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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大眾”，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實，再大之眾也沒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特權。小農經濟的大眾，與游牧經濟的大眾，顯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內的大眾，與伊斯蘭地區的原教旨主義大眾，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與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條件相聯系，所謂大眾可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品質以及性能。單是著眼于人口統計中的數據大小，并不能給大眾賦予多少意義。即便這種統計真實可信，對于相關討論來說也遠遠不夠。

在工業消費社會形成以前，與大眾相區別甚至相對立的小眾，是指貴族。人們做出這種區分，使用的是經濟尺度，是階級分析方法。這與后來人們轉用文化尺度，把人群劃分為“大眾”與“精英”兩個類別，大為異趣。精英與貴族當然不能互等。但是在很長一個歷史階段里，多數文化精英出身于貴族階層，使這兩個概念又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致被后人經常混用。在文化的民主體制實現以前，貴族不僅控制著社會的主要財富，也主宰了學術、教育、宗教、戲劇以及繪畫，成為文化積累和傳承的主要承擔者——包括用科舉考場或者貴族沙龍，吸納貴族圈以外的各種人才和成果，將其納入主流體制。文化的腐滅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錢人的事。

當然，貴族一旦精英起來，常常把批判鋒芒指向貴族以及貴族制度本身，顯示出貴族的自我解體和自我否定方向。尤其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后，他們的批判性、平民意識以及人道主義理想，確立了“精英”的應有之義，成為精英們的文化標志。看一看托爾斯泰的傳記、勃勒東的博物館，還有泰戈爾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們的形象漸漸清晰。那是一種根植于錦衣玉食、深宅大院里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貴族逆子們的浴火新生。對于這一些不安的靈魂來說，大眾是他們自救的導向和目標，并且在他們的深切的同情和熱切的向往中，閃耀出神圣的光芒。“勞工神圣”、“大眾化”、“到民間去”等等觀念，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成為知識界潮流，并且長遠地影響了后來的歷史。他們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給窮人（托爾斯泰等），或者試著描寫車夫、奶媽、佃農一類頗為生疏的形象（魯迅等）。當革命的大潮洶涌而來，更多的知識精英直接投入到大眾行列，親身參加土地改革、戰爭、建設等歷史實踐，在那里胼手胝足摸爬滾打，“改造世界觀”，力圖洗掉自己身上“原罪”般的貴族烙印，訣別自己以前既不會做工也不會種田的腐敗生活方式。以至到了后來的“文革”，無論有多少極端政策讓知識分子暗暗生疑，但單是“與工農大眾相結合”這一條口號，就具有道德上的絕對優勢，足以摧垮知識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們乖乖就范。在這里，運動當局對他們輕而易舉的征服，不僅僅依靠權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歷史的自我懲罰，利用了精英們的富貴門第以及由此而來的心理特征：對大眾深懷愧疚并且或多或少的無知。

對于精英們而言，大眾幾乎一直是貧困的同義語，是悲慘命運的同義語。光是這一條，就足以使大眾獲得神圣地位，并且成為精英們愧疚的理由。但是，如果把這種歷史情結帶入現代的工業消費社會，事情就有些可疑和可笑了。這個社會正在對財富和利益的分配格局給予重構，如果發展正常和順利的話，如果國民福利制度成熟的話，窮人將變成小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兩頭小、中間大”成為分配常態，定義為中產階層的群體已經由原來的百分之五擴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一個優裕的、富庶的、有足夠消費能力的大眾正在浮現，“白領貴族”、“電腦貴族”、“廣告貴族”、“股票貴族”等等，正在成為他們各自的別號。與這個大眾或者行將大眾起來的群體相比，與他們的火旺日子相比，倒是文學和哲學有了寒酸味，一切人文學科的興趣，常常只能在一些清貧者那里存活。除了少數幸運者出人頭地（比如獲獎或寫出了暢銷書），一般來說，對現實批判和價值理性創造的擔當，常常成為一些知識分子收入漸薄的原因——而他們正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他們如果不想成為工具式技術專家，如果不想變成社會這個強大盈利機器上的從屬性部件，就得準備在一個金錢和利欲主導的社會里，接受邊緣位置。他們不僅無法再向大眾分送土地，連他們的思想和趣味，也大多只能出現在樸素而且印量很少的書刊里，甚至苦苦尋找著出版機會；而那些豪華的、花哨的、昂貴的而且一定是暢銷的書刊，更多地容納著時裝、美容、家具、高爾夫、風水術、生意經，顯示出社會對俗文化的強大購買力，顯示出社會的主要財富正在向中產階級化的大眾轉移。他們回頭看一看的話，就會發現他們幾乎與大眾交換了貧富的定位。

