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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編輯家袁啟生去世一年了。這一年里，我總覺得他還活著，每當我想到他真的走了時，我與他交往的樁樁件件就浮現在我眼前……

一

清遠市，在廣東之北，在湖南之南，乃連接湘粵兩省的咽喉之地。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早在1990年秋、1993年春、1995年夏，我曾因采訪、因辦案，驅車南下廣東，往返皆從清遠城外經過，無論清晨、傍晚，還是烈日當空，最引我注目，給我留下印象的是那條清澈蜿蜒、氣象萬千的小河。我曾在我的反映緝毒生活的中篇刑偵小說《紅色通緝令》《毒梟落網記》中，濃墨重彩的描繪了這條小河的美麗。盡管如此，我卻沒有動過要去清遠市觀光的念頭。那三次路過，都是自帶小車，若愿意進城，是極其容易的事，只要小車掉個頭就能做到。但那時的我的確沒有動過這個念頭。后來卻不同了，我是非常地想去清遠，有時候恨不得一步就撲進清遠市的懷抱里，以至常在夢中駕車駛向清遠。待我從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卻仍在長沙。這時，想去清遠的心情便越加迫切。我一直在努力尋找去清遠的機會，這種機會卻遲遲沒有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么怪，當你有機會去的時候，你不想去，當你想去的時候，卻很難找到機會。

我要去清遠的念頭，是從1995年金秋萌生的。因為那一年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與清遠市文聯主席袁啟生有了書信聯系。當時，我創作了偵探紀實文學《追匪連云山》，想在一家純文學期刊上發表。我從一家報紙上讀到了《飛霞》雜志的征稿啟事，它的主辦單位是清遠市文聯，主編是袁啟生，它需要紀實文學類的稿件。我很喜歡《飛霞》這個刊名，于是我就按照征稿啟事上的地址：清遠市政府綜合大樓416號，將《追匪連云山》直接寄給了主編袁啟生。一個多月時間過去了，沒有回音。我把這事看得很正常。因為現今很多刊物上都登著這樣的啟事：“本刊稿件一般不退，故請作者自留底稿，從稿件投往本刊之日起，2個月后不見采用通知，方可另行處理。”我想：一個多月離兩個月已經很近了，到了可以另行處理的時候了。我擬從電腦中再調出一份《追匪連云山》，另投他處。就在這時，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裝得脹脹鼓鼓的陌生信件，信封上赫然印有：清遠市公安局《清遠治安》雜志社。我打開一看，里面裝有兩冊《清遠治安》創刊號，其中附了一封袁啟生給我的信。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已辦理了離休手續，不再擔任清遠市文聯主席。《飛霞》雜志因多種因素停辦。他去文聯任職前，曾在清遠市公安局任職多年。如今離休了，清遠市公安局返聘他創辦綜合性雜志《清遠治安》。我的偵探紀實文學作品已刊登在《清遠治安》創刊號。由于編發創刊號時間太緊，來不及事先征得我的同意。如有不妥之處，請我原諒。并希望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辦好《清遠治安》，力爭成為公安宣傳陣地中的一朵奇葩。

我又驚又喜，《清遠治安》處理稿件的速度和對作者認真負責的精神令人欽佩。于是，我毫不猶豫，將我手頭剛完稿的又一篇偵探紀實文學《紅腰袋之謎》，寄往清遠市連江路清遠市公安局《清遠治安》雜志社。我特別聲明：因系打印稿，若不刊用，可不退稿、不回信。沒想到半個月之內，我接到了袁啟生的回信：稿件留用。1996年《清遠治安》總第4期刊登了《紅腰袋之謎》，并配發了作者簡介。1996年11月21日，我又給袁啟生寄去了中篇刑偵小說《黑盜人生》。這篇稿子采用的速度簡直飛快，1996年12月初出版的《清遠治安》總第11期刊登在顯目位置。

二

袁啟生不僅處理稿件快速，修改稿件也很仔細。他對我的每一篇稿件都做到了字斟句酌。他是先擬出修改方案，再電話征求我的意見，不是隨便做出改動。修改之處并不多，少則幾個字，多則三五個句子，有時甚至只有一兩個字，但對整篇文章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我有部中篇刑偵小說的題目原為《追向莫斯科》，他給我改為《在國際列車上》。我覺得改后的題目與小說內容更貼切。我另一篇小說的題目叫做《澳門第一案》，他建議改為《偵破澳門第一案》。這一改增強了動感效果和活力，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我在電話中當即表示同意。類似的修改，舉不勝舉。也有個別時候，我不同意他的修改，堅持我的己見，他并不見怪，只要我能說服他，他會完全尊重我的意見。這令我十分感動。我覺得他尊重的不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條意見，尊重的是我的人格，是我的勞動成果，更是尊重了知識產權和《著作權法》。當今文壇，有他這種編輯風格的編輯，百里難挑。

