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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朝鮮善后六策》中，既表現出對于中國民族危機日趨嚴重的深沉憂慮，又流露出濃厚的封建“上國”的錯誤情思。他建議對朝鮮援漢設玄菟、樂浪郡例，廢為郡縣；援周例，置監國，或置重兵，守海口，而改革其內政，或令自改，而為練新軍，聯東三省為一氣。據張謇說，當時中國朝野和朝鮮上下對于《朝鮮善后六策》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或是之，或非之。作為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不僅拒絕接受，而且“悍然斥之”。是年10月張佩綸又奏陳朝鮮善后六事，主張“理商政”，簡派大員為朝鮮通商大臣，理其外交，預其內政，“預兵權”，選派教習、代購洋槍，為之簡練諸軍；“救倭約”、“購師船”、“防奉天”、“爭永興”

①。清廷諭令李鴻章悉心籌度，妥議具奏。11月15日李鴻章遵旨復奏。他對張佩綸的建議，除“理商政”、“爭永興”兩條有較大保留外，其他諸條均無原則性分歧。他認為“簡派大員為朝鮮通商大臣，理其外交，并預其內政，職似監國”，必將招致朝鮮的抵制和列強的反對。所謂“爭永興”，即反對俄國侵占朝鮮的永興灣為海軍基地。

李鴻章則斷言俄國“本意非即欲進據永興老，永興接近元山通商口岸，將來各國貿易互通，俄國力難獨圖占奪”，因而“似只可從緩籌議”

②。

李鴻章雖然不贊成派遣職似“監國”的通商大臣，公開干涉朝鮮的內政外交，但卻主張在別的名義之下加強對朝鮮的援助和控制。1882年10月李鴻章與朝鮮代表趙寧夏等議定中朝水陸貿易章程8款，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李鴻章擬定這個章程的指導思想是：“務期彼此兩有利益，而仍不悖屬國交涉之體統。”他從對抗日、美和加強中、朝關系出發，在章程中規定：

“朝鮮久列藩封”，“此次所訂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列”；中國在朝鮮享有領事裁判權；中國兵船可以在朝鮮沿海游弋并駛泊各處港口。這些都是第一次在條約上得到明白確認。當然，這個章程也不無“彼此兩有利益”之處，如中朝互派商務委員“照料本國商民”；兩國商船聽其駛入彼此通商口岸交易，照章納稅；準兩國商民入內地采辦土貨等等。中朝水陸貿易章程既加強了中國對朝鮮的控制，又促進了中、朝貿易的發展。朝鮮國王致函李鴻章說：“所訂章程八條，悉屬公允，喜出望外，并于章程之首聲明中國優待屬邦，不在各與國均沾之列等語，俾小邦感奮自強，用答我大朝懷柔之至意，此誠數百年來未有之特典。”

①此外，李鴻章還通過吳長慶轉送從天津軍械所調撥的新式軍械，并派慶軍營務處袁世凱主持朝鮮新建親軍左右兩營的訓練事宜。

朝鮮國王認為此舉使朝鮮“無兵而有兵，無械而有械，用為保邦制治之本”

②。李鴻章還應朝鮮國王之請，代聘前駐津德國領事穆麟德前往襄助海防商務，并選派馬建常伴往聯絡商辦。翌年6月根據中朝水陸貿易章程，李鴻章奏派道員陳樹棠充任駐朝商務委員。

“壬午兵變”后，日本政府加緊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并在朝鮮培植親日勢力。1884年12月日本策動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發動政變，劫持國王，①《清光緒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28—29頁。

②《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31—34頁。

①《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43頁。

②《朝鮮國王咨謝貿易章程公允并驗收撥給之槍炮來文》，《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44頁。

組成親日政府，宣布“廢止朝貢虛禮”。史稱“甲申事變”。一時人心洶洶，聲稱“將入宮盡殺倭奴”

①。保守派大臣金允植等親至清軍駐地，“匍匐轅門，撫告哀衷”，請求援助。時吳長慶已奉李鴻章之命，率慶軍3營撤回遼寧駐札，留駐漢城的慶軍3營，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統帶，袁世凱受命為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事務。吳、袁一面聯銜上書李鴻章，要求派兵援護；一面隨機應變，率兵攻入王宮，擊敗日軍和開化黨，救回被劫持到宮外的國王，恢復保守派政權。日本駐朝公使竹添自焚使館，狼狽回國，金玉均等也亡命日本。

