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wǎng)網(wǎng)m.autocad360.cn），接著再看更方便。

①何謂“核減浮糧”？在李鴻章看來，蘇省錢糧甲于天下，而蘇松太三屬尤甲于通省，比毗連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zhèn)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由于“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所以出現(xiàn)了極不正常的現(xiàn)象。一曰：“堅持不減之名”，而行“暗減之術”。督撫部臣默許州縣捏災，致使“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減曠典，遂為年例。”一曰：“宮墊民欠”，“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這就造成了賦額重而征收實少的問題。本來蘇屬全漕160萬，但在咸豐朝十年中征收百萬以上者僅1年，80萬以上者6年，而皆有官墊民欠10余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shù)不過90萬。

蘇松太糧漕甚重，平時都難以承擔，何況戰(zhàn)亂之余，按額征收更是難上加難。經(jīng)過拉鋸戰(zhàn)，蘇省“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shù)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間有破壁頹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無人色，呻吟垂斃”

①，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一個常勝軍的軍官透露：“程[學啟]和李[鴻章]就是最大的破壞者，現(xiàn)在遍地蔓延著的巨大災難全都得感謝他們兩人所賜。”

②面對這種殘破局面，“欲責以重賦，責以數(shù)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

正是基于上述種種，“減賦”就成了歷史之必然。李鴻章建議“比較歷來征收各數(shù)，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捏災，不許挪墊，于虛額則大減，于實征則無減。”李鴻章的“減賦”實質上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政策，即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

減賦乃“轉移之善術”。在李鴻章看來，“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①李鴻章：《陳明蘇省兵餉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7，第29頁。

①李鴻章：《清查蘇松漕糧積弊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第64頁。

①李鴻章：《籌賑收復地方并酌請蠲免漕糧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第44頁。

②《致<中國之友報>的編輯》，呤唎：《太平無國革命親歷記》，下冊，第547頁。

雖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產(chǎn)，不減額之弊，在多一分虛數(shù)，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效，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

減賦乃“勞來之善術”。李鴻章認為，“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xiāng)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里。”

③減賦乃“激勸之善術”。在李鴻章看來，減賦令下，各鄉(xiāng)“愚賤”“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④減賦乃“固結招徠之一法”。李鴻章說：“鄉(xiāng)民”“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必更奮，簞壺之雅必更誠。”

由此可見，李鴻章奏請減賦，一方面是想“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使清政府得到“實濟”；另一方面是想動員“吳民”“爭先復里”、“踴躍輸將”和積極支持反革命戰(zhàn)爭。

李鴻章筆下之“吳民”，從階級成分來看，主要是指地主而言，同時也包括自耕農(nóng)和佃農(nóng)在內。

漕糧是以土地所有者為征收對象，而當時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少部分歸自耕農(nóng)所有。因而減賦直接涉及地主和自耕農(nóng)的利益自不殆言，但同無田而租人之田者也并非毫無關系。因為早在“康熙四十八年，給事中高遐昌奏，遇蠲免錢糧，將佃戶田租亦酌捐免，奉旨必得均平，方為有益，尋戶部議業(yè)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戶十分之三，永遠為例。”

①當時“散之四方”的，如果只有“殷實”地主，而無“絕苦之家”，那就絕不會出現(xiàn)“田多佃少”、“土地荒蕪”的情況。李鴻章所說的“招撫流亡”，顯然不限于動員逃亡地主回家，也有爭取逃亡農(nóng)民返鄉(xiāng)、借以恢復生產(chǎn)、穩(wěn)定統(tǒng)治之意。

抵死抗拒太平軍的“鄉(xiāng)團”，是由地主紳士倡率，而以“農(nóng)夫牧豎”為基本成員的。所謂“農(nóng)夫牧豎”，就是李鴻章所說的“愚賤”者流。李鴻章減賦的目的之一，就是動員從地主階級中浮現(xiàn)出來的那股反動勢力和誘騙閉塞落后的“農(nóng)夫牧豎”起而對抗農(nóng)民造反。

何謂“辦理均賦”？在李鴻章看來，蘇松漕糧積弊視他省為甚，其最不平者，莫如大小戶之分。因有大小戶之名，不是根據(jù)土地占有情況，而是“以貴賤強弱定錢糧收數(shù)之多寡”。縉紳大戶憑藉權勢“包攬短交”，而小戶則被官吏任意抑勒，以為挹彼注茲之計。“小戶不勝其苦，其黠者又詭寄于大戶”，結果“大戶益多，小戶益少，其勢遂偏重于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敲撲之慘，拘系之繁，無一非傷民氣者。”

由于蘇松征收漕糧，向有大小戶名目，輕重不均，不僅使地主階級內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發(fā)生利害沖突，而且也使地主和自耕農(nóng)的矛盾日益激化。

