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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西方經濟學的再認識

要回答“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問題，首先要解決“如何正確認識西方經濟學”的問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面臨的、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是一個老問題。今天，在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對西方經濟學進行再認識。

西方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也就是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分。廣義的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大家族，既包括西方經濟學的各個分支和各個流派，其中基礎和核心的部分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又包括貨幣金融學、國際經濟學、公共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學科分支，還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經濟學流派。狹義的西方經濟學主要是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經濟學主流學派。從廣義的西方經濟學來看，其中有一部分是研究生產關系的或者制度的，例如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新政治經濟學、法和經濟學、激進政治經濟學。我們不能一概說西方經濟學不研究生產關系。

狹義的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它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原理，我認為實際上是一門市場經濟學，更確切地說，是一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從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開始，一代一代的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進行了理論概括和經驗總結，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重要經濟現象進行了理論分析和理論闡釋，使經濟學理論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跨越新階段，不斷出現新的經濟問題和新的經濟現象，從而刺激了新理論和新方法的新陳代謝，推動了經濟學流派的此起彼落。

研究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經濟學主流學派之后我們就會發現，它們闡釋的主要是市場機制運行的機理，揭示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和數量關系。

中國經濟學界過去主流的看法是，西方經濟學是一種庸俗經濟學，因為馬克思把19世紀30年代以后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定為庸俗經濟學。馬克思認為，大衛·李嘉圖以后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它把資本主義制度說成是最美好的制度，是永恒的或人類終極的制度，它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只在經濟現象的表面聯系中兜圈子。我國學術界在改革開放以后還是沿用馬克思當年對19世紀30年代以后的西方經濟學的評價，認為20世紀甚至21世紀的西方經濟學都是庸俗經濟學。

認真研究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西方經濟學的發展進程之后我們不難發現，19世紀30—90年代，這個階段的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它的主流經濟學，確實是主要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其主要內容是庸俗的。我們只要看看薩伊的“三位一體”理論，馬爾薩斯到維塞爾、龐巴維克的價值理論就知道。龐巴維克宣稱他的理論已經摧毀了馬克思的理論體系，把馬克思的理論邏輯埋葬了。這就不是純學術研究的問題了，這實際上是兩種經濟學的政治斗爭。那個時期的西方經濟學確實是以辯護為主的，甚至是詭辯，例如西尼爾把資本家的剩余價值或利潤說成工人勞動過程的“最后一小時”生產的。它為什么要辯護？因為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雖然已經確立了，但是其基礎還不牢固，還有被顛覆和被推翻的危險，因此需要鞏固。我把這個時期叫作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時期。因此，作為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代表，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要承擔從理論上論證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的任務，他們害怕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矛盾和被另一種生產關系替代的可能性，因而回避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身進行研究，并竭力為這種生產關系進行辯護。

我們注意到，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是把研究對象逐漸轉移到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上去了，它們撇開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身的探討而只研究生產一般。這就使得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沖突和爭論越來越少。這個階段的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爭論雖然還時有發生，但是和19世紀30—90年代相比，爭論大為減少，它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的說法也不那么直截了當、不那么露了。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這是因為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逐漸鞏固，不存在從內部被推翻、被顛覆的危險，當時的資本主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發展經濟的問題，也就是怎樣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資源的問題，所以這個時期的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是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雖然到20世紀發生了俄國十月革命，也發生了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但是這些革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外部發生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發生的，并不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所以這些革命運動并沒有改變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大體上說，自約翰·穆勒（john s.mill）以后，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流就逐漸離開對經濟活動的生產關系的探討，把研究重點放在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上，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生產一般。現代（狹義）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在19世紀90年代以后逐漸確定下來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其《經濟學原理》（1890年初版）一書中把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研究人的學問”。這里所說的“人”只是一般經濟活動中的“人”，而不是特定生產關系中的“人”。在馬歇爾看來，“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學問；它研究個人和社會活動中與獲取和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關的那一部分”。當羅賓斯（lionel robbins）把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有各種選擇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以后，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在各種可供選擇的用途中進行配置的科學”就成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定義。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在不同的個體之間進行分配。”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把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基本問題歸結為：（1）生產什么，生產多少？（2）如何生產？（3）為誰生產？（4）誰做出經濟決策，依據什么程序？曼昆（n.gregory mankiw）給經濟學下的定義是：“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

