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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柔朝鮮而不能折日本”

清流健將張佩綸對李鴻章說：“能柔朝鮮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

①李鴻章在朝鮮和日本問題上所扮演的正是這類角色。

朝鮮是一個較小的國家，但戰略地位卻極重要。朝鮮由于封建制度和李氏王朝的統治，長期陷于貧困和衰弱的狀態中。中朝國境毗連，兩國人民自古以來建立了深厚友誼，但清朝封建統治者卻對朝鮮維持著中國和越南那樣的宗主藩屬關系。19世紀70年代后，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列強竟相插足朝鮮，朝鮮成為列強爭奪中國的矛盾的焦點之一。時人指出：

“各國之圖中國者，無不圖先占朝鮮。彼以為朝鮮得，而中國之左臂斷，進可以制東三省而搖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積聚觀時而動，而中國在其股掌之上。”

①日本利用同朝鮮地理上的鄰接，和其他列強遠隔的便利條件，成為侵犯朝鮮的急先鋒。早在談判和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期間，李鴻章就發現日本覬覦朝鮮的野心，并相應地采取了一些預防措施。他堅持在條規中列上“所屬邦土不可侵越”條款，“隱為朝鮮等國預留地步”；并多次告誡日本對朝鮮應“釋釁修好”。1873年來華換約的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以朝賀同治皇帝“大婚親政”為由，進京呈遞國書，特派柳原詢問總署大臣毛昶熙：“朝鮮諸凡政令是否由該國自主？中國向不過問？”毛昶熙等答復說：“中國對于朝鮮，雖與冊封及正朔，然其內治與和戰，皆朝鮮自主，與中國無關。”

②狡猾的柳原默不置辯。副島返國路經天津，李鴻章勸日本接受豐臣秀吉征韓失敗的教訓，對朝鮮應“釋釁修好”，“若用武強逼斷無能相和好之理”。

副島假意表示：“君言誠是，鄙意亦只欲如此辦理”

③。李鴻章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看到日本對朝鮮抱有侵略野心和中朝關系的極端重要性。他致函總署說：“日本覬覦朝鮮歷有年所，朝鮮為我東土屏蔽”。日本陸軍比海軍強，距朝鮮又最近，日本侵犯江浙，“尚是沿海肢休大患”，倘若侵略朝鮮，“則為遼京根本之憂，前訂規條以所屬邦土不可侵越等語，實欲預杜此意”

④。然而，規條和告誡都無法改變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本性。副島一經回國，就主張對朝鮮發動侵略戰爭。

1875年日本即蓄意制造了江華島事件，作為“誘導朝鮮開化，使朝鮮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①。是年9月間，日本軍艦“云揚”號擅自駛入朝鮮江華島附近測量海口。朝鮮海防軍向日本軍艦發炮警告，日艦竟然攻毀炮臺，并派兵登陸，攻城殘民。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領艦隊來到江華島，以追究“責任”為名，脅迫朝鮮訂約通商；一面又派外務少輔森有禮使華，因為日本深知中朝之間存在著宗主藩屬關系，中國是日本侵略朝鮮的重大障礙。1876年1月森有禮到達北京，與總理衙門奕?等進行洽談。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中朝宗主藩屬關系問題。森有禮斷言朝鮮之為中國屬國，“徒空名耳”，否認中日修好條規適用于朝鮮事務，企圖“在①張佩綸：《致李肅毅師相》，《澗于集》，書牘二，第7頁。

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一），第586頁。

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3，第27頁。

③《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第49頁。

④李鴻章：《論日本與臺灣、朝鮮、秘魯交涉》，《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1，第49頁。

①大久保利通：《朝鮮意見書》，《大久保利通大書》。

與朝鮮直接交涉之際，杜絕中國方面的干涉”。奕?則表示“朝鮮為中國所屬之邦，與中國所屬之土有異，而其合于修好條規‘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則一。”

②坐鎮津、保的李鴻章，密切地注視著中日會談，總理衙門也不時地“抄示往復議論朝鮮節略”。李鴻章認為日本對于朝鮮，以議和為名，實則備戰，而朝鮮并“不愿議和，誠恐釁端已兆”

