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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防御

正當李鴻章和清廷設法和平解決中日爭端之際，日本政府決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7月25日日本海軍在朝鮮豐島對中國海軍進行突然襲擊，挑起戰端。7月27日軍機處上奏光緒，建議撤使：布告各國和對日宣戰。與此同時，總署電詢李鴻章關于撤使、布告各國的意見。第二天，李鴻章復電總署：

倭先開戰，自應布告各國，俾眾皆知釁非自我開，似宜將此案先后詳細情節據實聲敘。鈞署擬稿必臻周妥，內屬國一節，朝鮮與各國立約時，均聲明在先，各國雖未明認，實已默許，可否于文內輕筆帶敘，斯我先派兵非無名，后來各國調停議結亦暗伏其根。汪使應撤回，倭駐京使及各口領事應諷令自去，倭土貨多賴華銷，應檄行各關暫停日本通商。

①總署采納李鴻章的建議，于7月30日照會各國公使。聲明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公論難容”。8月1日光緒頒布宣戰上諭。

從中日戰爭總體上看，日本采取戰略進攻態勢，清政府則處于戰略防御地位。同日本政府精心策劃、主動進攻相反，清政府是被迫應戰，事前缺乏充分準備，事后也沒有制定合乎實際的戰略計劃。不過，既然日本業已挑起戰爭，清政就不能不采取實際作戰措施以應變。豐島海戰之后，清政府逐漸地建立起以京畿、奉天、平壤前線為重點的三位一休的戰略防御體系。這個戰略防御體系反映了清朝統治層的共同的戰略思想。

平壤是朝鮮舊京，“實為朝鮮全境之中權，乃圖朝鮮必爭之地。”

①奉天是清廷陵寢宮閥所在，京轟的東部屏障，因而被視為“根本重地”。京畿是清朝的統治中心，日軍的戰略根本所指。因此，清政府從戰爭一開始就集中精力加強京畿、奉天和平壤的防線。這種防御體系，重在陸路，而忽視了與之休戚相關的爭奪黃海、渤海制海權向題。當平壤、黃海大戰之后，面對著”

水陸兩軍新有挫失”、風傳日軍“圖犯北京”、“謀襲沈陽”的嚴酷現實，李鴻章上疏說：“就目前事勢而論，惟有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沈陽以顧東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圖大舉，以為規復朝鮮之地。”

②李鴻章提出的戰略防御計劃，符合清廷故意愿，立即得到光緒的批準。此后，清政府基本上是依循這個戰略計劃來指導防務的，即使日本把軍鋒指向遼東和山東半島、力圖摧毀北洋海軍基地、動搖渤海兩翼鑰形屏障之后，清政府也沒有相應的變動防御重點，仍然堅持重沈陽、京畿而輕視遼東、山東半島的作法，致使清軍兵力布署出現了反常現象：敵鋒未及的沈陽、京畿地區大軍云集，游移于戰場之外，而敵人主攻的地區兵力嚴重不足，寡不敵眾。實踐證明，這種戰略計劃是錯誤的。正確的作法，應以遼東和山東兩個半島為戰略重點，控制渤海，拱衛沈陽和束畿。

清朝統治層雖然在戰略恩想上并無二致，但是在戰略防御中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方針的問題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光緒傾向于積極防御，而李鴻章則堅持消極防御。光緒和李鴻章關于防御方針之爭，主要表現在對北路援軍和北洋艦隊的指導上。

關于北路援軍的進止，光緒在發布宣戰上諭的第二天，就命令李鴻章“迅①《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5，第31頁。

①姚錫光：《陳進兵朝鮮大略情形說帖》，《中日戰爭》（五），第234頁。

②《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軍事緊急情形折》，《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5—28頁。

速電催，星夜前進，直抵漢城，與葉志超合力夾擊，以期迅奏膚功”。第三天又指示李鴻章“加電迅催”，“一俟諸軍齊到，即可合力驅逐倭寇，以解漢城之圍。”

①光緒的意圖是北路援軍應取攻勢，直趨漢城，與葉志超軍合力夾擊日寇。當時在朝日寇兵力尚單，加之朝鮮官民的支持，清軍南北夾擊，扭轉戰局是可能的。但是李鴻章卻不以為然，他知道朝鮮是個半島，擔心日本利用海軍優勢，截斷北路援軍后路。8月5日他致電衛汝貴說：“日兵船赴大同江，意在截我后路。汝等隊初到，必須先據形勝，堅扎營壘，勿為所乘；確探前路敵情，俟全隊到齊，再相機進止。但平壤要地，宜會商何軍留守，方可前進。”

②8月11日衛汝貴等提出“先定守局，再圖進取，穩扎穩打，庶進退裕如”的方針，李鴻章據以電告總署，井作了“查布置情形，尚屬周密”的評語。8月16日光緒指示李鴻章“電飭各統將，籌商妥協，迅速進兵：一面并將布置后路情形復奏。”

③第二天，李鴻章請總署代奏：“目前只能堅扎平壤，扼據形勝，俟各營到齊，后路布妥，始可相機進取。”光緒認為這是一種“株守以待”的方針，勢必造成“坐失事機”的惡果，因而接連嚴令李鴻章命平壤前敵各軍迅圖進剿，先發制人。然而，李鴻章卻堅持己見，拒不遵旨。8月25日光緒根據李鴻章的提議，任命敗軍之將葉志超總統平壤各軍，“命其督率諸軍，相機進剿。”葉志超始則提出“必俟兵齊，秋收后始能協力前進”；繼而聲稱“陸軍勞費萬端，必有四萬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敵后路，庶可無虞。”