所以，我認為，20世紀以來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主要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假設前提下研究資源配置問題，研究市場機制運行的一般原理。這個研究對象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很大的差別。也許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研究資源配置，也研究市場機制運行。這個說法沒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然研究資源配置和市場機制運行，但是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題。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也是研究資源配置和市場運行的原理，而不是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生產關系）及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那和西方經濟學還有什么區別呢？

如果我們認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即狹義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研究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問題或者基本問題的話，那么這些一般性的問題或基本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同樣存在。市場經濟，無論哪個制度下的市場經濟，肯定有它的共性、一般性的問題，否則它就不叫市場經濟。我覺得我們應該從這個視角來看待西方經濟學。

需要強調的是，我認為（狹義的）西方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市場經濟一般，但我并不認為西方經濟學是一種沒有國界、沒有制度差異的普遍適用的市場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產生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根據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制度背景、歷史、文化和經濟條件得出來的，它有其特殊性，它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我認為，西方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般原理、意識形態和研究方法的綜合體，是三位一體的。我們不能把西方經濟學看作是像數學、天文學那樣的純科學。西方經濟學家在他們的理論表述中，在他們的觀點和政策主張中，不同程度地帶有他們所在的那個社會、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色彩，含有某種利益傾向，只是有些內容的意識形態色彩濃一些，有些內容的意識形態色彩淡一些，有些理論的利益傾向比較明顯，有些則比較隱晦，當然也有不少內容是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和利益傾向的。我們不能說西方經濟學的所有內容都帶有意識形態色彩。

西方經濟學體系是一個三位一體的綜合體，但是這三部分內容不是平分秋色的，其主要內容和主要成分還是市場經濟學原理和研究方法。

所以，我們在對西方經濟學性質的認識上要防止兩種偏向：一種偏向是只強調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色彩，只把它看作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經濟學；另一種偏向是把西方經濟學僅僅看作是一種一般原理和方法，是一種普世真理，而不承認西方經濟學含有意識形態成分。抱有前一種偏向的人自然就完全排斥西方經濟學，全盤否定西方經濟學；抱有后一種傾向的人必然就會直接搬用西方經濟學，就會膜拜西方經濟學。

一些西方學者也不否認西方經濟學含有意識形態色彩。美國經濟學家勞埃德·雷諾茲（lloyd g.reynolds）在他的《經濟學的三個世界》（1971）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現代經濟學主要是在西歐和美國培育出來的，盡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卻帶有這些地區所特有的制度和問題的印記。”美國經濟學教授小羅伯特·埃克倫德（robert b.ekelund, jr.）和羅伯特·赫伯特（robert f.hebert）在談到經濟學的性質時說：“經濟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它是一門社會科學，因為它研究人的行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脫的運行。”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艾克納（al瞗reds.eichner）在談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本質時明確地說：“新古典主義既是世界觀，也是相應的方法論。”我們知道，正是新古典主義奠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調。

我們不能否認西方經濟學含有意識形態色彩，但是我們又不能僅僅把它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含有意識形態不等于它的全部內容都是意識形態。

我國學術界長期流行著一種觀點：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庸俗經濟學，因為它不研究生產關系，只研究生產一般。

在我看來，研究生產關系是重要的，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一個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質，生產關系的先進性決定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速度、效率、水平和公平性，所以，生產關系應當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經濟學是一個大家庭，由多個成員分支構成，這些成員分支應當是有分工的，不應要求所有的經濟學分支都研究生產關系，不應認為凡是不研究生產關系的經濟學分支都是庸俗經濟學。

我們也不能說狹義的西方經濟學一概不研究制度或生產關系，一概回避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進行研究。凱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就說道：“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經濟社會的顯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業；第二，它以無原則的和不公正的方式來對財富和收入加以分配。”“而失業問題，除了短暫的局勢動蕩時期以外，按照我的意見，還是不可避免地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凱恩斯的這兩段話就涉及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分析，他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是無原則的，并且他認為這些弊端是不可避免地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聯系在一起的。當然，凱恩斯這樣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是為了維護和拯救這種制度，而不是為了尋找替代這種制度的理論依據，這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分析的目的不同。

總之，從發展的視角來看，站在新時代的高度，我們應該重新審視西方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性質和主要成分應該再認識。不解決這個再認識的問題，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就很難正確地、實事求是地對待西方經濟學，更談不上如何正確地借鑒西方經濟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