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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于何這番話劉成不禁啞然，在大明朝天大地大皇帝老子最大，連皇帝老子都沒把祖宗的法度當回事掙私房錢，那下面的百姓商戶似乎也沒有啥義務遵守禁令。畢竟在十七世紀還沒有啥“人民主權”的概念，這江山就是朱家的，士大夫吃了朱家的俸祿要忠君之事，這些追逐什一之利的商人可沒有這個義務。

于何看劉成沉默不語的樣子，以為自己方才說的話得罪了他，趕忙賠笑道：“小人方才說的那番話多半是路聽途說，若有不實之處劉大人莫要見怪。“

“于先生以實言相告，我怎會怪罪先生！“劉成笑了起來，作為一個穿越者，他的見識自然遠遠超過守備、都司這個級別的軍官所應有的水平。從遠古時代開始，在東北亞大地上農人與牧民之間的戰爭就從沒有停止過，農人千方百計的保護自己的田地和谷倉里的積谷，為此他們修建了城市、壁壘乃至萬里長城；而牧人則想方設法越過這些阻礙，搶奪農民的積谷以避免在寒冷的冬天餓死。在絕大部分時候，農人與牧民的分界線是和四百毫米降雨線重合的——這也是降雨農業的生死線。在數千年的時間里，數以十萬計的軍隊就在這條線的兩側對峙、廝殺，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牧人一方擁有動員代價、機動的優勢，而農人一方則擁有軍隊數量、技術、財力方面的優勢。由于雙方各自擁有”不對稱“的優勢，因此在絕大部分時候，在這條漫長的邊界上并沒有發生決定性的會戰，而是無數次偷襲、伏擊、劫掠，農人們想方設法用策略、工事、技術和金錢來替代流血，而牧人們則用欺騙、堅忍、敏捷和兇殘來與之抗衡。在這種漫長的沖突中，對鹽、鐵這兩樣極為重要的戰略物資的禁運顯得尤其必須。鐵是制造武器的必須材料，而人不可能不食用鹽，而這兩樣物資都是草原牧民幾乎不可能自己生產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看王朝是否將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鹽鐵的禁運水平。像大明這種連天子的管家都在走私貿易里占股分紅的，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劉成思忖了片刻，最后還是決定開口詢問幾句：“于先生，徐兄弟插手這鹽貨買賣，想必是得罪了原有的那幾家商號吧，既然他們有那么大的后臺，難道不怕他們借助官府勢力，加害于你們嗎？”

于何聽了劉成的問話，還以為劉成是有心加入又害怕遭到牽連，趕忙笑著解釋道：“劉大人有所不知，那幾家商號雖然手眼通天，那那幾位大佬只是占了干股吃紅，替他們遮風擋雨，把官面上的干系處理干凈了便了了，又怎么會去替這幾家商號干這些邋遢事？說白了，這些大人先生們只是把這幾家商號當做可以擠奶的牛羊，最多也就不讓豺狼把羊叼走了，讓他們割草、喂養那是絕不會干的。說句夸口的話，敝教這些年來在西北發展

甚快，也有教眾十余萬，驛站道路兩旁所見之處皆是香壇，那幾家商號若是與我們撕破了臉，只怕他們的口外生意也不好做。“

“那那些草原上的酋長呢？會不會那幾家商號向其施加壓力，不讓他們買你的鹽貨？”

“大人說笑了！”于何笑道：“您想想，若你是那些酋長，是希望同時可以從幾家買到鹽，還是愿意只能從一家買到鹽呢？那些商號求的是財，那些酋長買不買得到鹽可是生死存亡呀，你說哪家拗的過哪家呢？”

劉成聽到這里，不由得點了點頭。于何方才的話將利害剖析的非常明白。對于草原上的那些酋長來說，食鹽是軍國之需，假如他們與大明的關系惡劣，很可能大明會下令加緊邊界巡查，封鎖食鹽輸出，那時多一條食鹽輸入渠道可能就是生與死之間的差別；而商號要求的是賺錢，對于他們來說封鎖徐鶴城這一條新的食鹽輸出渠道無非是多賺少賺的問題，在這輪博弈中勝利者肯定是草原上的酋長們。

