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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們一直聲言要擁抱的全世界不過是曼哈頓，一定不包括眼前這些“劣等”、“愚頑”的民族；如果現在給他們一支軍隊，他們完全有可能有殖民者的八面威風。

在富人面前套近乎和講團結，然后在窮人面前擺架子和分高下，這當然沒有什么難的。也許，在有些人看來這算不上什么民族主義，所謂民族主義只能指稱那些居然對抗現代文明潮流的行為，那些居然沖著西方發達國家鬧別扭的行為，包括挨了導彈以后跑到人家大使館前示威的行為——似乎民族主義的示威比自由主義的導彈更加危險。不難理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近年來學界風行一時的“啟蒙”與“救亡”二元對立也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似乎“救亡”曾耽誤了“啟蒙”，而“啟蒙”就一定得忌言“救亡”。我不能說這種敘事純屬陰謀攪局，也愿意相信這種敘事有一定的有效范圍。但面對這些艱難的概念工程，我更愿意聽一聽越南的笑話。這個笑話是說青年們在抗議美國入侵的時候高呼口號：“美國佬滾回去！”但接下來的一句是：“把我們也捎上！”

這一顯然出自虛構的政治笑話得以流傳，當然是因為它揭破了發展中國家很多人的真實心態，揭破了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暗中轉換——它們看似兩個面孔而實則一個主義，常常在很多人那里兼備于一身。于是這些人時而是悲憤的民族主義者，這是因為他們覺得美國（或其他國家）正妨礙他們過上好日子；時而又是熱情的自由主義者，這是因為他們覺得只有跟隨美國（或者其他國家）才能過上好日子。他們既恨美國又愛美國，通常的情況是：這種恨由愛來“啟蒙”（美國幸福我們也得幸福，美國稱霸我們也得稱霸）；這種愛也總是由恨的“救亡”來實現（不扳倒美國我們如何能成為下一個美國？或者與美國平起平坐？）。他們常常被自己的影子嚇一大跳，對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憤憤然鳴鼓而攻。

這樣說，并不是說所有的民族主義都與自由主義有瓜葛。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發展”、“進步”的不同方式，都采用了民族國家這種政治載體和利益單元，都得借重軍隊守土、法院治罪、央行發鈔、海關截私等一切利益自保手段，都難免民族主義情緒的潮起潮落。在這里，發展主義的強國夢想在帶來經濟繁榮和政治改良一類成果的同時，也常常帶來鄰國深感不安和痛苦的對外擴張——這與民族國家合理的自尊、自利、自衛常常只有半步之遙。同樣的道理，這種發展主義的強國夢想，也可以有一種延伸和改頭換面，比如給民族國家主義裝配上地區主義和全球主義的緩沖器或者放大器，帶來“大東亞共榮”以及“印度支那革命”之類的實踐教訓。

來自美國的德里克先生在聽白永瑞發言的時候，給我遞了一張紙條，上面抄錄了一首中國流行歌：“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我們亞洲，河像熱血流……”這首歌當然可以證明中國人并不缺乏一般意義的亞洲意識，尤其是考慮到這首歌出現在一九八九年后中國遭到西方發達國家統一制裁之際，當時的中國人更容易想起同洲伙伴。我對他說，我并不擔心中國人沒有“亞洲”。在我看來，只要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旦與美國、歐洲發生利益沖突，中國人的亞洲意識肯定會很快升溫，國土上沒有美國軍隊駐扎的中國難道不會比日本、韓國更容易“亞洲”一些？何況“儒家文明經濟圈”一類說法早已層出不窮，正在成為很多中國人重構“亞洲”的各種心理草圖。我的問題是：中國人有了“亞洲”又怎么樣？中國人會有一種什么樣的亞洲意識？換一句話說：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怎樣才能培育一種健康的亞洲意識、亦即敬己敬人、樂己樂人、利己利人的亞洲意識？

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才不得不回顧“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一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如果這一現代性經典信條已不可動搖，那么接下去，“本國利益優先”或“本洲利益優先”的配套邏輯只能順理成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憑什么來防止各種政治構架（無論是國家的、地區的還是全球的）不再成為利己傷人之器？

