張、暨的失敗只能說明：（1）孫權統治集團暮氣已深，雖志于改革之士亦無法有為；（2）《三國志》卷55《陳表傳》言：“后艷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可知暨艷不僅不是壞人，并且還為正人君子所同情；（3）張溫、暨艷之遇禍，再次說明到了孫權統治的后期，孫權在用人方面的優點已逐漸由缺點所代替。

第二種說法則突出了淮泗集團和江東集團的斗爭，是這樣說的：此案的主要人物暨艷、張溫都是吳郡人。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張溫是江東大族名士，屬于吳郡四姓。以其才地，早該擢用，可是卻一直到黃武初年才被召廷見，任為議郎。后迅速擢升，由議郎而選曹尚書，再遷太子太傅，以輔義中郎將使蜀。張溫以年近三十始得出仕，似與淮泗集團占居孫氏政權主導地位的政治格局不無關系，并且極有可能影響到他對政局的看法。張溫任選曹尚書后，即以暨艷為選曹郎。后溫遷太子太傅，艷則繼為選曹尚書。“溫宿與艷、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可見兩人關系非同一般。

張溫如此器重暨艷，“與之結連死生”，除了兩人均好為清議之外，艷“亦為吳郡人”當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為江東士人的溫、艷二人，在急于使江東大族盡快取代淮泗集團成為孫氏政權主體的斗爭中，“更相表里，共為腹背”，有著相同的立場和態度，是不難理解的。

出于吳郡四姓的張溫，與吳郡另一大姓顧氏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顧雍不僅對張溫贊譽有加，兩家還有著聯姻關系，溫之“中妹先適顧承”，而此顧承，正是顧雍之孫。與張溫有此特殊關系的吳郡顧氏一族，沒有如陸遜、朱據那樣在暨艷案發前提出任何勸戒，表明其對張溫、暨艷的行動是支持的，至少也是默認的。

當然，也有一些江東大族對張溫、暨艷的做法將會造成的后果表示了擔憂。出于吳郡四姓的陸遜、陸瑁、朱據等人都曾在暨艷事發前對他提出過勸戒：“初，暨艷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陸瑁致書暨艷，認為他的做法“恐未易行也”；朱據則擔心“若一時貶黜，懼有后咎”。

另有出于會稽大姓的虞俊也預言張溫“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從上述勸戒的內容看，其側重點與其說是非議、反對暨艷和張溫的做法，倒不如說是擔心由此而招致禍患。

上述諸人為什么不約而同地都認為張溫、暨艷會因此而罹禍？危險來自何方？當時又有誰能降禍于張溫、暨艷？顯然，危險絕不會來自擔憂溫、艷安危的江東大姓，而只能來自吳主孫權。（“吳郡四姓”，亦即吳郡之顧、陸、朱、張四姓，其代表人物分別為顧雍、陸遜、朱桓、張溫。漢代有衣冠子弟壟斷州郡掾屬的慣例，這種情況在江南同樣存在，而且在吳郡表現得尤為突出。

由于吳郡的顯貴多，四姓子弟求仕的也多，所以孫權特予照顧，以致“郡吏常有千數”。自漢代以來，州郡掾屬例由州郡地方長官辟用本地人士擔任，此制至三國亦然。由于“吳郡四姓”興盛于東吳，其家族勢力歷東晉南朝延綿未衰，所以直至唐宋時期，朱、張、顧、陸仍被列為吳郡著姓，其社會地位依然受到尊重。）

這里，有必要再分析一下孫權的態度。孫權是反對張溫、暨艷的做法的。而他之所以采取此種態度，恐怕并不是“為了維護江東大族特別是吳四姓的仕宦特權，鞏固孫吳政權江東化這一歷史進程”，而是出于維護淮泗集團利益的考慮。

毫無疑問，江東大族和淮泗集團這兩大政治勢力，都是孫吳立足江東所必須依靠的力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兩大集團間力量的消長，孫權將更多地依靠江東大族。但在這兩大地域性集團中，無論是在感情上，還是在利害關系的考慮上，孫權恐怕都更多地傾向于淮泗集團。

對孫權來說，孫氏經略江東之初，江東大族的疑懼、觀望、敵視乃至武力反抗的情景，猶歷歷在目、耿耿于懷，江東大族對中央集權的威脅亦須時時提防。因此，孫權雖然要借助并依靠江東大族的力量以保有江東，乃至于要逐步實現孫吳政權的江東化，但這決不是出于孫權的心甘情愿，而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措施。否則，就無法理解孫權何以要在10余年后通過設置校事來制遏江東大族。

對于孫吳政權來說，既要依靠江東大族，同時也要維護淮泗集團的利益。利用淮泗集團來制約江東大族，與之相抗衡，竭力維持兩大集團間的相對平衡，是更有利于政權穩固的選擇。正因為此，孫權才會對暨艷、張溫所代表的江東大族勢力彈射、打擊淮泗人物的做法明確地表示反對，在孫邵“辭位請罪”之后，仍“釋令復職”，并嚴懲了暨艷和張溫。從這一結局來看，在江東大族與淮泗集團這一個回合的較量中，江東大族勢力遭到了一次挫折。（淮泗集團——指跟隨孫策進入江東的江北勢力，如彭城張昭、張休父子，瑯琊諸葛瑾、諸葛恪父子，廬江周瑜、臨淮魯肅、汝南胡綜、沛郡薛綜等人；呂蒙、呂范，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這樣被孫權提拔起來的軍事將領雖然不是從江北來，但其政治立場偏向于該集團，所以也算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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