李鴻章深感這種局勢的危險性，力主采取措施抑制一下“短交錢漕之紳戶”，緩和地主內部以及地主同自耕農(nóng)的矛盾，以期鞏固清朝統(tǒng)治，更有力地鎮(zhèn)壓農(nóng)民造反。他建議在蘇松漕糧核減后，應“明立章程，酌定折價，紳衿平民一例完納，永遠革除大小戶名目，不使州縣陵虐小民敢為暴斂而不顧，亦不使各項陋規(guī)困苦州縣迫使病民而不辭。”

③④李鴻章：《裁減蘇松太糧賦浮額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第58—60頁。

①《光緒七年蘇紳公呈》，李大治：《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1輯，第288頁。

清廷接受李鴻章關于減賦和革除大小戶名目的意見，下令蘇松太減三分之一，常州、鎮(zhèn)江減十分之一，并嚴禁大小戶，聲稱“儻仍有大戶包攬短交等弊，即著該地方官執(zhí)法嚴辦，毋稍寬客”。

①蘇松太常鎮(zhèn)五屬減賦后，實際得利的主要是地主，而佃農(nóng)雖應受益但并未“蒙其惠”，因為地主破壞了康熙四十八年有關蠲免錢糧的規(guī)定。據(jù)1881年蘇州士紳潘遵祁等披露：“同治三年，恩減漕糧，城中紳業(yè)，格外體恤，將業(yè)主應免十分之七，盡數(shù)蠲入佃戶，而鄉(xiāng)業(yè)將佃戶應免十分之三，概行吞沒入己”

②。這是農(nóng)村地主公然藐視國法之一例。有的地主則采取陽奉陰違的態(tài)度，“聲言減租，以虛額之數(shù)，畝減其三斗，故向止一石二斗而無增者，今亦一石二斗。而又將催甲等錢，增入一二升于其外。”

至于大小戶名目，雖屢經(jīng)諭禁，但并未革除，可謂名亡實存。以元和而言，官府公然設立兩種征收錢糧的糧柜，“糧柜設于堂，而又有所謂內柜者，則以堂柜為外柜”，“內柜可減成，猶大戶也，外柜則全完，猶小戶也，特避其名耳”，“內柜皆紳及富室之強者，其費省，外柜則富之懦老與鄉(xiāng)里小戶屬焉。”李鴻章也供認：“蘇松錢漕最重，自減賦改章后，大戶仍不免包抗，州縣更加苦累，此亦積重難返之勢。”

①由此可見，李鴻章雖然試圖在政治經(jīng)濟領域有所作為，但因限于主客觀條件而成效甚微，1865年統(tǒng)治營壘中間就有人抨擊李鴻章“戰(zhàn)功雖著，而子惠未孚，百姓之流離者未盡收恤，地畝之荒蕪者未盡開墾，不聞德政，惟聞厚斂。”

②有人拿左宗棠與李鴻章相比，斷言“左公吏冶實勝李數(shù)十倍”。

李鴻章為了盡快地恢復和穩(wěn)定封建統(tǒng)治秩序，除了在政治經(jīng)濟領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之外，還特別注意加強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力圖用功名利祿籠絡知識分子，用“尊孔讀經(jīng)”“化民成俗”。

1864年李鴻章在蘇撫任內，根據(jù)蘇州、太倉諸紳的要求，為便于士子參加歲考和科考，興建蘇州試院，派馮桂芬負責籌劃，并以蘇州籍的宋代賢臣范仲淹勉勵諸生，取名景范堂。他還特地撰寫《蘇州試院記》，以資紀念。

同年曾國藩奏準補行鄉(xiāng)試，李鴻章作為江蘇巡撫，例應輪派監(jiān)臨。他對自己能以皖人而監(jiān)臨江南鄉(xiāng)試頗為得意，致函其師說：

“監(jiān)臨本無可諉，又蒙殷殷見屬，而皖人謂程梓庭、楊安卿兩先生后，續(xù)成佳話。”“科場事宜，承為經(jīng)畫周密，鴻章此行，殆如新婦回娘家之逸樂也。”

①他還作了《甲子仲冬監(jiān)臨入闈感賦七律四首》，以表達其難以抑制的興奮心情。

除此之外，李鴻章還在蘇州建復紫陽書院，改建正誼書院，分別聘請俞樾、馮桂芬主講席，“課四書文、試帖如舊制”。

①《諭內閣》，《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146，第170頁。

②李文治：《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1輯，第288頁。

①李鴻章：《復何攸宋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1，第29頁。

②李鴻章：《復奏殷兆墉等條陳江蘇厘捐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1頁。

①李鴻章：《復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5，第37—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