以集團利益為標榜，在很多情況下常是虛偽之辭。稍稍了解一點現實就可以知道，源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義一定是反民族的——只要看看某些“愛國英雄”正在把巨款存入西方的銀行，正在通過西方客戶把子女送出國，正在對國內弱勢族群權益受損以及生態環境惡化麻木不仁，就可以知道這種主義之下的“民族”名不符實。源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主義也一定是反全球的——只要看看某些高揚全球主義的跨國公司正在用產業和資本的頻繁快速轉移，加劇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失業，制造新興國家的經濟危機和崩潰，正在進一步擴大全球的地域貧富差距和階層貧富差距，就可知道這種“全球化”只是全球少數人的下一盤好菜。因此，重構亞洲與其說是一個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的問題，毋寧說首先是一個價值檢討的問題，甚至是清理個人生活態度的問題。也就是說，為了重構一個美好的亞洲，與其說我們需要急急地討論亞洲的特點、亞洲的傳統、亞洲的什么文化優勢或所謂經濟潛力，毋寧說我們首先更需要回到個人的內心，追問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曾這樣說：“如果一個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確的理由，感到要關切世界的邪惡和非義，那么他自然要在這些東西最先顯現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來尋求對它們的糾正，他將要發現，這個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這個糾正的任務將耗費他整整一生的時光。”

我想，德里克和白永瑞兩位先生倡導的“批評的地區主義”（criticalregionalism）也許包含了這種廣義的自省態度。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很早以前就期待過“世界政府”。這種期待在當時還是詩意的預言，在眼下卻已成為現實需要的施工方案。作為一個歷史特定階段的產物，民族國家的疆界顯然只便于對土地、礦山、港口的控制，當人類的經濟活動更多時候表現為一種電子符號的時候，當人類的生存威脅也來自廢氣的飄散以及臭氧層破壞的時候，這種疆界無疑正在變得力不從心和陳舊過時，至少已經不夠用。全球化的經濟需要全球化的控制，正如舊時的經濟需要民族國家。各種“超國家”的地區政府或全球政府勢不可缺，其出現大概只是遲早問題。作為同一過程的另一面，各種“亞國家”的地方主體也必將千奇百異——“一國兩制”已啟示了這種自治多樣化的方向。這樣一個由民族國家演變為全球多層次復合管理結構的過程，當然是政治家和政治學家的業務，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識范圍。我就不操這份心吧。我只是對這一過程中的價值脈跳稍有興趣，比如白永瑞由“東亞共同體”言及對韓國境內非法移民深表同情的時候，言及狹隘韓國利益應讓位于寬闊亞洲情懷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種溫暖，并正是循著這一線溫暖進入了他的理論。

“東亞”意味著東亞人共同惦記著散布各地的中國非法移民，惦記著日本的地震和酸雨，惦記著朝鮮的饑餓和韓國的幣值，惦記著俄羅斯遠東的森林和狩獵人的歌謠……帶著這種東亞的溫暖回國，我在機場候機廳看到電視里中國五十周年慶典的游行場面。美國cnn對這一慶典的報道照例不會太多，除了給漂亮的紅衣女兵較多性感鏡頭，反復展示的是中國df-31遠程導彈通過天安門廣場。記者和客座評論員的聲音一次次出現：“這是可以打到美國的導彈……”“這是可以打到美國的導彈……”“這是可以打到美……”而中央電視臺四頻道則在播放觀眾們的興奮之態，至少有不下三個中國人在受訪時沖著鏡頭斷言：“下一個世紀一定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紀！”

這兩種電視節目真是很有意思的對比。美國人的戒意當然可以理解，因為導彈畢竟不是一瓶瓶巨型的茅臺酒。中國人的自豪當然也可以理解，在積弱幾個世紀之后，一個民族的復興前景無法不令人激動。但僅僅這樣就夠了么？美國人如果不能把中國的成就看成是全人類的成就，如果不能由衷地為之喜悅和欣慰，這樣的美國人是不是讓人遺憾？中國人如果只是想開創一個“中國人的世紀”，而無意讓這一個世紀也成為希臘人的世紀、越南人的世紀、印度人的世紀、南非人的世紀、巴西人的世紀以及——美國人的世紀，這樣的中國人是不是讓人恐懼？

在境外觀看有關中國的電視，每個人大概都會有別樣的感受。

1999年10月

*最初發表于1999年《天涯》雜志，已譯成韓文。<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