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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進中國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系的示意圖。東西兩廂，前后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格局里暗暗預設。在這里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余音繞梁，一種家族情感和孝悌倫理油然而生。

中國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民居里活了數千年。這些宅院繁殖出更龐大的村落：高家莊、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幾代或幾十代人。即便偶爾有雜姓移入，外來人一旦落戶也熱土難離，于是香火不斷子孫滿堂的景觀也尋常可見。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親緣網絡，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稱謂不勝其煩，常令西方人一頭霧水。英文里的親戚稱謂要少得多，于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inlo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inlo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親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賴法律確認，有一點法律至上和“n親不認”的勁頭。

農耕定居才有家族體制的完整和延續。“父母在，不遠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鄉”的傷感情懷，有“落葉歸根”的回遷沖動，顯示出祖居地的強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總是指向家園——這個農耕文明的特有價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說，他們先輩的遠游極限是家鄉山頭在地平線消失之處，一旦看不見那個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較而言，游牧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習慣于浪跡天涯，“家園”概念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一個純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親懷他在一個地方，生他在另一個地方，撫育他在更遙遠的地方，他能把哪里視為家園？一條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線的盡頭，一曲牧歌在藍天白云間飄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的懷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對窄小的世界。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親戚的墻垣或者鄰家的屋檐，還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擋住了他們的目光。因此他們是多慮近而少慮遠的，或者說是近事重于遠事的。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于理法就是他們自然的文化選擇。有一個人曾經對孔子說，他家鄉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羊就去告發。孔子對此不以為然，說我們家鄉的人有另一種正直，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表現在這里面。這是《論語》里的一則故事，以證“法不滅親”之理。《孟子》里也有一個故事，更凸現古人對人際距離的敏感。孟子說，如果同屋人相互斗毆，你應該去制止，即便弄得披頭散發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斗毆，你同樣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地去干預，那就是個糊涂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在這里，近則舍身干預，遠則閉門回避，對待同一事態可有兩種反應。孟子的生存經驗無非是：同情心標尺可隨關系遠近而悄悄變易，“情不及外”是之謂也。

孔子和孟子后來都成了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其實是不能不慮遠的，不能不憂國憂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著這一思維軌道，他們以“國”為“家”的放大，以“忠”為“孝”的延伸，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里及外，編織出儒家的政治和倫理。但無論他們如何規劃天下，上述兩則故事仍泄露出中國式理法體系的親情之源和親情之核，留下了農耕定居社會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常說“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是因為近事重于遠事，實用濟近，公理濟遠，實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國人的另一項文化選擇。儒學前輩們“不語亂力怪神”，又稱“不知生焉知死”，擱置鬼跡神蹤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婆羅門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只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漢區的多數道士和佛僧，雖有過探尋宇宙哲學的形而上趨向，仍缺乏足夠的理論遠行，在整個社會實用氛圍的習染之下，論著論著就實惠起來。道學多淪為丹藥、風水、命相、氣功一類方術，佛門也多成為善男信女們求子、求財、求壽、求安的投資場所，成為一些從事利益交易的教門連鎖店。一六二〇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明首先是在文學方面、其次是在戰爭方面、隨后是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并引起無數變化，以至似乎沒有任何帝國、派別、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提到的三項最偉大技術，無一不是來源于中國。但中國的技術大多不通向科學，僅止于實用，缺乏古希臘從赫拉克利圖、德模克里特一直到亞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識傳統——這個傳統既是歐洲宗教的基石，欲窮精神之理；也是歐洲科學的基石，欲窮物質之理。就大體而言，中國缺乏求“真”優于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發育的足夠動力，只能眼睜睜看著西方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航海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面后來居上，直到工業化的遙遙領先。

這是現代中國人的一樁遺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們的遺憾。對于一個習慣于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梓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徙到處漂泊四海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線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閑事？包括去逐一發現普適宇宙的終極性真理？——那時候，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沒灼烤得他們坐立不安。

中國古人習慣于沉醉在現實感里。所謂現實，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當中國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時候，歐洲古人卻重在“格理致知”。當中國古人的知識重點是從修身和齊家開始的時候，歐洲古人卻展開了神的眼界，一步躍入世界萬物背后的終極之being——他們一直在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游蕩，并且在匆匆掃描大地的過程中，習慣于抽象邏輯的遠程布控，一直到他們撲向更為寬廣的藍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二

