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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法和戰的漩渦中

李鴻章在“二十年內或不至生事”的迷夢被法國炮火粉碎以后。就情不自禁地卷進了中法和戰的漩渦。

中法戰爭是由于法國資產階級推行殖民擴張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為基地進而侵略中國引起的。中國和越南有著悠久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

潔朝封建統治者與越南封建統治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封建的宗主與藩屬關系。

清朝皇帝要越南國王接受“冊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貢”，而清政府則對越南負有保護的責任。這種關系屬于東方封貢體系，同西方殖民體系有著本質的區別。清政府竭力保持中越宗藩關系，既不為政治統治，又不為經濟掠奪，而主要是著眼于軍事國防，維護西南邊疆的安定。及至到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越兩國人民都面臨著遭受殖民者奴役的命運和反對殖民者的共同任務。清朝統治者在越南方面要求給予援助的清勢下，也不能不言所行動。

早在60年代，法國就用武力脅迫越南阮氏王朝簽訂《西貢條約》，將南圻變為殖民地。1873年法國派安鄴率軍侵犯河內地區，留駐在中越邊境的中國農民武裝黑旗軍及其領導人劉永福響應越南政府的號召，馳援河內，大破法軍，陣斬安鄴。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卻在法國的訛詐下，與之簽訂《越法和平同盟條約》，承認法國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護權”。1880年以后，法國積極籌劃武力奪取越南北部，并把侵略矛頭直指中國西南邊疆。面對法國的咄咄進逼，清朝統治者不得不把越南和中國西南邊疆的局勢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最早關心中法和戰問題的是駐英、法公使曾紀澤。1881年他在與法國頻頻交涉的同時，建議清政府盡快籌商，明定方針大計。總理衙門首先與李鴻章商討，李鴻章提出：采取軍事措施，添派兵船隨同運米的招商局輪船前往越南紅江游弋，“藉壯聲威”；通過外交途徑作越南方面的工作，“派明干得力之員，往越嚴密偵探現在情形，晤其國王大臣等，將通商自強各事宜，隨機開導”。他認為這樣“或可稍紓彼患，即可藉固我國”

①。隨后總理衙門上疏陳言，清廷決定戰備、和議雙管齊下，“以理諭之，以勢遏之”，“二者交相為用”。

1882年4月，李威利率領法軍攻陷河內，越南形勢日趨嚴峻。在清朝統治層中，積極備戰的主張逐漸占了上風，5月30日清廷飭令滇粵陸軍出防場外，廣東兵輪效期出洋，福建兵輪亦調得力者前往，“毋僅作閉關自守之計”。

正在這時，李鴻章因其母去世，回籍奔喪。直隸總督一職由淮系要員張樹聲署理，而中法外交之爭則主要由曾紀澤負責處理。曾紀澤采取較為強硬的態度，針對法國對越南侵略的不斷升級而接連提出抗議，強調中國與越南間傳統的宗藩關系，力主維持中越權益。法國則堅持越事與中國無關，以不子理睬的冷漠方式相對抗。這樣，中法交涉陷入僵局。

9月車鴻章奉命回到天津，署理北洋大臣，隨即謀求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會談。11月24日雙方正式開始談判。這樣，外交的主戰線就從巴黎轉至天津。在談判當中，寶海一面老調重彈：法國與越南前訂條約，意在行船通商，并非侵吞越南土地，用兵則是為了“靖匪黨”，而中國追兵深人越境是破壞和局，制造釁端；一面提出以中國撤兵為和談的先決條件，進行欺騙和訛詐。李鴻章傾向妥協，建議清廷不要錯過機會，“速致滇粵疆吏轉飭將領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以下簡稱《中法戰爭》）第5冊，第88頁。

按乓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之局”

①。12月28日寶海與李鴻章的代表馬建忠會商協議條款，據稱“相互辯論三時之久，稿經七八易而成”。條文要點是：倘中國將云南、廣西之兵自現在屯扎之地退出，法國即聲明它“毫無侵占土地之意”和“毫無貶削越南之謀”；準許外國商人溯紅河到中越邊界從事對云南的貿易，并在保勝設口岸，驅除“盜賊”（主要是指劉永福黑旗軍）；在紅河中間某地劃界，南北分別歸法中兩國保護。李鴻章公然把這種妥協讓步的協議，看成是自己折沖樽俎之功。