直到12月10日李鴻章才通過丁汝昌得知“甲申事變”的消息，“殊為駭詫”。他一面電令駐日公使黎庶昌“速探，設法勸息”；一面電告總理衙門，認為“日謀叵測，明系乘中、法有事，尋釁圖朝，恐禍更烈于越南”

②，主張南北洋派艦駛往朝鮮，進行彈壓，并派大員馳往查辦。12月16日清廷決定“目前辦法，總以定亂為主，切勿與日人生釁”，遂派吳大澂“乘輪督隊迅往，確查酌辦”。當時日本政府中，出現了和戰之爭。文多主和，武多主戰。日本內閣考慮到日本軍事力量尚非清軍之敵，所以決定暫時維持和局，加緊擴軍備戰，再圖大舉。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副使前來中國談判。其時中法戰爭尚未結束，一時謠諑紛紛，多以為日本會乘機要脅，提出苛刻要求。新任駐日公使徐承祖電告李鴻章：

伊藤等“來華議事，聞要求數端，惟欲我懲在朝武弁并中日撤兵二事為極要。”

③前者意在將罪責轉嫁給中國，后者企圖清除日本侵朝的障礙。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伊藤等“在津商議事務，毋庸令其來京”。4月3日中日談判開始在天津舉行，中心議題是懲辦在朝武弁和中日撤軍問題。伊藤始則要求中國單獨撤軍，繼而表示中國如肯撤軍日軍也可商撤。李鴻章起初答以“中國留兵在朝并非多事，似與日本無涉”

①，接著主張中日同時撤軍，但又企圖取得日本承認中國對朝鮮的派兵權。他對伊藤說：

我有一大議論，預為言明，我知貴國現無侵占朝鮮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若中國有侵占朝鮮之事，日本亦可派兵爭戰；若他國有侵占朝鮮之事，中日兩國皆當派兵救護。緣朝鮮關系我兩國緊要藩籬，不得不加顧慮，目前無事，姑議撤兵耳。

李鴻章本欲保留中國的派兵權，但卻無意中承認了日本享有同等的派兵權。伊藤喜出望外，立即聲明：“與我意相同”。

此后，李鴻章雖然力主中國有保護朝鮮的義務和單獨派兵援助朝鮮的權利，但卻遭到伊藤的堅決反對和引起伊藤關于兩國共同派兵權的反要求。李鴻章無奈，便向清廷請示。清廷表示：

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或于第二條內無干句下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

等語，尚屬可行。

②伊藤在談判中，還根據竹添掩飾自己罪行的報告和所謂日本被難商民的口供，提出懲處清軍統將和償恤難民的要求。李鴻章則憑藉袁世凱、陳樹棠①《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第16—17頁。

②李鴻章：《急寄譯署》，《李鴻章全集》（一），電稿一，第345頁。

③李鴻章：《急寄譯署》，《李鴻章全集》（一），電稿一，第427頁。

①李鴻章：《與日使伊藤問答節略》，《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6，第18—19、37頁。

②李鴻章：《述日使定議》，《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7，第1頁。

的報告、吳大澂的調查和朝鮮國王的咨文，指明竹添應負全責，議處統將、償恤難民之事，“一非情理，一無證據”，堅不允從，惟答以個人名義，“行文戒飭”，“俾得轉場完案”。

4月18日李鴻章與伊藤簽訂中日《天津條約》，主要內容是：四個月內，中日軍隊均自朝鮮撤回；中日兩國均勿派員在朝鮮練兵；朝鮮若有重大變亂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

這個條約雖然暫時解決了“甲申事變”所遺留的中日之間的問題，但卻由于日本獲得與中國同樣的向朝鮮的派兵權，這就無異于把朝鮮置于中日“共同保護”之下，以致成為甲午戰爭的伏機。可悲的是，李鴻章并沒有看到這一點，反而沾沾自喜。他對清廷說：

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約，若將來日本用兵，我得隨時為備，即西國侵奪朝鮮土地，我亦可會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無礙中國字小之體，而有益于朝鮮大局者也。

①當然，經過談判，李鴻章對伊藤有所認識，并進而指出防日之必要。他致函總理衙門說：

該使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于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并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

