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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七章新的架構（三）

黎華不明白畢文謙為什么會突然笑起來，但她聽得出來，那是發(fā)自肺腑的暢快和自豪。這樣的情緒也感染著她，讓她不禁抬頭看了看他，回應了一個微笑，然后繼續(xù)低頭書寫著。

“無論是歐洲的城邦奴隸制，還是中華的分封封建向集權封建的過渡，本質上以小農經濟為中堅的經濟體系，在貌似繁榮中自然地野蠻生長的結果，必然是自耕農破產的土地兼并以及大批農民的經濟依附對象從中央政府變成地方豪強——地方強而中央弱，于內于外，都是國家社會資源破碎化的表現，長期不加制止，必然會導致國家的崩潰。首先面對問題的，是西漢。西漢末年，有識之士都看到了廣泛的社會問題，都認識到國家必須要改革了。所以，品行良好，能力卓越的王莽，眾望所歸地被推上了帝位。然而，既得利益集團推他上去，是希望他能通過改革消除王朝的危機，從而保證自己的利益，結果呢？王莽上臺之后的一系列操作，直接就損害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于是，歷史就上演了戲劇性的一幕——王莽從眾望所歸到眾叛親離，簡直像是電影在快進著播放。”

“可悲的是，王莽身死國滅，改革也自然不了了之。西漢末年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僅僅是靠戰(zhàn)亂的破壞，人口數量的倒退，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消失而緩解。事實上，被長期視為優(yōu)秀帝王典范的劉秀，在戰(zhàn)場上光輝的背后，是依靠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得以上位的本質。他統一全國之后，同樣看得到問題的本質，他也嘗試過改革，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地方州郡確立監(jiān)察制度，裁撤郡都尉、廢除更戍制度軍權集于中央，下詔解放奴婢，頒度田令丈量土地清查人口。這些多管齊下的組合拳的目的就是為了以比王莽溫和同時更有力的手段通過制度而不是戰(zhàn)亂來緩解結構性的社會問題。結果，便是度田之亂。最終，劉秀通過持續(xù)的強硬鎮(zhèn)壓在大體上落實了度田令，從而確保了東漢王朝的一度強大。但這本質上是治標不治本。到了東漢末年，同樣的社會問題再度爆發(fā)。王朝再度崩潰。”

“在那幾個世紀，中華和歐洲的大帝國先后崩潰，亞歐大陸上的人類社會的制度發(fā)展陷入了停滯和混亂。幾個世紀之后，歐洲走向了相對城邦奴隸稍微進步的分封封建，中華則從分封封建向集權封建更邁了一步。Marx的論述里的封建的概念，便是源于歐洲的分封封建制度，所謂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君主的君主不是我的君主。這種封建制度相比有集權封建色彩的制度，社會資源的分散破碎化非常明顯，當丕平獻土發(fā)生之后，教權在歐洲正式登上政治及軍事舞臺，再加上古羅馬以來凝結的征服和搶劫的強盜文化精神，歐洲并不像我們這么重視同化，從此，歐洲就很難重新統一了。而在這樣的時代，城邦奴隸制進步向分封封建的經濟表現便是，本處于社會階級底層的奴隸，雖然仍然處于底層，但究竟還是有些微的提升，變成了歐洲采邑制下的農奴、拜占庭普洛尼亞制下的巴力克、阿拉伯伊克塔制下的迪米人。”

“和這些相似的，是我們南北朝時期的包蔭戶，這在北魏時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認確立為宗主督護制。而不同的是，我們繼承的文化精神是同化、統一、種田，當古羅馬土地上的人沉淪于社會資源破碎化的中世紀時，我們卻迎來了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均田府兵制度，重新編戶齊民，以自耕農為社會基礎的隋唐時代。這種歷史性的差別，就是文化根本的不同的體現，為什么我說教育比制度高階？這就是案例。”

“毫無疑問，橫向對比中世紀的歐洲，我們的隋唐時代是先進的。而縱向自我對比，相比秦漢時代，隋唐時代的制度先進性則在于，用體現官本位的科舉制度取代了直接體現血統本位的商鞅爵級制、間接體現血統本位的漢代察舉制和魏晉九品中正制。這種進步，奠定了中華文明領先全世界一千年的基礎。然而，制度本身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指導思想，隋唐時代只是確立了科舉制度的運行，卻并沒有掃除舊制度下凝結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我以前在你和薄副主任面前說過的，五姓七家，在民間的聲望勝于皇室。當他們適應了科舉制度之后，門閥們累世的教育資源依舊對寒門形成了碾壓。所以，隋唐時代雖然是進一步從分封封建邁向了集權封建，確立了集權封建的制度基礎，但在實質上并沒有完全脫離分封封建。”

“而打破這一切的，是黃巢——歷史就是那么殘酷而可笑。許多有著中央政權的帝王不懈努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靠的，是單純的殺戮。這是一場對已有的文明的破壞，讓中華文明損失了極大的教育資源，但同時也掃除了在魏晉南北朝以來在落后制度下代代積累最終尾大不掉的舊勢力。于是，歷史最終迎來了真正的集權封建制度，宋朝。”