燒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子，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假獵具取食的方便。人聲鼎沸的馬戲、斗牛、舞蹈，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的閑暇娛樂。奶酪、黃油、皮革、毛呢、羊皮書一類珍品，更無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物產。還有騎士階層，放血醫術，奧林匹克運動，動不動就拔劍相向的決斗，自然都充滿著草原上流動、自由、彪悍生活的痕跡。這可能是歐洲人留給一個中國觀察者的最初印象。統計資料說，現代美國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這種好動喜遷的習性，似乎也暗涌著他們血脈中游牧先民的歲月。

當然，古歐洲人不光有游牧。他們雖然沒有東亞地區那么足夠的雨水和溫暖，卻也有過葡萄、橄欖、小麥以及黑麥，有過農業的繁榮。只是他們的農耕文明并非主流。相比之下，中國雖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甚至有過元朝和清朝的非漢族主政，但農耕文明的深廣基礎數千年來一直巋然不動，而且反過來一次次同化了異族統治者，實為世界上罕見的例外。直到二十世紀前夕，中國仍是全球范圍內一只罕見的農耕文明大恐龍，其歷史只有“綿延”而沒有“進步”（錢穆語）。了解這只高齡恐龍，不能不了解文明源頭的差異。如果這個差異不是造成當今文明交流和文明沖突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碼不應成為人們的盲點。

一個游牧人，顯然比一個農耕人有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必須習慣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們交道，包括進行利益方面的爭奪和妥協。在這個時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緣關系和家族體制，親情不存，輩分失效，年長并不自動意味著權威。加上人們都以馬背為家，遠道馱來的物品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窮不了多少，個人財富也就不易成為權力的來源和基礎。那么誰能成為老大？顯而易見，一種因應公共生活和平等身份的決策方式，一種無親可認和無情可講的權力產生方式，在這里無可避免。

武力曾是最原始的權威籌碼。古希臘在荷馬時代產生的“軍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劍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現在西方普遍實行的“三權分立”在那時已有藍本：斯巴達城邦里國王、議會、監察官的功能漸趨成熟。現代西方普遍實行的議會“兩院制”在那時亦見雛形。“長老院”senate至今還是拉丁語系里“參議院”一詞的源頭。當時的民眾會議即后來的public握有實權，由全體成年男子平等組成，以投票選舉方式產生首領，一般都是能征善戰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還有外來人所組成的奴隸，雖然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卻不可能有投票權。這當然沒什么奇怪。女人無法力制男人，奴隸已經降于主子，希臘式民主一開始就并非全民做主，不過是武力競斗中少數勝出者的一席政治盛宴，弱敗者不可入席。

隨著城邦的建立和財富的積聚，長老院后來有了更大影響力。隨著越洋拓殖和商業繁榮，中產階級的市民逐漸取武士而代之，成為民主的主體。隨著世界大戰中勞動力的奇缺和婦女就業浪潮，還有工人反抗運動和社會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現，婦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勢群體也有了更多民主權利……這就是民主的逐步發育過程。可以肯定，面對投資和貿易全球化的大潮，要處理貧困、環境、恐怖主義一類全球聯動式的挑戰，以民族國家為利益單元的民主已力不從心，民主的內容和形式還將有后續發展。如果沒有更為開放和包容的“歐盟”、“亞盟”、“非盟”一類機制，如果沒有全球性的權利分享和權利制衡，所謂全球化就將是一個巨型多頭怪獸，一身而數心，身同而心異，將永遠困于自我紛爭和自我傷害。這是一個新的難題。

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種與血緣親情格格不入的社會組織方式，意味著不徇私情的人際交往習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主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文化。一個觀察臺灣民主選舉的丁學良教授寫道：八十年代臺灣賄選盛行，一萬新臺幣可買得一張選票，但人們曾樂觀地預言：隨著經濟繁榮和生活富裕，如此賄選將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這位教授十多年后再去臺灣，發現賄選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變本加厲，“拜票”之風甚至到了見多不怪的程度。人們確實富裕了，不在乎區區幾張紙幣，但人們要的是情面，是計較別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親疏之別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見，這種人情風所到之處，選舉的公正性當然大打折扣。