李、寶協議原意是要為中法雙方的進一步談判奠定基礎。1883年1月總理衙門對協議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態度，但到2月卻因法國內閣發生變動而出現波拆。被公認為“狂熱的殖民主義者”的茹費理再度出任內閣總理，一貫藐視中國而主張對華強硬的沙梅拉庫擔任外長。他們不滿意前任政府對越事政策的“遷緩”，采取了更為激進的侵略方針，斷然否決李、寶協議，并撤銷了寶海駐華公使的職務。這使得李鴻章驟然陷人被動的地位，朝野責言繁興。曾紀澤攻擊李鴻章為寶海所騙。而有的外國評論家卻悅“寶海受了李鴻章的欺騙”。其實，李、寶都沒有從根本上違背各自政府的意志。法方之所以否定協議，主要是因為它以議和來掩蓋階段性軍事準備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而條款又未能滿足其侵略饜欲，當然這也同新舊內閣對外政策的激緩有直接關系。

法國內閣改組，李、寶協議告廢之后，空氣驟然緊張。法國向越南增派戰船和軍隊。法軍在加強對越軍進攻、占領南定等地的同時，蓄意向中國挑釁，阻止和扣押招商局的運米船只，加緊進攻劉永福的黑旗軍。這使李鴻章十分惱怒，當寶海再度見到他時，“這位總督象拳師那樣緊緊握著雙拳”說：

法國如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事情似乎只有這樣辦”

①，表示要以武力一決雌雄。

清廷的態度一時也有所改變，諭令有關大員實力講求戰備，“不可稍涉疏懈”，“以杜詭謀，而維大局”。5月清廷以怯越事急，旨命請假回籍葬母的李鴻章秉金革毋避之古訓，迅速前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云南防軍均歸節制。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對李鴻章的倚重，也許真的覺得只有他這位“威望素著，通達事變”的人物方堪此任；另一方面也正如李鴻章自己所察覺到的，“這次任命是他仇敵企圖毀掉他的陰謀”。

面對此情此勢，李鴻章非常氣憤，報怨這是“以珠彈雀”，“樞府調度如此輕率，令人寒心”。他拒赴前敵，復奏公然提出不去廣東、暫性上海的方略。清廷無奈，只好照允，并于6月6日命他仍回北洋大臣署任。6月8日他致函總理衙門，強調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警告“勿惑浮議，激成禍端，致誤全局”

①。6月16日他又上《法越事端交涉重大遵旨妥籌全局折》，并附《滇粵防務宜責成疆臣并請簡員馳往法國交涉片》，系統地表述了他的避戰求和的觀點。他承認法國侵略越南對于中國育著嚴重的危害，說“越如為法所并，凡我屬國，咸有戒心，而滇粵三省先失屏蔽”，“邊患固無已時”。他認為法國并越之念甚堅，不會甘心釋手，而“我以虛聲嚇之，彼未必即相震懾”。但是，對于客觀形勢①《中法越南交涉檔》，第1冊，第533頁。

①高第：《中國同西方各國的關系》，轉引自季南：《英國對華外文》，第93頁。

①李鴻章：《論海防兵單未可輕言戰事》，《中法戰爭》，第4冊，第45頁。

的正確分析，并沒有使之得出應該抗戰的結論和下定抗戰的決心。他聲稱“我以重兵臨之，則內地益形空虛”，“兵連禍結，防不勝防”；法國海軍強盛，中國海軍難以御敵；中國兵弱餉乏，久戰終必不支；兵端一開，中國既添近優，又貽后患；越南悖妄，毋須顧之。李鴻章避戰求和的主張，遭到清流派健將的批駁。張佩綸、陳寶深、張之洞等在李鴻藻的支持下，紛紛要求清廷對法采取強硬政策。他們打著“天子守在四夷”的旗號，主張援越抗法，以固藩籬而衛門戶。在他們看來，雖然中法軍事力量對比懸殊，但只要海陸軍有機配合，揚長避短，并非不可與法國決以勝負，只要堅持持久戰，法國必將知難而退。他們指出，列強恣意侵凌，民族危機白益嚴重，并非導源于抗戰，而正是由于因循、偷安“幾冀和局”造成的結果。