“集權封建比分封封建先進的最大特征，就是同為自耕農為社會中堅的基礎上，社會資源不再破碎化，大規(guī)模地集于中央。對比秦漢隋唐各自的鼎盛時期，宋朝沒有了力量強大的門閥，那些所謂的將門只是小打小鬧，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構成普遍是通過科舉制度崛起的官僚地主階級，這無疑是一個數量規(guī)模龐大得多，個體力量弱小得多的群體。在這樣的基礎上，持續(xù)到隋唐時代的奴婢制度，也終于在宋朝有了本質上的變化，良賤制度也走向了消亡。對比把奴婢賤籍等同于牲畜財產的《唐律疏議》，宋朝雖然仍然有婢的稱謂，實質上卻轉變成了雇傭關系，社會最底層的經濟、政治地位，有了重大的提升。”

“然而，如我說過的，宋朝的很多璀璨奪目的成績，是建立在弱化軍事的代價之上。當南宋最終被蒙元滅亡之后，蒙元不僅將奴隸制度帶了回來，還實行了民zu等級制度——這個歷史的倒車，在當時也許不算明顯，但在紅皇后假說的角度中，這就是中華開始被別人縮小差距的開始。即使明朝驅趕了蒙元，其制定的社會制度，相比宋朝，仍然是落后的，不僅重新出現了戶籍世襲制度，奴婢制度也繼續(xù)延續(xù)，而當滿清獲得中央政權之后，其社會制度又一步倒退，將奴婢制度進一步向奴隸制度強化。也就是說，從社會制度層面分析，中華從宋朝開始，經歷了蒙元的大倒退，明朝的小進步，再到滿清的倒退，總體是大退步了。”

“滿清時的社會，的確比歐洲的分封封建進步，但也僅此而已了。”

“在我們中華地區(qū)開歷史倒車的時期，亞歐大陸上原本相對落后的歐洲卻迎來了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這段歷史的本質，是中華地區(qū)的先進科技傳播，開啟了火器的運用，步兵的復興，騎士的沒落，當法國的貞德喊出‘為了法蘭西’的口號，釋放了現代民族主義之后，分封封建制下的軍事組織能力就不再具有足夠的競爭力，其莊園經濟，農奴制度也就逐漸開始瓦解。而大航海時代讓傳承著強盜精神的歐洲人有了對新大陸和黑非洲長期掠奪的可能——就像我提到的耗散結構理論一樣，這個時期的歐洲，具備了社會制度迅速進化的條件。”

“于是，自由資本主義在16世紀的歐洲誕生了。在古羅馬的強盜文化精神的指導下，經過300年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征服與掠奪，自由資本主義經過了野蠻而充分的生長。雖然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在中華地區(qū)一直以來的余威的震懾下，即使是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英國國會經過激烈辯論，也不過是票的極微弱的差距通過了軍事行動的決議，英國政府甚至都沒有正式宣戰(zhàn)。然而事實上，1840年的滿清，一個集權封建制度下明顯殘留奴隸制度的社會，早已被正邁向自由資本主義頂峰的英國遠遠甩在歷史步伐的后面。”

“就像隋唐時代的門閥既是時代進步的障礙，又是強大的力量，想要在滿清社會進行改革，同樣困難重重。而且，隋唐時代的中華，是領先于世界的，變革主要需要考慮的是內部的斗爭，而在滿清時代，中華早已從當初的睥睨天下，淪為了歷史的差生。內部落后勢力極其強大，外部先進勢力群狼環(huán)伺——當歷史的篇章翻進19世紀時，所謂百年屈辱，其實已經是必然的結果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想要重鑄光輝，或者說涅磐重生，不死人，是不可能的。所幸，我們依舊繼承著始于周公的同化、統一、種田的文化精神傳統，繼承了光輝歷史的驕傲，我們的先輩，來自于各個階級的先輩，可以為了民族復興拋頭顱灑熱血，毀家紓難，可以在不斷的犧牲之后，將所有走不通的道路都走絕了，最終正向了正確的道路。”

“所以，我們的教課書上言簡意賅地寫著：只有TG才能救中國。這句話并不是什么自我標榜，相反，它用春秋筆法訴說著一個事實：在新中國里，從來都不是所有人都認同TG的道路，而是在民族復興的共同目標下，各種不同的利益團體在各種錯誤的道路中頭破血流之后，不得不圍繞在了TG的周圍。”

“這，就是我們中華文明三千年來的教育底蘊。這，就是我們新中國的局面——如果說原本就是社會底層的大多數人民是衷心擁護TG的，那么那些當初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的確是衷心為了國家的興盛而奮斗，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和TG骨子里貌合神離。”

畢文謙平淡地講述著并不平淡的話，講到這里，他停頓下來，慢吞吞地長飲起來。

始終仔細聆聽的黎華重重地握著鋼筆，在筆記本上不斷地速記著。這一段安靜給了她緩沖的時間，過了好一陣，她才緩緩抬起頭，白著臉，小心翼翼地問。

“師父……你是說，我們需要在歷史文化教育的層面，清除宋代之后，直到今天的各種遺毒？”

畢文謙默默和她對視了一會兒，忽然一聲嘆息。

“三大戰(zhàn)役之后，有多少人投機進來……‘進京趕考’，究竟考了什么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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