③。他既看到朝鮮“不足以敵日本”，中日修好條規無法束縛日本手腳，日本侵占朝鮮使中國“有唇亡齒寒之憂”，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議采取“息事寧人之計”，勸誘朝鮮忍辱負重，允許日本“通商往來”，以期“暫弭兵釁”，并使中國避免卷入糾紛。1月24日李鴻章在保定會見了森有禮。森有禮專程拜訪李鴻章，是想“復申各說”，通過李鴻章影響總理衙門，打破談判僵局。李鴻章接見并宴請了森有禮。森有禮絮聒不休，聲稱“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李鴻章針鋒相對，指出“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有禮堅持強權的邏輯，而李鴻章卻迷信“萬國公法”，殊不知“萬國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強違約”。森有禮還否認朝鮮為中國“屬國”；李鴻章駁斥說：朝鮮“奉正朔，如何不是屬國？”他倆關于朝鮮是否中國“屬國”的爭論，其實質是西方殖民觀念與東方封貢觀念沖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圖排擠清朝勢力、打開侵略朝鮮的通路和清朝方面為維護宗藩關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鮮的斗爭。森有禮在“酒酣面熱”時，曾說“取了高麗有何益處？”李鴻章乘機對他曉以利害，并揮筆疾書“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個字送給他。森有禮再三央求李鴻章轉商總理衙門，設法勸說朝鮮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鴻章果然不負所托，向總理衙門詳細地報告了與森有禮會談的情況，并建議“將奏請禮部轉行朝鮮一節作為收場，以示格外和好，藉答來意，而略緩其逞強黷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

①由此可見，李鴻章對于朝鮮，既抱住所謂宗主權不放，又對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寧人之計”，其結果勢必引進日本侵略勢力，損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朝鮮鑒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寧人”的態度，于2月26日被迫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其中載明“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當時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維護朝鮮獨立主權，而是企圖否定中朝的宗藩關系，開拓侵略朝鮮的道路。清朝統治者基于傳統觀念，以為只要朝鮮承認中國為宗主國，第三國承認與否無關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議，又未詰問朝鮮。殊不知如果與第三國引起外交問題，那么第三國是否承認中朝宗藩關系，就會直接影響事態的發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鮮為“自主之邦”，遇事與朝鮮直接談判，竭力排除中國的干涉，處心積慮地把侵略的觸角伸進朝鮮。

血寫的事實使李鴻章逐漸認識到日本侵略朝鮮，勢必引起列強在朝鮮的角逐，“俄人亦將隱啟雄圖，英、美、法、德諸國復群起而議其后”，這不僅為“朝鮮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國之隱憂”。面對日本和歐美列強的侵略，朝鮮勢孤力單，本非其敵，中國將往助而力有未逮，將坐視而勢有不能。

從朝鮮和中國的安全考慮，李鴻章推行了所謂“牽制政策”。

倡議在朝鮮推行“牽制政策”的是丁日昌。他在1879年說：

朝鮮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不如統與泰西各國立約，日本有吞噬朝鮮之②《復日本國照會》，《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科》，卷1，第6頁。

③李鴻章：《復沈幼丹制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5，第36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4，第33—38頁。

心，泰西無滅絕人國之例，將來兩國啟釁，有約之國皆得起而議其非，日本不致無所忌憚。若泰西仍求與朝鮮通商，似可密勸勉從所請，并勸朝鮮派員分往有約之國聘問不絕。

①總理衙門同意丁日昌的建議，主張勸導朝鮮與英、美等國立約通商，借以牽制日本，讓李鴻章照丁日昌所陳作為己意轉致朝鮮李裕元。李裕元系朝鮮國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輔，主持大政，曉暢時務，當時雖已退休，但聲勢猶存。他曾致書李鴻章“道其仰慕”之情，李鴻章復書“略及外交之意”。此時若由李鴻章出面寫信給他“藉為開導，尚非無因而至”②。

李鴻章稱贊丁日昌所言“為朝鮮計，實為中國計。”他遵旨致函李裕元，發揮丁氏建議，請求將其呈報朝鮮國王察核，“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

③李鴻章寫給李裕元的信，雖是由薛福成起草的，但卻如實地反映了他對遠東形勢的看法和所擬推行的外交政策。

首先，他認為“日本行為乖謬，居心叵測”，亟宜設法防范。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為謀”，對于鄰邦朝鮮和中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付可以制之”，而朝鮮“固不可無以備之”。

其次，他認為朝鮮應該在軍事和外交兩個方面采取應變措施。在軍事方面，應該“密修武備，籌餉練兵，慎固封守。”在外交方面，應“恪守條約”，不要給人以可乘之機。同時“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相繼與歐美各國立約，借以牽制日本。前者是加強國防建設，后者是講求“交接遠人之道”。李鴻章認為，這是保衛朝鮮的必要措施。

李鴻章說：“西人恃其精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是“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他朦朧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列強征服世界的活動，是難以抗拒的，惟有因勢利導，才能防患于未然。他既看到日本勾結英、法、美或俄國侵略朝鮮，使朝鮮“勢成孤注”的可怕前景；又看到歐美各國同日本爭奪朝鮮的現實，企圖勸導朝鮮與英、美、法立約通商，“不但牽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窺伺”，進而迫使俄國講和通好。顯然，這是一種均勢思想，企圖在列強之間“互相箝制而莫敢發”的條件下茍延殘喘。李鴻章的均勢思想，同他對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本質缺乏認識有關。在他看來，“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間”。英、美、德、法距朝鮮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通商耳，保護過境船只耳”。他輕信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所謂“通例”和“公法”，錯誤地以為英、美、法不會“無故奪滅人國”，無意把朝鮮變為自己的殖民地，而只是想“通商”、“保護過境船只”。因而，朝鮮只要與英、美、法立約通商，就能使之以為我用。