在很多異域人眼里，中國是一個人情味很濃的民族，一個“和為貴”的民族。中國人總是以家族關系為一切社會關系的母本，即便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即便在一個高度流動和完全生疏的社會里，人們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總是在新環境里迅速復制仿家族和準血緣的人際關系——領袖是“毛爺爺”和“毛爹爹”，官員是“父母”，下屬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們”，關系再近一步則成了“鐵哥”“鐵姐”。這種現象在軍隊、工廠、鄉村、官場以及黑社會皆習以為常。從蔣介石先生開始，就有“章子不如條子，條子不如面子”一類苦惱：公章代表公權和法度，但沒有私下寫“條”或親自見“面”的一脈人情，沒有稱兄道弟的客套和請客送禮的氛圍，就經常不太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辦，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義氣，總是使民主變得面目全非。這樣看來，中國茶樓酒館里永遠旺盛的吃喝風，醉翁之意其實不在腸胃，而在文化心結的恒久發作，是家族親情在餐桌前的虛構和重建。中國式的有情有義，意味著有飯同飽，有酒同醉，親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時也常常意味著有話打住，有事帶過，筆下留情，刀下留情，知錯不言，知罪不究，以維護既有的親緣等級（諱長者或諱尊者）與和睦關系（諱友人或諱熟人）。一位警察曾對我說，很多司法機關之所以結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取證難。好些中國人只要與嫌犯稍沾一點關系，甚至算不上親屬，也開口就是偽證，沒幾句真話。這種“見熟就護”往往導致司法機構在財力、物力、人力方面不勝其累，還有懸案和死案的大量積壓。

民主與法制都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項，一旦大到社會不堪承受，人們就完全可能避難就易，轉而懷念集權專制的簡易。既然民主都是投一些“人情票”，既然法制都是辦一些“人情案”，那么人們還憑什么要玩這種好看不好用的政治游戲？解決糾紛時，寧走“黑道”不走“白道”，就成了很多人的無奈選擇。顯而易見，這是歐式民主與歐式法制植入中土后的機能不適，是制度手術后的文化排異。

我們很難知道這種排異陣痛還要持續多久。從歷史上看，中國人曾創造了十幾個世紀的績優農業，直到十八世紀初還有強勁的“中國風”吹往西方，中國的瓷器、絲綢以及茶葉風靡一時，令歐洲的貴族趨之若鶩。中國人也曾創造了十幾個世紀的績優政治，包括排除世襲的開科取士，避免封建的官僚政府，直到十八世紀還啟發著歐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為赫赫《拿破侖法典》制訂時的重要參考。在這十幾個世紀之中，大體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沒怎么壞事么？但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到來，瓦解了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以家庭關系經驗來應對公共生活現實，以“人情票”和“人情案”來處理大規模和高強度的公共管理事務，一定會造成巨大的混亂災難。當然，這并不是說人情應到此為止。作為一種傳統文化資源，親緣方式不適合大企業，但用于小企業常有佳效。至少在一定時間內，認人、認情、認面子，足以使有些小團隊團結如鋼所向無敵，有些“父子檔”、“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創下了經濟奇跡。又比如說，人情不利于明確產權和鼓勵競爭，但一旦社會遇到危機，人情又可支撐重要的生存安全網，讓有些弱者渡過難關。有些下崗失業者拿不到社會救濟，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親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無絕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個日子，說不定還能買彩電或搓麻將，靠的不正是這一份人情？這種民間的財富自動調節，拿到美國行得通么？很多美國人連親人聚餐也得aa制，還能容忍人情大盜們打家劫舍？

很多觀察家憑著一大堆數據，一次次宣布中國即將崩潰或中國即將霸權，但后來又一次次困惑地發現，事情常在他們意料之外。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忘了中國是中國。他們拿不準中國的脈，可能把中國的難事當作了想當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國的易事當作了想當然的難事。

比方說，中國要實行歐式的民主和法制，缺乏相應的文化傳統資源，實是一件難事；但承受經濟危機倒不缺文化傳統資源，算不上什么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