李鴻章在避戰求和思想的支配下，從抵滬暫駐到回任北洋后的數月中，主要與法國特使、駐日公使脫利古進行會談，謀求和平了結中法爭端。

在上海，自6月6日至7月1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雙方會談五次，另外還間有函件往來。當時法國政府企圖迫使清政府完全就范，不但承認它在越南的既得侵略權益，而且承認它所謀求的在北圻的侵略地位。脫利古既然受命于此，又因原來就是法國政府“主戰派手中的一個柔順的工具”，所以與李鴻章一開始接觸就表現得十分驕麥、強硬，聲稱“此非辯論之時，目下情形，只論力，不論理”，中國若不滿足法國的要求，“法國斷不稍退讓，即與中國失和亦所不恤”。有時，李鴻章稍事辯駁，他即忿然作色，拂衣而出。孿鴻章則以相當的耐心和柔韌應對。開始交涉的主要膠著點在于：脫利古強調，法國對越用兵，是為了維護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條約》所“應得之權利名分”，與中國無涉，中國不論明助或暗助越南，即為與法國失和。

李鴻章表示，中國并不打算與法國失和，沒有也無意明助或暗助越南，但是申明越南為中國屬國，對法越1874年條約，中國“未嘗明認”，他并致電曾紀澤以統一口徑。曾紀澤認為，李之“駁甲戌約”，“申言尤妙”

①，亦著力堅持之。在脫利古看來，李鴻章“系統地抗拒了他”，“而且做出了一種最傲慢的態度”，他認為清方的策略是使法國麻煩、厭倦和疲竭，激起法國國內輿論反對內閣。但脫利古認定，中國的武力準備“虛而不實”，主張法國應立即對越南宣戰，“給順化方面以重大的打擊”，從而壓迫清政府改變態度。然而脫利古在談判中卻改換策略，“忽變前此兇悍情狀，似欲和衷婉商”，企圖施展陰柔的伎倆，誘騙清政府承認《越法和平同盟條約》，認可法國對越南的既得侵略權益，放棄過問越事的權利，允許法國染指云南。李鴻章當即表示“各節與中國意見未合”，不能接受，要“中國日后不能干預越事，斷做不到”

②。李鴻章看出與脫利古的會談在短時間里難有突破性進展，便于7月5日離滬赴津。脫利古向其政府報告說：“李躲避了，……他的離去可以看作是在中國進行的談判的破裂”。但“北京朝廷不愿斷交，它更小心不向我們宣戰”。正是抓住清政府的這一弱點，脫利占主張與中國斷交，采取“剛勇”、“強力”的行動，說這樣做，“那些只與強者協商的中國人，必將首先向我們讓步”，“我們必將看到中國的匪幫在我們面前退卻”。法國政府沒有與中國斷交，但卻派軍直逼越南部城順化，并于8月25日強迫越南政府簽訂《順化條約》，使越南完全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①《曾候來電》，《李鴻章全集》（一），電稿一，第41頁。

②《法國脫使來晤問答節略》，《中法戰爭》，第4冊，第58頁。

9月18日脫利古與李鴻章在天津恢復會談。脫利古表面上“詞氣甚和”，但實際上變木加厲地進行訛詐，提出所謂三條辦法：保護在越之中國商民：

剿除北圻土匪；另計中法邊界。據脫利古的解釋，“保護在越之中國商民”

是基于越南地方現在全歸法國保護而言；所要剿除的“土匪”，系指劉永福的黑旗軍；所謂“另訂中法邊界”，是指在法國保護全越的前提下，“擬將廣西、云南邊界再放寬些”。李鴻章認為這些問題“不能商量”，明確表示：

“越南為中國屬國，北圻土匪實由中國剿平。今法國恃強稱兵，而日此事與中國無干，中國豈能甘心？在法國之意，不認越為中國屬國，不欲中國與聞越事，并疑中國駐兵越境即為暗助黑旗。在中國之意，則認定越為屬國，必應設法保護，駐兵越境，乃中國應有之權，并可自護邊界，且亦不自今日為始。兩國各執一見，愈說愈遠”

①。

李鴻章還希求通過劃界將法國勢力限制在北圻以南的地方。他提出，以河內為界，南北分別由法國和中國“保護”，即大致以北緯21°分界。其實，法國并不是真正要與中國分界保護越南，而是企圖以“低廉的價碼”，換取清政府對它控制整個越南的承諾。對李鴻章的方案，脫利古當即拒絕，提出“由滇粵原有邊界約拓開十五里為新界”，也就是只留出與中國滇粵接壤的寬十五里一線地帶，其余的越南領土全部歸屬法國。這顯然是談判桌前“漫天要價”的慣伎，李鴻章指責說：“此語與中國命意相距太遠，亦與法國外部之語不符”