“先生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劉某多謝了！“劉成鄭重其事的向于何長揖為禮，于何趕忙站起身來，讓開劉成：”小人當不起，當不起。“

“當得起，當得起！“劉成強把于何按在椅子上，受了自己一禮，對外間喊道：”來人，取些酒食來，我要與先生喝上幾杯！“

外間應了一聲，不一會兒便送上一壺酒，兩副碗筷，一盤蠶豆，幾塊羊肉，還有一碟腌韭，劉成笑嘻嘻的給于何倒滿了酒，又給自己倒滿了，雙手舉杯笑道：“為我盡一杯，為君發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強健！

“說罷便將杯中酒一飲而盡。于何聽了，知道劉成所引用的乃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贈夢得》一詩的前半段，心中微微一熱，趕忙將自己杯中酒也一飲而盡，接答道：”三愿臨老頭，數與君相見！“兩人相互對視，不由得會心一笑。

劉于二人兩杯酒下肚，分說些商旅上的事情，不由得氣氛活絡了許多。作為一個前世在網絡上各大軍史論壇潛水多年的資深潛水黨，劉成很清楚十七世紀的長途貿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行業，甚至可以說近代資產階級就是長途貿易的產物。與很多人所認為的不同的是，大規模的長途貿易在人類歷史上實際上是很晚的事情。與區域性、地區性的市場與貿易不同，長途貿易必須由一個與生產完全脫節，擁有巨額資本的商人階層才能完成。前者不過是一些一邊生產，一邊在附近區域販賣的“商販“——即所謂的販夫走卒而已。而后者就完全不同了，要進行長途（通常是跨國）貿易，首先就必須將所要販賣的商品購買下來，然后在轉運到遠方出售，也就是說這些商人必須首先為遠方的消費者墊付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考慮到古代的交通條件，他們往往要在數年后才能收回成本和利潤。由于古代世界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即美元，英鎊），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唯一的通貨單位往往就是貴金屬，不難想象，能夠經營長途販運的商人集團會擁有多么龐大的貴金屬儲備。為了籌集到如此龐大的資本，除了多年的貿易積累以外，這些商人集團往往還會兼營票號來吸取零散的資金，發行各種匯票來避免大量貴金屬的運輸，這實際上就是現代金融的萌芽。

在歐洲這些金融集團以稅收、礦產、港口等有利可圖的資產作為抵押，借錢給君主進行戰爭，從而讓這些君主能夠武裝遠遠超過他們財力所能支持的軍隊進行戰爭，而他們也能從戰爭中不斷汲取利潤發展壯大。

很多歷史愛好者都認為歐洲在近代的興起是由于工業革命的原因，但如果對歷史稍有了解的話就會發現工業革命的開端是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的英國，珍妮紡紗機的發明是1765年，瓦特的改良的可投入實用的蒸汽機已經到了1769年。位于西歐大陸的法國、德國等國工業革命的時間更晚，已經到了十九世紀之后了。而在此之前，西歐早已經擁有了對世界上其他部分巨大的優勢地位，比如1757年隸屬于東印度公司的克萊武以很小的一支部隊就打敗了擁有十倍于己大軍的莫臥兒帝國孟加拉總督，奪取了當時印度次大陸最為肥沃的一塊土地，克萊武也因此成為了百萬富翁。正是從印度匯入英國的黃金促成了工業革命的產生，因此工業革命是西歐占據優勢地位的果，而非原因，最多說工業革命擴大和鞏固了西歐的優勢地位，而不能說工業革命促成了西歐近代的霸主地位。如果說能夠制造廉價優質的商品就能征服世界的話，從明朝中葉開始，中國是世界上出產最多最好工業制成品的國家，也是冶煉最多鐵的國家，為什么是西歐而不是中國征服世界呢？原因只有一個，在明代的中國，這種從長途貿易起家的金融集團沒有和軍事力量結合起來，反而集聚了大量的白銀沉淀下去，成為了一顆惡性腫瘤。而在劉成的眼前就有一顆正在萌芽的種子，想到這里，劉成的心跳就急促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