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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國人到歐美國家旅游，見賓館里沒有準備熱水瓶，不免大驚小怪，甚至有點沒著沒落。他們如果不打算喝咖啡或者喝酒，就只能在水龍頭下接生水解渴，不是個滋味。好在現在情況有所改變，一是商店里有礦泉水出售，二是歐美有些賓館為了適應東亞游客的習慣，開始在客房里配置電熱壺。

中國人習慣于喝開水，沒開水似乎就沒法活，即使是在窮鄉僻壤，哪怕再窮的中國人，哪怕窮得家里沒有茶葉，也決不會用生水待客。燒開一壺水必定是他們起碼的禮貌。這個情況曾經被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記在心上。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書中說：中國人喝開水有四千多年的歷史，這個傳統為西方所缺乏。

喝開水有利于飲水消毒。開水喝多了，雖然可能失去歐洲人口舌于水的敏感，不能像傳說中的土耳其人那樣細辨泉水、井水、河水、湖水的差別，但生病概率一定大大降低。于是可以理解，古代的歐洲文明的宏偉大廈常常潰于小小病菌的侵噬。黑死病、傷寒、猩紅熱等等，一次次鬧得歐洲很多地方十室九空，以至“掘墓人累得抬不起胳膊”，“滿街是狗啃過的尸體”——史家們這些記載至今讓人驚心動魄。著名文學著作《十日談》的產生，據說就始于一群男女藏入佛羅倫薩地下室里以躲避瘟疫時的漫長閑談。

中國人熱愛開水，這一傳統很可能與茶有關。中國是茶的原生地。全世界關于“茶”的發音，包括老英語中的chaa以及新英語中的tea，分別源于中國的北方語和閩南語。《詩經邶風》中已有“荼（茶）”的記載，漢代典籍中多見“烹茶”，可見飲茶必烹，必燒開水，此習俗的形成至少不會晚于漢代。喝開水傳統又很可能與鍋有關。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里說“中國化鐵為水的澆鑄技術比歐洲早發明十個世紀”。《史記》中有“湯鼎”一詞，《孟子》中有“釜甌”一詞，都表明那時已廣泛運用金屬容器，堪稱高科技產品。相比之下，游牧人還處于飲食的燒烤時代，面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燒一把了事，到喝水的時候，不一定能找到合用的加溫設備。

中國古人還有農耕民族豐富的草木知識，進而還有發達的中醫知識。宋代理學家程頤強調“事親者不可不知醫”。因為要孝悌親人，就必須求醫問藥，甚至必須知醫識藥，醫學發展的人文動力也就這樣形成。春秋時代的中國就有了扁鵲和倉公這樣的名醫。成于漢代的《黃帝內經》、《診籍》、《傷寒論》、《金匱要略》、《脈經》等等，更使中國醫學的高峰迭起。事情到了這一步，技術條件有了（如鍋），資源條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條件也有了（如巫醫分離、以孝促醫等），喝開水保健康當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過的小事。相比較之下，在少茶、少鍋、少醫的古代歐洲，喝開水的傳統如何可能？歐洲也有優秀的醫學，但按照美國著名生物學家劉易斯·托馬斯的說法，西醫的成熟來得太晚，晚至抗生素發明的現代。他在《水母與蝸牛》一書中感慨：至十九世紀中期，“人們才發現西醫大部分是無聊的胡鬧”。這當然是指舊西醫那些放血、灌腸、禁食之類的折騰，有時竟由修鞋匠一類游民胡亂操持，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誕無稽的想象。據說大詩人拜倫就在灌腸管下給活活灌死，其情狀想必慘不忍睹。

作為中國保健傳統的一部分，喝開水實為民生之福。

幾乎是出于同樣原因，在漫長的歷史上，學歷再低的鄉村農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藥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國的成年農民都是半個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這種幾乎百草皆藥和全民皆醫的現象，為農耕社會里民間知識的深厚遺存，雖對付不了某些大病難疾，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但作為一種成本極為低廉的醫藥普及，曾幫助中國人渡過一個個難關。即使在改革開放的轉型陣痛期，承受著醫藥價格高漲的中國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廣大農民，如果沒有殘存的醫藥自救傳統，包括沒有喝開水的好習慣，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難避免。可惜的是，這種受古人之賜的隱形實惠，倒是被很多現代人盲視。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層精英，不過是讀了幾本洋書（肯定不包括《水母與蝸牛》等）就大貶中醫中藥，更讓人吃驚不小。

不過，福禍相因，利弊相成，喝開水未必就沒有惡果？

人的壽命很長，人口數量很多，在一定條件下就不會好事變壞事？比方說，中國沒有歐洲十五世紀前一次次流行病疫造成的人口大減，但也可能因此而喪失了歐洲十六世紀以后科學技術發明的強大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發明浪潮不過是對人力稀缺的補償和替代。又比方說，中國古人避免了放血、灌腸、禁食一類瞎折騰，但人口強勁繁殖又構成巨大人口壓力，構成了巨大的糧食危機，從而使重農主義勢在必行。再往下走一步，從重農主義出發，安土重遷、農尊商賤、守舊拒新、家族制度等等都變得順理成章。一旦糧食出現缺口，人命如草、官貪匪悍、禁欲主義、戰禍連綿等等也就難以避免……這樣想下來，足以讓人心煩意亂和不寒而栗。十七世紀末，一些傳教士從空蕩蕩的歐洲來到中國，覺得中國人吃肉太少，委實可憐。他們不知道，如果不是流行病疫使歐洲人口減至六千萬以下，歐洲哪有那么多荒地來牧牛放馬？另一位名叫卡勒里的神父，驚訝地發現中國人比馬賤，官員們不坐馬車而坐人轎，“轎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韃靼小馬”。他不知道，當這個國家的人口從清代初期的一億再次爆炸到三億多（有一說是四億多），遠遠超出了農業生產力的承受極限，餓殍遍地，民不聊生，人命是沒法珍貴得起來的，人道主義也就難免空洞而遙遠。一旦陷入這種困境，不管有多少好官，不管有多少好主義，社會離災荒和戰亂這一類人口剪除大手術不會太遠，腳夫們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面對危機的社會，思想家們能診斷出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禍因，但是否漏診了人滿為患這一條更為深遠之因？是否漏診了導致人滿為患的各種條件——包括喝開水這一偉大而光榮的創造？

在人滿為患的剛性條件之下，光是吃飯這一條，就不可能不使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化和災難化。如果沒有控制人口之策（如計劃生育、獨身主義等等），如果也沒有增加食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產化肥、發明雜交水稻等等），諸多制度層面的維新或革命，諸多思想層面的啟蒙或復古，終究只有治標之效，只是隔靴搔癢和事倍功半，甚至左右俱失和寬嚴皆誤，一如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醫學：純屬“無聊的胡鬧”。

端起水杯的時候，想起這些紛紜往事，一口白開水也就變得百味交集了，為歷史上的成功者，也為歷史上的失敗者。

2003年6月

*最初發表于2003年《讀書文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