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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爾不知耶？這真是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為他作說客，說得夭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如何擺布？我當面訓斥他，免得再啰唣。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等捉弄耶？

翁同龢有意把李鴻章趕出北京，以便“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但結果以失敗而告終。李鴻章所以未被”放歸田里”，主觀上得益于曾國藩的“秘傳心法”——“挺經”，絕不奏請開缺休致；客觀上則憑借于權勢者們的支持，慈禧、奕?“眷念鴻章舊勞，始終欲保全之。”

②李鴻章雖被投閑置散，但每盱衡時勢，既為自己洋務事業的破產而撫膺嘆息，又因無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憂心忡忡。他對自己“一生事業”進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鑒歷史經驗探尋出路。他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慨嘆：“功計于預定而上不行，過出于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他環顧左右，終于選定吳永作為宣說的對象。吳永（字漁川，浙江吳興人）是曾國藩孫女婿，時在李幕，被李鴻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幾逾一載”。李鴻章經常與吳永枯坐庭院，“隨意談論”。他說：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濃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濃，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原來被引以為自豪的北洋梅陸軍，在甲午戰爭中一觸即潰的嚴酷現實，使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辦之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虛有其表”，外強中干。這種不幸結局，導源于“內外牽掣”，不能“放手辦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稱“裱糊匠”只會“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①永：《庚子西狩叢談》，卷4，第114頁。

②金夭羽：《安徽通志稿》，李鴻章傳。

不可收拾”，怎好不從“破星”本身尋找原因，反而歸咎于“裱糊匠”呢！

李鴻章對那些“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的“言官”，深惡痛絕，每當說及，即“以足頓地，若猶有余怒者。”他認為“言官制度，最是壞事”，明朝之亡，就亡于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進”，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現在辦事，舉步維艱，動輒得咎，大臣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斃，常常苦心孤詣，想出“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官以為有機可乘，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于一事不辦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茍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李鴻章抨擊“言官”并不是偶然的，他與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彈糾”的最多、最厲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認為自己所倡導的“和戎”與“變法”之所以難于奏效，“言官”的阻撓破壞是一個重要因素。“言官”問題，關鍵不在于個人，而在于制度。當然他全盤否定“言官制度”，意氣多于冷靜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過于人。“言官”雖有“摭拾浮詞”、“肆口妄言”、“黨同伐異”、“受人請托”等等弊端，但也不乏深切時政從實直陳者，對糾正失謬頗有裨益。

李鴻章曾批評曾國藩晚年求退為無益之請，公開為戀棧茍安、爭權奪勢的思想行徑辯解。他說：“今人多諱言‘熱中’二字，予獨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熱中。仕則慕君，士人以身許國，上致下澤，事業經濟，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熱中耶？”

①這表明李鴻章并不甘心久居散地，熱中于爭取清廷的信任，東山再起，重游宦海。正如時人所說的：“李鴻章疊經參劾之后，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權，圖度數月”。

②1896年2月陷于窮途末路的李鴻章接受了出訪歐美的重任，新的使命使之萌發了絕路逢生之感，他欣喜地說：

某當辭華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結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誠為某今日詠矣。

③①吳永：《賡子西狩叢談》，卷4，第112頁。

②李宗侗：《光緒中俄密約之交涉與簽訂》，《傳記文學》，第36卷，第5期。

③蔡爾康、林樂知：《李鴻章歷聘歐美記》，第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