日本畏服歐美列強，以朝鮮之力制日本，肯定不行，以允許歐美列強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余。他還勸導朝鮮應隨時派人到有約之國，“通聘問，聯情誼”，“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盡可約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其實，無論是立約通商，抑或是“通聘問”、“聯情誼”，都不會改變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本性，不能指望藉此獲得它們的支持而排除日、俄侵略勢力。

生活在封閉社會里、遵循傳統治略的李裕元復信表示：朝鮮本意“不欲①②《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第32頁。

③《清季外交史料》卷16，第14—17頁。

與他國來往，牽于眾議，不敢主持。”但“擬仿古外國人學之例”，咨請禮部揀選明斡人員赴天津，“學習練兵制器之法。”

①1880—1881年間，美國派遣薛斐爾出使朝鮮，企圖以日本為媒介與朝鮮立約通商。俄國除兵于黑龍江、海參崴等處，如“不得志于中國，必將逞威于朝鮮”。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脅迫總署勸說朝鮮“急與各國通商”。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朝鮮君相“幡然變計，有聯絡外邦之意”，但因統治階層中“議論紛歧，尚難遽決”。清政府為了加緊推行牽制政策，也改變屬藩“公牘往來職之禮部”的舊制，決定“遇有關系洋務緊要之件”，由北洋大臣和駐日公使與朝鮮“通遞文函，相機開導”。李鴻章受命之后，面臨著如何處理朝鮮與他國立約通商的問題。駐日公使何如璋從維護宗藩關系出發，主張中國應派人前往代為主持，或請旨飭令朝鮮與他國訂約，并于條約內聲明：

“奉中國政府命愿與某國結約”。

②李鴻章認為這種主張，雖然不無道理，但卻窒礙難行，勢必引起朝鮮的疑慮和歐美列強的反對，不如對朝鮮“密為維持保護”更為適宜。

李鴻章主張朝鮮應先與美國立約。他認為美國“最為公平順善”，“無貪人土地之欲”，又“好排難解紛”，“聯美”有利于朝鮮。他邀請朝、美代表來津“面議其大略”，再赴朝鮮。所謂朝、美立約談判，實際上成了中、美關于朝鮮問題的談判。李鴻章督同馬建忠、周馥代擬了朝鮮與美國通商章程草稿，而美使薛斐爾則提出了以《江華條約》為藍本的約稿。雙方分歧的焦點是中朝宗藩關系問題。中方代擬約稿規定“朝鮮為中國屬邦，而內政外交事宜向來均得自主。今茲立約后，大朝鮮國君主大美國伯里璽天德俱平行相待，兩國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侮之事，必彼此援護，或從中善為調處，俾獲永保安全。”

①非常明顯，前半段是要美國承認中、朝宗藩關系，后半段是要美國“援護”朝鮮抵制舊、俄侵略。而美方約稿同中方代擬約稿比較，所差甚遠，對于中國屬邦，“均未提及。”李鴻章與薛斐爾晤商4、5次，辯論20余日，因未取得一致意見，談判移至朝鮮舉行。李鴻章奏派馬建忠前往朝鮮會辦，并派丁汝昌酌帶兵船偕同薛斐爾東駛，以壯聲勢而杜要挾。馬建忠、薛斐爾抵達朝鮮后，即與朝鮮代表會談，并于1882年5月22日簽訂《朝美條約》。這個條約，是美國強加給朝鮮的一個不平等條約。

美國攫取了在朝鮮不受限制的經商、領事裁判權、最惠國待遇、公使駐京等特權。這個條約不僅威脅朝鮮的獨立和生存，而且也嚴重地打擊了中國。

《朝美條約》是在李鴻章的斡旋下簽訂的，他本想藉此恢復中國在《江華條約》之后動搖了的在朝鮮的地位，希望美國承認朝鮮是中國的屬邦，然而結果卻事與愿違，中國得到的只是對于美國并無任何約束力的朝鮮國王關于朝鮮為中國屬邦的聲明。《朝美條約》為歐洲列強開辟了入侵朝鮮的道路。

繼美國之后，英、德兩國相繼與朝鮮簽訂了以《朝美條約》為藍本的條約。

朝鮮國王也照例在約外先行聲明朝鮮為中國屬邦。李鴻章認為“既有照會另行聲明，載在盟府，日后各國設相侵凌，或朝鮮有背叛之處，中國盡可執義責言，不至竟成法越覆轍。”

