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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師“剿捻”

從1866年底開始，李鴻章在繼續(xù)推進“自強”活動的同時，披掛上陣，取代曾國藩肩負起督師剿捻的重任，公然把“自強”與“剿捻”緊密地結合起來。

太平天國失敗后，捻軍成了反抗清朝統(tǒng)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捻軍與太平軍遵王賴文光部會合，捻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賴文光為統(tǒng)帥，“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賴文光按照太平軍的兵制、紀律和訓練方法，整編了捻軍，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復國于指日”

①作為奮斗目標。賴文光根據(jù)捻軍精騎善走的特點，創(chuàng)造出一套步騎結合、靈活機動的運動戰(zhàn)戰(zhàn)術，出奇制勝，擊斃僧格林沁，打敗曾國藩。但是，由于全國革命形勢低落，賴文光深感“獨立難持，孤立難久”。1866年10月捻軍在河南杞縣、陳留附近決定分為東西兩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的一支，繼續(xù)在山東和中原一帶堅持斗爭，稱為東捻軍；由張宗禹率領的一支，“前進甘、陜，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稱為西捻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李鴻章走上了剿捻前線。

曾國藩成了捻軍的手下敗將，而李鴻章卻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把捻軍投入血泊之中，這除了捻軍內部的消極因素起著作用之外，主要是因為李鴻章妥善地解決了糧餉供應問題和靈活地實施了“劃河圈地”、“以靜制動”

的戰(zhàn)略方針。

李鴻章深知糧餉與用兵的關系。他在奉命督師剿捻之初，就上疏聲稱：

“臣從軍十數(shù)年，稔知軍情利鈍之由，其樞紐不在賊之難辦，而在糧餉軍火之按濟。”

②他賴以剿捻的糧餉軍火，主要是依靠曾國藩在兩江籌措的。當時后路有四大糧臺，即設于祁州的“山內糧臺”，設于安慶的“江外糧合”，設于南京的“金陵糧臺”和“北征糧臺”，全為兩江總督一手統(tǒng)轄。在兩江地區(qū)，江蘇最為重要，“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

③。李鴻章屬僚郭柏蔭署理江蘇巡撫，丁日昌出任布政使專理餉務，頗為得力。從個人關系看，曾國藩并不喜歡丁日昌等人，但他從籌餉以支持剿捻軍務著想：對其采取寬容態(tài)度，而不加掣肘。至于餉源，除各地厘金為大宗外，江海關稅亦屬可觀要項。原先撥歸淮軍的江海關洋稅為一成，1867年由曾國藩奏準增至兩成（其中一成直接濟軍，一成撥歸江南制造總局專造輪船）。曾國藩向李鴻章報喜說：“兩成洋稅奉旨諭允，今歲餉事似不至誤。”

①李鴻章聞訊大為感奮，立即復信道謝，說“前敵淮軍月餉，經吾師竭力經營，洋稅兩成，鴻章上年屢商總署截用，復函動色相戒，茲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鑒忠誠，亦疏稿剴切有以致之也。今歲九關當不甚缺，但望提早趕解。”

②當時黃淮地區(qū)“枯旱至數(shù)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種，河北麥已干死”。在這種所謂“亂機漸長”的情勢下，曾國藩在后方籌措糧餉支援前敵，事體至關緊要。

李鴻章在剿捻中，還根據(jù)戰(zhàn)爭態(tài)勢的變化，靈活地實施了曾國藩所制定的戰(zhàn)略方針。曾國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則是“以靜制動”。在以前鎮(zhèn)壓太平①《賴文光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63頁。

②周世澄：《淮軍平捻記》，卷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以下簡稱《捻軍》），第1冊，第139—142頁。

③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11，《捻軍》，第1冊，第29頁。

①曾國藩：《復李宮保》，《曾文正公書札》，卷26，第9頁。

②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頁。

天國的戰(zhàn)爭中，“以靜制動”是作為戰(zhàn)術原則為“以上制下”的戰(zhàn)略方針服務的。及至與捻軍作戰(zhàn)，情況就有所不同，捻軍沒有象太平天國那樣相對穩(wěn)定的根據(jù)地，單純的流動的軍事斗爭，“以走制敵”，為捻軍的最大特點。

李鴻章說”捻逆狡猾善走，我軍急進則疲乏，或為所乘，輜重或為所掠。又彼可到處擄糧，而我須裹糧前進。迨交鋒一不敵，則轉瞬數(shù)百里”

