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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人對經濟事務并不鄙夷，亦非無知。公元前“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馬遷語），其繁榮程度大概不在希臘和羅馬之下。白圭、計然、朱公一類大實業家名聲遠播，連孔子門徒子貢也是生意高手，商隊有“結駟連騎”之盛，足與各國王侯“分庭抗禮”，其事跡載于《史記》。墨子對于生產，管子對于流通，都留下豐富知識，可算中國最早的經濟學，即“貨殖”之學。只是這種經濟學不那么唯物質主義和唯技術主義，更不像現代某些經濟學家夸耀的那樣“不講道德”。所謂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就是古人的經濟道德綱領。又有“齊民”一說：“齊”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為經濟道德目標。北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一部農業技術書冠以“齊民”，便是承前人貨殖之道，堅持以民為本的實業方向。

筆者對文學以外話題一直慎言。然貨殖既為齊民之術，與萬民相涉，凡民皆有建言資格，于是才有如下不吐不快的兩則感想。

關于數據

一個全國著名的經濟模范村，注冊常住人口一千余，年人均利潤數十萬，全村居民住進了統建小洋樓，享受公費醫療、公費就讀等福利。這當然是驕人的成績。但深入了解一下便知，這些利潤的創造者遠不止常住居民，另有一萬多外地民工在這里打工，只由于沒有當地戶籍，不進入當地人口統計，也就未納入人均利潤核算，于是他們創造的利潤全部轉移到當地戶籍的一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潤就是這樣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大概都不會同意這樣的統計，否則外地打工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將被完全抹殺。當然，在正常情況下，打工者拿到了工資即勞務費，比無業者要強。但常識又告訴我們，攤入成本的勞務費并不意味利潤分配。也就是說，在上述案例里，一萬多人創造了利潤，卻由一千多人來享受利潤，包括享受利潤帶來的高福利——可能的權力腐敗尚不考慮在內。這種分配的依據，當然是上述那種至少虛增了十倍的人均利潤統計，是把外來打工者統統刪除以后的所謂經濟奇跡。

中國人口眾多，造成了勞動力價格低廉，以至從八十年代末期到現在，公務員、教師、記者、軍警等從業者的工資一般增長了一、二十倍，但底層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間徘徊，幾乎一直無增長。如果說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有什么奧秘的話，那么這種勞動力價格的凍結性低廉，以及由此產生的生產成本低廉，就是諸多原因中極為重要的一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參與利潤分配的龐大打工群體，更多承擔了繁榮之下的犧牲，并且在一種十分可疑的經濟統計之下，其犧牲被合理化了，自然化了，隱形化了。這種統計不僅掩蓋了一個模范村的真相，同樣也大大折扣了農民工對都市經濟繁榮的貢獻，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務工群體對東南沿海經濟繁榮的貢獻——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等地讓人目眩的“人均”高產值和高利潤，無不包含這些群體的心血——只是他們通常被排除在有關統計的人口分母之外。結果，這些地區的增長與外來打工者似乎沒關系，與廣大欠發達地區持久性的勞力低價輸出似乎沒關系。相反，有些人會聳聳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難看作落后者們“懶惰”、“蒙昧”的自食其果。比方說誰都會知道深圳對貴州的“支援”，但誰會知道在這種支援之前有貴州對深圳的輸血？

數據可以反映現實，也可以扭曲現實。即使是一些真實數據，受制于統計方法的預設，受制于導控者的理論定向和制度定向，就會成為有選擇的數據，甚至是造成假相的數據。如果我們打破所謂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們把農民工納入有關企業或地區的經濟統計，各種“人均”數據必發生巨大變化。這會使某些企業或地區的“政績”合理縮水，但可恢復經濟運行的本來面目，幫助人們對經濟獲得更可靠的知識，獲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種關切大局和關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理論家常常夸耀經濟學的“客觀性”、“科學性”、“價值中立性”，卻不知他們的私利和偏見總是在這些數據里隱藏。

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對西方經濟的描述之中。所謂評選世界五百強可算另一例。這種大吹大擂的評選只是關注利潤、產值、生產率、資產規模等指標，其統計方法從來沒有設置過“就業貢獻率”、“環保貢獻率”、“分配公正率”一類指標。于是，世界企業“五百強”不一定是“五百優”或者“五百善”——為了爭“強”，公司裁減員工增加失業可能會被持股者歡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壞環境可能會被總統和議員庇護，公司內部嚴重的分配不公可能會被社會輿論忽略。這一切都關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數人的利益。然而，據說從來只關心利益的經濟學偏偏不在乎這些利益，在評選這“強”那“強”時從不采集和公示這些方面的數據，不對更廣泛和重要的得失給予評估。

公司當然不能虧損，當然不能沒有利潤，這是一條市場經濟底線。但是不是利潤越多就越好？產值越高就越好？對于公司廣大員工來說，對于全人類公共利益來說，那些在經濟競爭中既有優勝之“強”，同時又能在“就業貢獻率”、“環保貢獻率”、“分配公正率”等方面表現卓越的企業，不是更值得全社會尊敬和表彰？為什么我們的經濟學家們就不能創造一種新的年度評選？

評勝選優不講公共利益，是利潤和資產掛帥的表現，意識形態的偏執暗伏其中。經濟活動終究是為人服務的，因此就業、環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經濟學應有之義，不應排除在經濟學之外；應落實為公司業績評估的重要指標，不能停留于某些經濟學家業余的道德空談。這些指標的長久缺失，這些數據被某些利益集團本能地反感和拒絕，暴露了諸多經濟學所謂“客觀性”、“科學性”、“價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這些經濟學的深刻危機：充其量只是一種公司經濟學而不是社會經濟學，是以小利損害大利的經濟學，是以物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學。

如果說主流經濟學以西方發達國家為經驗背景，難免有一些統計盲區，那么一個人均資源十分匱乏和國際環境并不寬松的人口大國，一個在就業、環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臨超常壓力的后發展大國，國情如此特異，理論就不可照搬。其經濟學如果同樣缺失這些指標，鸚鵡學舌的后果肯定無“齊民”之效，反有誤國與禍民之虞。

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首先需要創新統計原則和統計方法——這是一個緊迫而切實的起點。

關于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