①。李鴻章堅持原議，“舌敝唇焦”地爭執，脫利古“堅執不允”。

這樣，談判一直沒有結果。李、脫天津談判期間，法國已任命巴德諾為駐華公使，令脫利古返回日本。10月28日脫利古離華東渡，李、脫談判便以破裂而告終。李、脫談判的破裂，固然在于法方條件過苛，要挾過甚，但也表明李鴻章并非毫無原則地一昧妥協退讓，他甚至產生過“此后但備與法人動兵”的念頭。

在李、脫談判的同時，曾紀澤則在巴黎與法國外部直接交涉，就結果來看，曾氏的交涉也同樣陷于失敗。李鴻章本來不愿讓曾紀澤在對法交涉中與之平分秋月，當他在上海與脫利古會談之初，就曾建議清廷特簡“洞達時務之大臣馳往法國”，以取代曾紀澤，被清廷拒絕。曾紀澤也在極力爭奪對法交涉全權而排斥李鴻章。當李、脫上海談判中斷的時候，曾氏乘機向法國方面強調：“李鴻章實際上并未負有任何正式的使命”，法國政府“只可真正地與總理衙門或有談判必要的全權的我商議”

②。他在與法國外部會談中，放棄了否認法國在越南的一切侵略特權的主張，明確提出中法分界“保護”越南的建議。這時，他雖然堅持認為“越南久列藩封”，中國對越南有“上邦之權”，但同李鴻章一樣，這只不過是“以虛求實”的外交辭令而已，他甚至向新聞界宣稱，只要法國公開承認中越間名義上的宗藩關系，那么法越間前訂條約“中國似皆可準”。他還否認劉永福黑旗軍與中國有任何聯系，只是不情愿聽任法國“驅逐”而已，這與李鴻章的口徑也無二致。稍后，他向法國提出關于解決越事的6條辦法，主張將法國侵略勢力限制在南圻，維護傳統的中越宗藩關系，中國有權過問越事，允許各國通商紅河，開放山西對岸的屯鶴關為通商口岸等。李鴻章對曾紀澤的主張，大致是持贊同態度的。

①李鴻章：《與法使德理固問答節略》，《中法戰爭》，第4冊，第76貞。

①《中法戰爭》，第4冊，第89頁。

②《法國外交丈牘》，《中法戰爭》，第7冊，第170頁。

由此可見，這個時期在有關越事的實際主張上，李、曾二人是大同小異的，二人的主要差異不在于實質性問題，而在于表面態度的剛柔上。曾紀澤好示“剛嚴”，顯“豪氣”，談判桌前，他常以聲色俱厲回敬對方的蠻橫無理，動輒訴諸新聞手段揭露對方，不憚于“不見禮于敵庭”，在交涉中多次出現僵局。而李鴻章則顯得“陰柔”、“圓滑”，有時故作忍讓之態。曾紀澤嘗責言：越案“每下愈況，始終誤于三字，日‘柔’，日‘忍’，日‘讓’”，并說：“吾華早示剛嚴，則法人必不敢輕于舉發”

①。如系就問題的實質而言，這種見解不無道理，但從李、脫談判時期曾、李二人的舉措看，其“柔”、“忍”、“讓”與“剛嚴”的區別似乎主要不是實際主張的歧異，而是表面態度的不同。

1883年12月中旬，以法軍進攻駐越南山西的清軍為標志，中法戰爭正式爆發。清廷在主戰輿論的推動下，公開表明武力抗敵的態度。但駐扎山西的清軍統帥、云南新任巡撫唐炯卻“棄軍而逃”，“率行回省”，黑旗軍也因寡不敵眾而撤退。法軍在12月16日占領山西城，致使清朝統治層中的某些人倉皇失措，甚或有撤防之議。然而這時李鴻章卻“慷慨激昂”地發出主戰的呼聲。12月17日即法軍占領山西的次日，李鴻章上《遵旨妥籌邊計折》

說：

……臣惟中外交涉，每舉一事，動關全局，是以謀畫之始，斷不可輕于言戰，而挫敗之后，又不宜輕于言和。劉永福以新集之軍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殺傷相當，棄城走險，疆域勝負，彼此何常？此意未足介意。即敵或徑犯北寧，三面受兵，勢頗難守。然我兵終無遵罷之理……豈可望風震懾，倉卒撤防，使法窺我內怯，要挾多端，增環海各國狎侮之漸哉？