③。湘淮軍恰恰相反。曾國藩嘗說：湘軍“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wěn)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

④面對這種情況，曾國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針，確定了“以靜制動”的戰(zhàn)略方針。在具體部署上，有所謂“四鎮(zhèn)六游”之說。他以安徽臨淮、江蘇徐州、山東濟寧、河南周家口四處為“老營”，“各駐大兵，多蓄糧草子藥，為四省之重鎮(zhèn)，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設了六路“游擊之師”，負責“追剿”，所謂“六游分進，梭織不斷”。在此基礎上，他又東在運河、西在豫東的沙河和賈魯河設立“河防”，力圖圈制捻軍。在地方上則“查辦民圩”，加強堅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斷捻軍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以清根本”

①。曾國藩意在以湘淮軍之長，克捻軍之短，應該說是極為毒辣的。但是，對于這種部署，特別是沿河堤筑墻設防，“聞者皆笑其迂”

②。時在后方的李鴻章也不以為然，致書襄辦曾國藩軍務并建河防之策的劉秉璋諷刺說：“古有萬里長城，今有萬里長墻，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

③然而，當他掛帥剿捻后，揆情度勢，才體察到曾國藩戰(zhàn)略部署的深意。縱觀李鴻章剿捻戰(zhàn)略的實施，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66年12月至次年5月間實施“臼口之圍”，主戰(zhàn)場在湖北。

李鴻章掛帥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謀設間，徐圖制賊”的原則性設想。而當時東捻軍在突破曾國藩的賈魯河、沙河防線后，迅速進入湖北，企圖“長驅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荊關，合張宗禹攻陜西”

④。

東捻軍集給在湖北鐘祥臼口一帶，擁眾10余萬。李鴻章認定這是聚殲捻軍的好機會，于是調動湘淮軍7萬余人“分路并進”，其中包括湖北巡撫曾國荃的新湘軍。1867年1月捻軍先在安陸府羅家集擊敗松字營，重傷統(tǒng)領郭松林。

半個月后，又在德安府楊家河殲滅樹字營，陣斬悍將張樹珊。2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府尹隆河進行決戰(zhàn)。清軍主力一是劉銘傳所部銘字淮軍，一是鮑超所部霆字湘軍。本來，鮑、劉約定2月19日（正月十五）辰刻兩軍發(fā)起會攻。但兩人向存嫌隙，鮑輕劉后起之輩，劉賤鮑無謀匹夫。劉銘傳為了搶奪頭功，違約于卯時單獨發(fā)起進攻。捻軍先用流動戰(zhàn)術與之周旋，繼而在尹隆河設伏敗之。劉銘傳“衣冠失落”，與各營官幕僚被困待死。鮑超部按預定時間從捻軍背后發(fā)動突然襲擊，捻軍轉勝為敗，折損2萬余人。

鮑超救了劉銘傳，但劉銘傳卻以怨報德，反誣鮑超部誤期致敗。李鴻章一味③李鴻章：《復鮑花曇學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4頁。

④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11，《捻軍》，第1冊，第15頁。

①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卷11，《捻軍》，第1冊，第18—20頁。

②王定安：《湘軍記》，平捻篇，第261頁。

③劉體智：《異辭錄》，卷1，第45頁。

④張仲炘等編：《湖北通志》，《捻軍》，第3冊，第187頁。

回護銘軍，不顧事實，按劉銘傳口徑上奏，鮑超被嚴旨斥責虛冒戰(zhàn)功，應負銘軍致敗之咎。而湘系大員因鮑超并非曾國藩嫡系，不但不為其開脫，反而迎合李鴻章落井下石。曾國荃奏稱接戰(zhàn)捻軍為南北兩隊，北強南弱，而銘軍敵北，霆軍敵南，故戰(zhàn)績不同。鮑超憂憤成疾，執(zhí)意告退，所部32營以遣散了之。霆軍重要將領唐仁廉，挑其精壯，由李鴻章“酌立營制，重整規(guī)模”，立仁字營，成為淮軍的一支，從而削弱了湘軍，增強了淮軍的實力。3月東捻軍又在蘄水殲滅湘軍彭毓橘所部，陣斬彭毓橘，至此曾國荃新湘軍主力全部覆沒。這一階段李鴻章實行的主要是陸路蹙圍，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軍的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