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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皓在我身旁，也搭手在欄桿上，望著水面不說話。我轉頭嘴角一彎：“好玩不？”

“好玩——”他似無可奈何，“也就你想得出來。”不過話畢眼里又有笑意，若有所思，“這里拍照倒是不錯的。”

“哈！我可是你的藝術指導！”我搖頭晃腦，嘚瑟起來，但不一會兒又安靜了。“你知道吧，這里讓我想起江邊。”

“書立，其實我一直不明白，你說的江邊爸爸、江邊媽媽是誰？”

我的故事講得糊里糊涂，梁子皓現在才想起來問。

“我叫他們爸爸媽媽，以后就稱為干爹干娘吧。他們血緣上是我姨媽姨父。”

閉塞的中國中部鄉村，重男輕女之風積弊甚久。九十年代，生出來不要的女娃扔路邊是很常見的。賀先生當初在產房一看到我，面露難色：“扔茅坑吧！”

虧他當時還是小學教師，為人師表。我的江邊姨父姨娘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大字不識幾個，道理還懂，姨娘一聲硬氣：“你不想養，我還養不起嗎！”便把我抱回了江邊。

據說后來賀先生和林小姐裝模作樣，在鎮里的墳地給我造了個小圓丘，泣聲愴然：“我的兒，你死得好早！”

賀書奇便得以出生了。無奈最后漏了馬腳被人告狀，罰了兩萬塊錢。

到了上學的年紀，我被接回鎮上，放假了再回江邊。

可是日子過得很艱難。四五歲的孩子，江邊爸爸開著摩托車上了初春的大堤，要送我回鎮上。春寒料峭，大堤右側青碧的新田上空還飄蕩著霧氣，左側的大江茫茫，爸爸呵斥我把手在他口袋里塞緊，我就躲在他身后避著寒風，眼淚巴拉巴拉掉下來，偷偷在爸爸衣服上擦干凈。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出門在外我一點都不戀家，上寄宿制初中、高中、大學，從不哭哭啼啼。這都是因為，我在很小的年紀，就不得不離開家了。

江邊是我唯一的家。

小哥哥上中學的時候寄宿在林小姐家，賀先生百般看不入眼。小哥哥和我結成統一陣線，周末的時候回江邊，老遠的距離，爸爸看到他從大堤上走下來，一邊抹眼淚一邊哭：“那個賀書奇天天欺負我們家秋秋！”“那個閻王爺又打妹妹！”……我目不識丁的老爸怒上心頭，提著鋤頭要去找賀德勤這禽獸理論。

可是我這小哥哥有一天又嬉皮笑臉：“不用擔心我們家秋秋，這鬼丫頭也不是省油的燈！”

秋秋是我在江邊的小名，我真不明白，我生在春天，怎么叫秋秋呢。可是秋秋實在是比賀先生取的賀書立好聽多了。我厭惡我的名字。

我打小足智多謀，心眼又在賀先生家磨礪得格外幽深曲折，自然不是省油的燈。放假了爸爸的摩托車前腳剛進江邊的院子，我一個激靈在后座上就蹦起來：“老子又可以稱霸王啦！”那當然是要稱霸王，在鎮上裝了一個學期孫子。

好在我是個可造之材，全縣第一的成績讓賀先生揚眉吐氣，我在鎮上的生活勉強可以過下去。哥哥后來卻生了肝病，賀先生與林小姐以此為借口，回江邊的時間縮得越來越短。

后來上海姨媽幫我們一家來了上海，林芳菲偏執地重女輕男，大約也是心里有過陰影。因此賀先生與林小姐對我便不敢輕慢。賀先生被掃地出門后，我就基本上告別家庭暴力了。

我突然間意識到自己講得太多了，不知道梁子皓要怎么想，便噤了聲。我才十四歲的年紀，還不懂得防備自己，又把梁子皓當成了親切的朋友，一下子說了太多，自己也隱隱地覺得不對。

此時我們已經從公交車上下來，我倆站在圖書館附近的林蔭道上，該道別了。

“書立，過去了就好。你要好好加油。”他沒有做過多評論，我有些失望，又有些僥幸。

“嗯。”

“考得怎么樣？”

一提到中考，我還有些忐忑，有些緊張地說：“不知道，應該還好，你呢？”

“應該有我正常的水平吧。希望你可以得償所愿。我先過去了，再見！”

林蔭道上陽光閃爍的光影投射在他身上，我立在那里望了一會兒他的背影，有些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