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無事則矜憤言戰，一敗則誆儒言和，浮議喧囂，終至覆滅。若漢、唐以前，則英君智將，和無定形，戰無定勢。卒之虛憍務名者恒敗，而堅忍多略者恒勝：足以知致敵之奇，終在鎮定。伏愿朝廷決計堅持，增軍繕備，內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濟艱難，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將之疏撓定見，不以一前一卻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勝一敗卜廟算之是非，與敵久持以待機會，斯則籌邊致勝之要道矣。

①縱觀李鴻章此番言論，其中對士大夫“無事則矜憤言戰，一敗則誆懦言和”的指責，顯系針對曾經攻訐過他的某些主戰論者而發的，雖然挾雜私人成見，但也不失為切中時弊、合情合理之言。他對戰局的分析和預測，應當說是符合實際、頗有見地的。“決計堅持，增軍繕備”的主張尤為切要之見，難能可貴。而四個“不以……”之論，在對清廷的委婉批評箴勸之中，顯示出從全局出發考慮和處理問題的見識。這些，都是應當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此時的表態，不僅是由于談判破裂、戰局已開的形勢激發了他的對外抗爭性所使然，而且與清流派的活動有著密切關系。中法交涉以來，清流健將對李鴻章有打有拉，既時有責言，抨擊他“怯敵”、“過于謙和”；又設法聯絡，力圖對他施加政治影響。1883年12月張佩綸進入總理衙門任職，他因“全力主戰”，被有的外國人視為“驕矜無知和中國式愛國主義——①曾紀澤：《倫敦復左中堂》，《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5，第8頁。

①《中法戰爭》，第5冊，第257－258頁。

‘中國人的中國，主義——的產物”

①。張佩綸自告奮勇赴津游說李鴻章，“鼓舞其氣”。慈禧認為張氏“奮勇能辦事”，批準了他的請求。張氏于12月5日抵津，逗留五日，李鴻章的《遵旨妥籌邊計折》正是此后所上。李鴻章致函李鴻藻說：“日前幼樵來晤，詢悉碩畫藎勤，忠誠蹇蹇，欽跳動名……洵如尊旨，只有增軍備繕，一意堅持”

②。由此可見，李鴻章此折正是迎合了李鴻藻之意。張佩綸的天津之行，當是清流派精心謀劃、布置的一次重要活動。

正因為如此，李鴻章主戰的余音未息，清流派便緊鑼密鼓地出場配合。

已出任山西巡撫的張之洞呼喊尤力。他于1884年1月初上《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折》，強調須“決戰計”，說“事已至此，羈縻無益”，主張在越南與法軍一戰。由于李鴻章和清流派的一度合拍，使得主戰輿論更占了上風，以致于以“轉圜”為言的翁同龢，盡管“仍力言之，然無和者”

③。

當然，盡管這時李鴻章與清流派表面上你唱我和，異口同聲，但李鴻章的主戰表態并不見得言由其衷，頗有委蛇保榮的意味。

中法交涉以來，李鴻章處于“謗議喧騰”之中，就在他上《遵旨妥籌邊計折》前夕，更有人對他激言彈劾，說他“歲費國家百萬金，而每有震驚，一味議和”，“張夷聲勢，恫嚇朝廷，以掩其貪生畏死，牟利營私之計”，“坐擁重兵，挾淮軍以攬權”，要求立予罷斥④。輿論可畏，而清流派則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輿論，慈禧對他們仍舊放縱和利用，派系斗爭復雜，政局叵測。李鴻章自然不會冒然拒絕清流派的聯絡，招其勁矢，故作出親而近之、迎而合之的姿態。對于其他門戶，他也因事制宜，巧于應酬。

李鴻章的圓滑并不是多余的。當時清朝統治層中確實構成一種特別復雜的多邊關系網絡，慈禧就是主宰這個網絡中樞的蜘蛛。她的心機和下一步行動，即使李鴻章這樣的權至們似乎也無法捉摸。他們似乎在沉悶的氛圍里預感到一場暴風驟雨即將降臨，而對他們是兇是吉、是禍是福著實叵測。1884年4月他們所預感的風云果真到來了。慈禧對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進行了大改組，以奕譞集團取代了奕?集團，并給清流派當頭一棒，從而一改“當國者益厭”的“言路紛囂”的狀況，“風氣為之一變”。在這種情況下少李鴻章便很快收斂了他那主戰的面孔，又返回到避戰求和的老路上去，充當了與法國代表福祿諾談判的牽線人和全權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