收到刊發作品的樣刊和稿酬，是作者最愜意的時刻。看到自己的辛勤汗水變成印刷品，換來報酬，得到社會的認可，寫作中所受的一切困苦都變得清甜。我想普天下的作者，都會與我感同身受。袁啟生完全掌握了作者的這種心理，真誠地給作者一個快樂和喜悅。每當《清遠治安》出版，他都是及時地將刊有我的作品的樣刊和稿酬同步寄出。有時甚至稿酬還比樣刊先到。這對于我來說，每筆速到的稿酬，如同一場及時雨，灑進正迫切需要澆灌的田地。我記得2000年12月11日，我那年近八旬的母親因患感冒引發重癥，我和妻子于凌晨3時從長沙趕回漢壽縣老家，送母親進縣人民醫院治療，一次交了數千元的住院費，但院方說還不夠，還要交數千元。我們夫婦又于當天返回長沙，擬再籌集母親住院治療的費用。小車行駛至湘江二大橋橋頭時，天已煞黑，街上夜燈閃爍。忽聽車后一聲響，小車猛烈的顫抖了一下。司機趕緊停車。我下車查看，是一輛吉普車碰了我們的小車，所幸無大礙。但對我的心情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我按捺住滿腔怒火，欲通知交通警察對吉普車司機做出處罰。此時，我的手機突然響起，一看顯示號碼，就知道是袁啟生打來的。他告訴我：載有我的中篇刑偵小說《在國際列車上》的《清遠治安》兩本樣刊今天投郵，稿酬提前一周寄出，估計要到了，要我注意查收。真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接著，他又關心地詢問我父母親、我岳父岳母的身體狀況。我為了不讓他操心，我隱瞞了母親患病住院的情況。接完袁啟生的電話，我的心情與臉色漸漸發生變化，如同路邊閃爍的霓虹燈，有了豐富的顏色。我想：袁啟生做人做事總是處處為他人著想，我為什么就不能像他那樣善待他人呢？我一揮手，放走了吉普車。

袁啟生總是在關鍵時刻給我送來福音，送來吉祥，送來平安。我與他書信、電話頻頻往來，神交近十年，未曾謀面，但他在我腦海里卻有著完整而又固定的形象。他那朗朗的笑聲，總使我想起如來佛的臉膛，他那關心的問候，總使我想起觀世音的眼睛。

袁啟生如此尊重作者，如此尊重作品，除了因為他是一位優秀的作家兼編輯家，出于職業的本能，充分理解作者的艱辛勞動之外，關鍵在于他那高尚的人品、人格和作風。據我從媒體和各方面獲得的信息所知，袁啟生是個歷經磨難，癡心不改，風吹黃沙始成金的人。他出生粵贛相鄰的山區，不滿5歲父親就去世。他只讀了三年書。為迎接全國解放，他16歲就參加了地方武工隊。1950年他被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海軍，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轉業到地方后，交替擔任公安、文化部門的領導，而且主動放棄廣州的工作，來到清遠，投身山城的建設。他無論擔任公安部門，還是擔任文化部門領導，都多次遇險，但都化險為夷。他經歷了八次車禍，最嚴重的一次摔斷了腰骨。他都頑強地挺過來了。他不戀權位，只戀知識，他50歲考上北京魯迅文學院高級作家研究班，埋頭苦讀三年，文憑、作品雙豐收。他聯絡的作家，培養的作者，遍及全國各地。這一點打開《清遠治安》就可看到。我只是他聯絡的成百上千名作者隊伍中的一個。他在我身上就投入了這么多的熱情與精力，他在所有他聯系的作者身上該付出了多少呀？！這是無法計算的。

三

我與袁啟生的聯系不斷增多，感情不斷加深，每次書信往來，電話交流，他不僅談作品，而且談家庭、談人生。令我最為感動的是，當他了解到我的岳父中風多年，迄今半身不遂的情況后，他每在季節變換之時，他都會打電話給我，指導我如何適應氣候的變化對岳父的身體采取相應的保養措施。每逢過年過節，他都會適時打來電話，囑咐我轉達他對我岳父的問候。他還教給我一手絕招：要我兒子多給外祖父打電話，隔代人的一聲問候，勝過一劑良藥。我后來才知道，他之所以對保養中風病人如此得法，如此心細，原來他曾患過腦梗塞，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他憑著自己頑強的生命力，不僅戰勝了死神，而且沒留下任何殘疾，依然邁著軍人、邁著警察穩健的步伐出院了。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從未向我提及過他的病情。他那朗朗的笑聲，達觀的人生態度，根本不像患過如此重病的人。