④李鴻章對前者褒以“自系老成之見”，對后者則未置可否。光緒覽奏，“殊深疑悶”，特于9月4日嚴令李鴻章對“所言分布進剿機宜”，“妥籌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敵人之攻”，并警告他“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

懔之！慎之！”

①就這樣，一個要“先發制人”，一個堅持“株守以待”，爭論不休。光緒“屢促進剿，而李鴻章總以兵力不敷為言”，致使日本得以乘機加緊備戰，“密為布置，修治臺壘，造置鐵路，守御益固，攻取益難。”

②李鴻章堅持“株守以待”的消極防御方針，使清軍失掉了主動出擊的有利時機，導致平壤戰役的失敗。

關于北洋艦隊的作戰方針，光緒與李鴻章的分歧，也集中在積極還是消極防御上。

豐島海戰之后，李鴻章一面電告清廷有關戰況，一面命令丁汝昌“統帶鐵快各船，馳赴朝鮮洋面，相機迎擊。”在不到二十天時間里，丁汝昌曾奉命三次赴朝鮮洋面梭巡。8月3日光緒質問李鴻章：“前據電稱，丁汝昌尋倭船不遇，折回威海衛，布置防務。威海避處東境，并非敵鋒所指，究竟有何措置？抑藉此為藏身之固？”并令李鴻章察看丁汝昌“有無畏葸縱寇情事”

③。李鴻章一面為丁汝昌辯解，一面電示丁汝昌：“參折甚多，諭旨極嚴、汝①《發北洋大臣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頁。

②《寄平壤盛軍衛統領》，《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6，第40頁。

③《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頁。

④《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9頁。

①《軍機處寄北洋大臣李鴻章上諭》，《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頁。

②《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25頁。

③《發北洋大臣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7頁。

當振刷精神，訓勵將士，放膽出力。”

④8月13日李鴻章鑒于日本海軍“乘虛往來威海、旅順肆擾，各處告警”，并有赴山海關、秦皇島截奪鐵路之謠，因而責令丁汝昌：“此正海軍將士拼命出頭之日，務即跟蹤，盡力剿洗，肅清洋面為要，不可偷懶畏葸干咎。”

①然而，一紙電令，并未能改變丁氏的“偷懶畏葸”。當時光緒“屢催設法接濟”牙山葉志超軍。據說光緒“深怒海軍不能救援葉軍，詰責慶邸，擲碎茶碗，謂丁汝昌不能戰，糜費許多餉何益？”

②由于丁汝昌“氣餒”，“海軍膽怯”，“水路無從接濟”，葉志超軍面臨覆沒的危險。于是，李鴻章電令葉志超向東邊漢江上游水淺處覓間道北移。

當時日本海軍聲東擊西，經常竄到威海、旅順等處“施放空炮，旋即遠網”。8月23日光緒判斷日艦“難保不乘我之懈，再來猛撲”，于是指示丁汝昌將北洋艦隊的防御重點從朝鮮洋面轉移到威海、煙臺、旅順和大連灣等處，扼守“北洋要隘，大沽門戶”。光緒的主張同李鴻章的想法頗為相似。8月29日李鴻章上書光緒，建議采取“保船制敵之方”。他認為中國“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中國“快船不敵”日本，倘與日本“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

他主張中國海軍不必與日本海軍“拼擊”，“但令游戈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日本“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這樣不僅北洋門戶“恃以無虞”，而且威海與朝鮮仁川—水相望，日本因擔心中國海軍東渡襲其陸軍后路，就不敢讓其海軍艦隊全部駛寓仁川進犯中國各口。8月31日光緒肯定了李鴻章的“嚴防威旅門戶，為保船制敵之計”。

光緒與李鴻章的一致之處，是放棄爭奪黃海制海權，嚴防威旅門戶，保船制敵。這就既使援朝陸軍陷于孤立，又把戰火引進北洋沿岸，顯然是一太失策。英國人格倫指出：“中國于開戰之初，已不以海軍爭奪制海權，徒造屈服失敗之因，自身承諾將戰地置于中國沿岸，豈不怪哉！”

①光緒與李鴻章之間的分歧，則在于是否“相機迎擊，以期力挫敵鋒”。

黃海戰后，由于李鴻章處處遷就丁汝昌，致使這種分歧更加突出。9月29日光緒根據赫德的“倭兵三隊來華，頭隊指黃海”的消息，諭令李鴻章：“威、旅及內海各口防務十分緊急，海軍修補之船須趕緊準備護口迎敵”

②。10月2—13日間，李鴻章多次指示丁汝昌：率定、鎮等艦“出巡威灣旅一帶”。10月17日丁汝昌雖然率艦出巡，但卻從旅順馳向威海，一呆就是十天。在此期間，日艦護送陸軍在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李鴻章獲悉后，立即電令丁汝昌酌帶數船馳往旅灣游戈。丁汝昌重施故技，從威海徑直駛入旅順，泊錨不動。

當日軍進逼金州，旅防萬分危急之時，光緒電令丁汝昌率艦前往皮子窩設法雕剿，斷其后路接濟。然而，丁汝昌拒不應命，并逃離旅順，返回威侮。李鴻章既聲稱斷日軍后路接濟，“力固不能”；又對丁汝昌率艦“倉皇出走”

避匿威海之舉不予深究。11月9日李鴻章電令丁汝昌帶艦來津“面商往旅拚戰、渡兵、運糧械接濟”問題。丁汝昌遵命赴津，與李鴻章、漢納根面商。

12日李鴻章報告總署說：“丁汝昌擬即率六艦由津赴口外巡徼，遇敵即擊，④《李鴻章全集》（二），電稿二，第855頁。

①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上），第81頁。

②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下），第120頁。

①《海事》，卷5，第12期，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