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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流行標語，出現在很多田頭村口，當然是很好的說法。但“修了路必然富”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為開路不是挖金元寶，道路通達之處可能富，也可能窮。據聯合國一九九九年人類發展報告統計：全世界有四十多個國家比十年前更窮，而這些國家的道路越來越多。

在沒有交通便利以前，一個中國鄉下青年結婚成家，幾千元的家具開支只能就地消費，讓當地木匠來賺。一旦有了公路，這筆錢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進入廣州或者上海家具商的腰包，那里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約化生產之下也一定價格更廉。這就是路網拓展以后購買力向經濟核心地區集中的尋常例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核心地區的信息、技術、資金、人才以及政治優勢將獲得更大的擴張空間，其商品反過來更容易傾銷邊緣地區，使那里的很多企業在競爭壓力下淘汰出局。還是在這種情況下，在邊緣地區找不到什么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會支付了越來越昂貴的教育成本之后，將進一步流向核心地區。這樣的過程少則數年，多則數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復制后者的產業結構并且與之競爭，只能拱手交出產品深加工的能力和利潤，一步步淪為純粹的原材料供應方。不難想象，一塊芯片換幾十噸木材，這樣的“平等”的市場交換在富國和窮國之間發生，也正在中國的富區和窮區之間出現。

落后地區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比如高附加值農業等等。但只要相關消費力僅限于少數富人，與大面積的人口無緣，比如與普通市民與村民無緣，那么生產者就只是在爭奪一個很小的市場，高附加值農產品就太容易過剩。反季節瓜菜、鮮花和草木、牛奶和肉鴿，這都是好東西，大家都愿意享受，但在多數人購買力有限的情況下，這種自然生理需求無法變成市場需求——這就是“需求不足”或者“生產過剩”的真實含義。當生產者一擁而上的時候，物多價賤，物賤傷農，生產什么就積壓什么，高附加值可能變成低附加值，甚至是負附加值，進一步削弱廣大生產者的消費力，形成一種低收入→低消費→更低收入→更低消費的惡性循環。因此，鄉村產業結構調整的說法不是不對，但必須以擴大市場需求為前提，以國家加強利益分配調節力度從而使大多數人手里有票子為前提的前提。否則需求持續不足，先行者還有點賺頭，盲目跟進者就要大栽跟頭。

這就是沿著公路網絡而迅速擴張的市場化。從全局上來說，這種趨勢將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促進技術創新，增強綜合國力。但這種趨勢的另一面將是各種資源的加速流動，如得不到有效調控，便可能擴大貧富差距。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東部與西部已加劇了橫的差距。豎的差距近年來也觸目驚心：五級財政結構中，頂端的中央財政金潮滾滾，縣、鄉兩級財政卻寒風習習，借錢繳稅成了基層普遍現象，只是一直被各種“政績”掩蓋。這兩種差距交織的結果，一方面是很多人“消費升級”，狂購奢侈品和囤積房地產，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求學、求醫、求生的困難——連廣東這樣的富省都有相當多的市縣拖欠職工工資。不管是依據哪一種統計，中國已逼近或超過貧富差距的危機臨界點。

市場能自動造就公正嗎？能自動帶來均富和普惠嗎？

一國之內的市場尚不可能，全球市場就更不可能。因為國家有政府調控能力，而全球沒有政府，更缺乏調控手段。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只要腐敗還在可控范圍，只要行政權威尚未完全喪失，至少可采取下列政策緩解貧富矛盾：

一是讓農民工去城里打工。盡管都市已有嚴重的失業壓力，盡管有些都市當局曾企圖清退農民工以保市民就業，但中國的政策仍然禁止勞工市場壁壘，使都市大門一直向農民工敞開。這樣，農民工盡管不能分享利潤，盡管壓低了城里的雇工價格從而增加了他們不能分享的利潤，但畢竟有些收入——在很多鄉村，農民進城務工已成主要富民手段。可以比較的是，這種勞動力自由流動在全球范圍內并不存在。富國要求投資自由、貿易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卻不容許移民自由。一般來說，人家只需要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只要你的碩士和博士，絕大部分勞工都得作為“非法移民”被驅逐出境。富國的境外投資雖帶來一些就業機會，但這種投資只是外移一些中低端產業，在國家政策控制之下，高酬和高利的核心產業卻總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勞動成本中最有油水的一瓢，還是優先母國的就業群體。

二是國家以稅收調節分配，靠財政轉移支付實現以富補貧，比如直接承擔貧困地區水利、交通、電力、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設，甚至部分承擔那里教育、行政、衛生、扶貧等方面的支出，增強中下層的消費力，以非市場手段“擴大內需”。光是前不久的農村“費改稅”，中央財政就再拿出四百億以緩減農民負擔——雖然還遠遠堵不上一千二百億的缺口（另一統計說缺口更大）。將來建立農村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擔責任，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市場。可以比較的是，全球范圍內的市場缺乏政府調控，既沒有全球稅，也沒有財政轉移支付。心誠善意的富國有時減免一些債務，或者給一點無償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窮國感激不盡。但富國并沒有扶貧的法定責任，國際“慈善”事業力度總是相當有限。正是針對這一點。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曾提出全球稅概念，指出沒有稅收調控的自由市場缺乏公正性，無法對市場化過程中受到盤剝和侵害的弱勢國家給予補償。這位首相一句話點中了穴位，但國際商界和國際政界的大人物們都裝作沒聽見。他們更愿意談的是全球化和市場化，談窮國不開放市場就永無繁榮之日，談富國對窮國的發展做出了多少無私奉獻。

這些話對不對呢？當然也對了一部分，至少是對了一小部分。若以全球為一個利益單元，全球化和市場化無疑將促進資源優化配置，促進全人類技術和經濟的進步。對抗這個潮流，以高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保護民族產業，常常是保護落后，保護低品質的國際“鄉鎮企業”。但這些話也有虛假。因為全球遠遠還不是、甚至永遠不會是人們唯一的利益單元。各國的國界還在。各國財政還沒有“合灶吃飯”和統一調度。因此，在一個心系五洲體恤萬國的全球政府建立起來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選擇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資經營的全球化，沒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光是沒有全球性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沒有全球性財稅體制對分配的調控，這兩條就暴露出全球市場的致命缺陷——它不是一國市場的簡單放大。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所造成的貧富分化和需求不足等等，將很難得到緩解。不久前，世貿組織“多哈”會議上，窮國與富國在修改規則方面分歧嚴重，誰也不讓誰，可見全球化并不是全球愛心的別名。人們對此不必過于天真。

在理論和實踐上，中國農民確實可能搭上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快車。但同是在理論和實踐上，他們也可能因為村前一條公路開通，因為對市場化和全球化身不由己的卷入，被這列快車甩得更遠——失控的市場經濟或缺德的官僚經濟，都可能是這條公路前面的陷阱。在這里，面對國內媒體對市場化眾口一詞的贊頌，把丑話說在前頭，把風險和困難講足一點，可能有利于我們趨利避害，更為理性地觀察經濟現象。

2002年9月

*原為某縣域經濟座談會上的發言，最初發表于2002年《當代》雜志，原題《貨殖兩題》。<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