我得知他的真實病情，是在2000年的夏天。整個夏季，我往他家里打電話，始終沒人接聽。我很納悶。我當然往好的方面想，以為他到哪里避暑療養去了。因為他是離休老干部，具備這個條件。初秋，天涼了。我接到了他的電話。我感到他的聲音與以前比較，明顯地脆弱了許多。我覺得不對，追問原因，他不肯說。我被迫走夫人路線。經過我一番窮追猛打，他夫人終于招架不住，向我吐露了真情。7月初，袁啟生被送進廣州某大醫院搶救，終于從閻王殿門口返回人間，整個夏季都在病床上度過。電話這頭，我驚得目瞪口呆。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清遠看望他。頭一天，我請好了公休假，第二天一早準備出發，沒想到突然來了緊急公務，無法脫身。我暗暗嘆息：誰叫我是警察？公務說來就來。每年的公休假都成為一句空話。服從，是警察的唯一選擇。這次未能去清遠看望袁啟生，內心對他的思念之情則越濃越烈。

此后，我與袁啟生電話聯系的頻率更密了。他又漸漸恢復了那朗朗感人的笑聲。我能感覺得出，他的身體得以康復。他真是個生命力頑強的人。他又忙開了他編輯《清遠治安》的工作，哪怕是在重病中，他也從來沒有間斷過。我為他康復而高興，同時，我也為他忘我工作，從不顧及身體而擔憂。我多次勸他將工作節奏放慢一點。他嘴里答應，行動上卻依然故我，真拿他沒辦法。我只能祈禱蒼天，保佑他這樣的好人一生平安。

今年6月，我往他家打電話，像2000年那次一樣，打了多次都沒有人接聽，我非常著急，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我后悔此前為什么沒有要他單位的電話，連了解情況的地方也沒有。我期盼著他的來電。這中間，我收到了《清遠治安》寄來的《巧布羅網》和《我的第一任武術教練》兩篇文章的稿酬。匯款單上不是他的字跡。我越加著急。經歷了兩個多月漫長的煎熬后，我終于在8月初接到了他的電話。我還沒開口，他就問我稿酬和樣刊收到了沒有。我問他這段時間為什么失蹤了？這次，他沒有隱瞞真情。他說他住進廣州某大醫院做心臟手術去了。這種心臟手術成功的病例極少。整個中國，能從手術臺上活著下來的他是第6例。我的天。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我為他祝福。雖然受盡了痛苦，但總算保住性命，活著回來了。電話那頭他說：“我在手術臺上想，我還沒與楊遠新見過面，閻王也是通情達理的，我雖然不給他送紅包，他也不會要我去，會留給我充足的時間，讓我與楊遠新，與全國各地很多只有書信往來，沒有見過面的朋友去面對面地交談。”我聽了，眼淚嘩嘩流下。我又聽他在電話那頭說：“我今年還有兩期《清遠治安》的編輯任務，你支持我一兩篇好稿子吧！”我連聲答應。我勸他安心養病，已是70大幾的人了，經歷了罕見的大病，需要調養。他的夫人也極力贊成我的觀點，并說醫生一再告誡，像他這樣的病人再也不能熬夜了。袁啟生動情地說：“我也的確想放下《清遠治安》不編了。誰都知道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何況我這本錢本來就比別人的差。可我就是放不下啊！我每當看到警察犧牲的場面，每當得知治安環境日益嚴峻的消息，我就覺得自己有責任編好《清遠治安》，為弘揚警察的奉獻精神，為維護社會治安，盡一個老黨員的責任。我雖然不是從警察的崗位上離休，可我的心時刻與警察融為一體。”此時，我恍然大悟，近十年來，他始終保持著對我的熱情與真情，原來是有源頭的。這些年，我在《清遠治安》發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19篇，共40多萬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收獲。如果沒有他十年如一日的真誠幫助與支持，我是不可能有這么多收獲的。我從事文學創作35年，交往的報刊數百家，交往的編輯數百人，能像《清遠治安》這樣密切保持聯系近十年不衰，為數并不多。其實，作者與報刊的聯系，就是作者與編輯的聯系。一家報刊能否擁有強大的作者陣容，先取決于是否擁有一流的編輯隊伍。如今，像袁啟生這樣優秀的編輯難找。我真恨不得撲上去與他緊緊擁抱，然而遺憾的是我倆中間隔著千山萬水，我的手再長，也摟不到他的肩。我越加想念他。我一定要找機會去清遠，看望這位寬厚、仁慈、善良，博學、多才、善思的先生加兄長。俗話說：文人不見面，見面減一半。我深信：我見了袁啟生，他在我腦海里的美好形象不僅不會減弱，而且會更加高大。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