①①《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第7頁。

②李鴻章：《論維持朝鮮》，《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1，第42頁。

①李鴻章：《代擬割美訂約十款》，《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3，第10頁。

①李鴻章：《論朝鮮新約附有照會》，《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5，第20頁。

李鴻章推行牽制政策，本想聯絡美、英等國牽制日、俄，藉以保衛朝鮮，鞏固中國東北邊疆，但結果卻把朝鮮推向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的深淵，從而使中國東北直接暴露在列強的刀鋒之下。

日本侵略勢力在朝鮮的膨脹和朝鮮統治階級的禍國殃民政策，激起了朝鮮人民的憤怒反抗，加劇了朝鮮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斗爭。1882年7月京城侍衛部隊聯合城市貧民發動起義，襲擊日本公使館，殺死幾個日本官員，并闖入王宮，閔妃化裝出逃。國王父親大院君李昰應乘機入宮，自稱國太公，出掌政權。史稱壬午兵變。壬午兵變發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為后盾的談判方式，加緊侵略朝鮮。日本派出一支艦隊赴朝，企圖脅迫朝鮮政府答應“懲兇”、賠款、增開商埠、使館駐兵、割讓土地等無理要求。時值李鴻章丁母憂，以張樹聲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張樹聲聞訊后，一面派遣丁汝昌、馬建忠率軍艦3艘赴朝，一面調撥招商局輪船運送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所部慶軍6營東渡，以便鎮壓朝鮮“兵變”，維護中朝宗藩關系，防制日本乘機擴張侵略勢力。李鴻章雖然在籍守制，但仍關注朝鮮政局。他斷言朝鮮軍民圍使館殺傷數人、阻撓公使各節；都是違和約，背公法的；給予日本以“口實”，日本出兵朝鮮“雖似恫喝，實有興師問罪之意”。他象張樹聲一樣，站在反對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朝鮮人民的對立面，企圖以朝鮮起義者的頭顱來維護受清廷冊封的朝鮮國王的統治，防止日本乘機發動侵略戰爭。清廷深感局勢嚴重，急令李鴻章迅速返津商定朝鮮內亂。8月25日李鴻章自合肥啟程，于9月5日抵達天津。在此期間，吳長慶等誘執李昰應解送天津，并逮捕、殺害所謂“亂黨”多人。日本脅迫朝鮮簽訂了《濟物浦條約》。李鴻章抵津后，認為“朝鮮事大致就緒”，于是便著手處理善后事宜。

李鴻章認為吳長慶等誘執李昰應、捕治“亂黨”，“深合機宜”，日、朝《濟物浦條約》“尚屬無甚流弊”，只是賠款偏多，然而中國“未便從旁代為翻案”。他為朝鮮“國勢粗定”和日、朝之間“暫弭釁端”而稱快。他主張日軍未撤之先，吳長慶所部慶軍6營應暫留朝鮮彈壓坐鎮。他斷定朝鮮壬午兵變“發于亂軍，而成于昰應”，主張將李昰應幽禁于保定，永遠不準返回本國，“以弭該國禍亂之端”

①。清廷批準了李鴻章的建議。

壬午兵變和《濟物浦條約》，在中國引起了強烈反響。某些清流派健將，力主以兵威懾服日本和加緊控制朝鮮，因而在清朝統治階層中爆發了一場關于對日、朝政策的論爭。

1882年9—10月間，鄧承修、張佩綸相繼上疏，建議乘鎮壓壬午兵變勝利之機，對日采取攻勢政策。李鴻章遵旨議復，提出自己意見。李鴻章和鄧承修、張佩綸在對日本的認識和所應采取的政策上，存在著相似之處和根本性的分歧。他們都預見到日本侵略著將成為中國的“巨患”，試圖謀求馭外固圉之道；不同的是對于中日力量對比的估計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日政策的差異。鄧承修和張佩綸斷言中國比日本既富且強，小小的扶桑三島不堪一擊，因而主張以兵威懾服日本，或“示將東渡”，或乘機東征。李鴻章則不然，他并不相信中國實力超過日本，深感跨海遠征難操勝券，因而主張充實海軍，力圖自強。

就在爭論對日政策的前后，清朝統治層也探討了對朝政策問題。

1882年張謇寫出了《朝鮮善后六策》。張謇（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①《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等復奏會詢朝鮮亂首情形折》，《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4、5頁。

通人）1868年中秀才，1876年入慶軍統領吳長慶幕，1882年隨吳赴朝，協助“理畫前敵軍事”，顯示出在緊急事變中鎮靜應對和勤苦辦事的良好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