在這些地方，大眾富起來了，至少是比較富了，而且開始與時尚結盟，這也許是事情另一方面變化。大眾在往日的貴族專制下，基本上與文事無緣，遠離各種傳播媒體，當然處于文化時尚之外。時尚只是上流社會里的景觀。從文風到官儀，從食譜到花道，只有貴族才可能附庸風雅，追隨外部世界一個個潮流的引導。那時的大眾文化，或者叫做俗文化，不過是民間文化的別名，具有自生自滅、自給自足的特點，呈現出質樸和原真的生命面貌，類似一種自然生態群落，常常歷時百年乃至千年而恒定不變。一首民歌，一唱就是幾代人或幾十代人。這種民間文化，與工業消費時代的市民文化大有差別，卻一直沒有得到過人們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研究。

事實上，同為“大眾”喜聞樂見，但市民文化與民間文化大異，具有非自然的特征，受到文化工業的制約和支配，幾乎就是文化工業的產物。在大眾傳媒無孔不入的情況下，男女發型、飲食習慣、消閑方式、政治觀念乃至日常習語，都被電視、小報以及廣告所指導和訓練。一個女中學生的微笑，都可能帶上了好萊塢的商標，并且隨著潮流的更迭不斷有新品牌推出。從根本上說，這不是大眾原生的文化，而是大眾從少數文化制作商那里所接受的潮流文化，充其量也只是大眾被潮流改造之后的文化。有意思的是，就像往日的大眾處在時尚之外，現在輪到一些精英來充當這種寂寞和疏離的角色。任何一個愿意保護自己精神個性的哲學家、作家、藝術家，都可能比一個普通的餐館女招待，更缺乏有關流行歌星和新款家具的知識，缺乏美容和時裝的知識。他們是一群落伍者，一些差不多有自閉癥嫌疑的獨行人，對很多社會風向茫然無知。也只有這一個小眾，才可能對昔日的大眾文化，對那些舊民歌、舊傳說、舊演藝、舊民居等等不入時的勞什子，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們回頭看一看歷史的時候，難免會有一些驚訝：他們心目中那個存在于民間文化中的大眾到哪里去了？他們奔赴的這個自然態民間，為何突然間變得人跡寥落？

清除財富的腐蝕，警覺時尚的污染，是精英們從貴族營壘里反叛出走時的重要功課。今天，當財富和時尚迅速移位，成為大眾的義涵和背景，精英們對這樣一個全新大眾也許會感到有些陌生，甚至有點不知所措。這一時代的巨變有什么不好嗎？也許不，因為它是精英們一直為之奮斗的社會變革目標，是民主和人道主義原則來之不易的勝利實現。但這一變局將會如何開啟文化新的走向？精英們今后的新的文化動力和新的文化資源將從何而來？他們與大眾的關系，將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兩難：他們是拒絕他們一直心神向往的大眾呢，還是應該在大眾那里停止他們一直矢志不移的反叛？

這些問題已超出本文所設定的范圍，該由另一篇文章來探討。有關的價值判斷，相信也是一條充滿著種種不確定性的險徑。如前所說，本文只是想在有關大眾文化的討論之前，清理一下“大眾”的具體內容，給不同類型的大眾一點區分。

這種區分可能是討論的必要起點之一。

1996年11月

*最初發表于1996年《讀書》雜志，后收入隨筆集《完美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