②后來中日關系的演變，證明李鴻章不幸而言中了。

“甲申事變”后10年間，日本和歐美列強對朝鮮的爭奪日趨激烈。英國想借日本之力箝制俄國，縱容日本向朝鮮伸展侵略勢力。俄國則有意同中國拉關系，以與英、日抗衡。日本一面在國內專心擴充軍事和經濟實力；一面采取比較隱蔽的漸進的方式，擴展在朝鮮的侵略勢力，比如借助美國影響朝鮮的內政外交，圖謀控制朝鮮的工商業，利用清政府抵制俄國南下等。

當時中國朝野圍繞對朝政策問題，爭論不休。1884年袁世凱向李鴻章建議：莫如趁朝鮮“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員，設立監國，統率重兵，內治外交均代為理，則此機不可失。”

①有人附和袁氏意見，主張廢朝王，設監國。但是，李鴻章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實行這種改變中朝傳統關系，用類似西方殖民體系的辦法對待朝鮮的主張，必將導致列強的干涉和中朝關系的惡化，使中國陷于進退維谷之中。

在此期間，還有人鼓吹朝鮮中立。首倡此議的是德國駐朝鮮署使。1885年初德國駐朝鮮署使建議“照泰西成法”，由中、俄、日互相立約，“永保朝鮮”，其他國家之間一旦發生戰爭，“不得借道于朝鮮國。”

②李鴻章看到這個建議后，懷疑德國署使“與日人通謀”，蠱惑朝鮮，因而拒絕接受。1886年中國駐俄公使劉瑞芬寫信給李鴻章，提議中國對待朝鮮，如“能收其全國改為行省，最為上策；其次則邀同英、美、俄諸國，共相保護，不準他人侵占寸土，則朝鮮已可幸存。不然恐釁生倉猝，為他人所攘奪，后患更不可言。”

③李鴻章反對將朝鮮改為中國行省的所謂“上策”，認為“聯絡英、俄保護朝①李鴻章：《日本議立專條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53，第25頁。

②李鴻章：《密陳伊藤有治國之才》，《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7，第8—9頁。

①《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第19頁。

②《駐朝鮮德國使署條議》，《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6，第43頁。

③④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釁始篇，第14—15頁。

鮮，可稱老謀深算”。他將“此意轉達總署請示”，希望得到支持。不料總署答復說：“朝鮮為我藩屬，求鄰國保護，不合體例”，他表示“失此機會，殊為可惜”④。

既然不能使朝鮮中立化或在朝鮮設立監國，清廷和李鴻章便采取加強控制朝鮮內政外交的干涉政策，以期鞏固中朝“宗藩關系”，抗拒列強的侵擾。

清廷根據李鴻章的建議，把“壬午兵變”后軟禁在保定的閔妃集團的政敵大院君送回朝鮮，企圖利用大院君鉗制朝鮮宮廷；并任命袁世凱為“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代替原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李鴻章推崇袁世凱“才識開展，明敏忠亮”

①，堪任斯職，并特意在其頭銜上增加“交涉”兩字，“略示預聞外交之意”。他還致函朝鮮國王，吹噓袁世凱在朝有“扶危定傾”之功，暗囑以后遇有“內治外交緊要事宜”，應“隨時開誠布公，與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②1885年11月袁世凱走馬上任，在漢城成立公署，其隨員有唐紹儀、劉永慶等20余人。袁世凱行險僥幸，崇尚權術，驕橫專斷，處處以“上國”辦事大臣自居，積極干涉朝鮮內政外交，竭力維護和加強中朝“宗藩關系”。

李鴻章雖然看出袁世凱年少“不甚耐事，措詞過為危激”，不完全贊同他的舉措，但是面對列強的詭譎陰謀和競相爭奪，又不得不倚之為左右手。袁世凱在朝鮮推行積極的干涉政策，既有助于加強中國在朝鮮的地位，阻滯列強在朝鮮擴張侵略勢力；又不可避免地促進朝鮮政府的離心傾向，刺傷朝鮮的民族感情。但是，直到1893—1894年間，袁世凱仍然執迷不悟，不僅錯誤地估計了朝鮮政局，把朝鮮國王的假意敷衍，誤認為是“情甚殷洽”，斷言“倘能久定此見，東方事可望漸順”

③；而且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圖，說什么“詳審在韓日人情形及近日韓日往來各節并日國時勢，應不至這有兵端。”李鴻章由于輕信了袁世凱對朝鮮政局和日本動向的錯誤判斷，以致未能及時調整對朝政策，并放松了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警惕。

①《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7，第58頁。

②《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8，第5頁。

③李鴻章：《寄譯署》，《李鴻章全集》（二），電稿二，第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