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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方的知識專家們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一個理論管天下，上窮普適的宗教之理，下窮普適的科學之法。不似中國傳統知識“無法無天”，弱于科學（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處置人事，即合理處置“人情”與“事情”。

先秦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觀實證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點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倫理的實踐心得匯編。少公理，多政策；少邏輯，多經驗；有大體原則，多靈活變通——孔子謂之曰“權”，為治學的最高境界。農耕定居者們面對一個親情網織的群體環境，處置人事少不得內方外圓，方方面面都得兼顧，因此實用優先于理法，實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

多權變，難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會接受極端和絕對。“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過猶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讓三分”、“風水輪流轉”、“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些成語和俗語，都表現出避免極端和絕對的心態。墨子倡“兼愛”之公心，楊子倡“為我”之私心，都嫌說過了，涉嫌極端和絕對，所以只能熱鬧一陣，很快退出知識主流，或被知識主流汲收掉。與此相適應，中國傳統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安排也從來都是混合形態，或者說是和合形態。幾千年的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標準的奴隸制社會，有記載的奴婢數量最多時也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據錢穆）。沒有出現過標準的封建社會，中央政府至弱之時，郡縣官僚制也從未解體，采邑割據形不成大勢。更沒出現過標準的資本主義社會，盡管明清兩代的商業繁榮曾雄視全球，但“紅頂商人”們亦官亦儒亦俠，怎么看也不像是歐洲的中產階級。這樣數下來，歐洲知識界有關社會進步的四階或五階模式，沒有一頂帽子適合中國這個腦袋，于是馬克思只好留下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存而不論，算是留下余地，不知為不知。

說到制度模式，中國似乎只有“自耕小農官僚國家”的一份模糊，既無純粹的公產制，也無純粹的私產制，與歐洲人走的從來不是一路。從春秋時代的“井田制”開始，歷經漢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語），“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種統分結合的公私共權。小農從政府那里授田，繳什一稅，寬松時則三十稅一，差不多是“責任制承包經營”，遇人口資源情況巨變或者兼并積弊嚴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調整，重新計口派田，再來一次發包，沒有什么私權的“神圣不可侵犯”。后來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多是國家導控之下“耕者有其田”這一均產傳統的延續。

很多學者不大習慣這種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特別是在十六世紀以后，歐洲的工業革命風云激蕩，資本主義結下了甜果也結下了苦果，知識精英們自然分化出兩大流派，分別探尋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規制人間越來越多的財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產制”救世，這符合基督教、伊斯蘭教——尤其符合猶太教的教義。作為西方主要教派，它們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的教內財產共有，閃爍著下層貧民的理想之光。歐洲早期社會主義者康帕內拉、圣西門、傅立葉等，不過是把這種公產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接下來，猶太人馬克思不過是再把它從世俗倫理變成了批判的政治經濟學。顯而易見，共產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在某種意義上只是歐洲文化幾千年修煉的終成正果，對于缺乏宗教傳統的中國人來說當然有些陌生。公產制在表面詞義上能與中國的“公天下”接軌，正如“自由”、“民主”、“科學”、“法制”等等也都能在中國找到近義詞，但作為具體制度而不是情感標簽的公產制一旦實施，連激進的毛澤東也暗生疑竇。針對蘇聯的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他在《政治經濟學筆記》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國還得保留“商品”和“商品關系”，并且給農民留下一塊自留地和一個自由市場，留下一線公中容私的遺脈。劉少奇等中共高層人士雖然也曾膜拜過公產制教條，但遇到實際問題，還是軟磨硬抗地抵制“共產風”，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廣責任田，重啟本土傳統制度的思路，被知識界譽之為“撥亂反正”。

流派之二，是以“私產制”救世，這同樣是歐洲文化幾千年修煉的終成正果。游牧群落長于競斗，重視個人，優勝劣汰乃至弱肉強食幾乎順理成章。在世俗領域里，不僅土地和財富可以私有，連人也可以私有——這就是奴隸制的邏輯（直到美國工業化初期還廣獲認可），也是蓄奴領地、封建采邑、資本公司等一系列歐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這種文化以“私”為基，既沒有印度與俄國的村社制之小“公”，也沒有中國郡縣制國家和康有為《大同書》之大“公”。可以想象，這種文化一旦與工業化相結合，自然會催生亞當·斯密和哈耶克一類學人，形成成熟的資本主義理論。與此相異的是，中國人有“均富”的傳統，“通財貨”的傳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開明皇帝和造反農民都會干這種事。董仲舒說：“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董仲舒在這里強調“眾人之情”，差不多是個半社會主義者，但求一個社會的均衡的安定：貧富有別但不得超出限度，私財可積但不可為禍弱小。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中和”精神重于“零和”規則，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鄉村的田土公私共權，表土為私有，底土為公有，國家永遠持有“均田”的調劑權利，實際上是一種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較為接近當今的土地責任承包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制度可能不是實現生產集約化和規模經濟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能花開別處：第一，使暫時無法得到社保福利的農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進城的農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經濟蕭條，撤回鄉村便是，與歐洲當年失地入城的無產階級有了巨大區別，不至于導致太大的社會動蕩。在九十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很多中國的企業訂單大減，但正是這種土地制度為中國減震減壓，大大增強了農民工的抗風險能力，非某些學者精英所能體會。

由此看來，“共產風”曾經短命，“私有化”一再難產，這就是中國。中國的優勢或劣勢可能都在于此。中國知識界曾師從蘇聯，后來也曾師從美國，到底將走出一條什么道路，眼下還難以預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以其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資源，以其獨特的資源和人口國情，不可能完全重復蘇聯或美國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還是“姓資”這個二元死局里憋死。如果說歐洲代表了人類的第一階現代化，蘇聯和美國代表了人類的第二階現代化，那么假使讓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功進入第三階現代化，中國一定會以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向世人展示出較為陌生的面目。

四

從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大明中國的航海活動領先全球。鄭和七下西洋，航線一直深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規模浩大、技術精良幾乎都遠在同時代的哥倫布探險之上。首次遠航，人員竟有兩萬八千人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艘之眾，簡直是一個小國家出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錫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蘇門答臘等地悉殲海盜船隊。后來的幾次出航的線路更遠，曾西抵非洲東海岸、波斯灣和紅海海口，登陸印度洋上三十多個港口。而這一切發生時，葡萄牙人剛剛才沿非洲海岸摸索著前進，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達佛得角。

不過，與歐洲航海探險家的姿態不同，鄭和艦隊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尋找黃金和寶石，不是去掠取財富回運，而是一心把財富送出去，攜金帶玉大包小裹去拜會當地領袖，向他們宣揚中國皇帝的仁厚關懷，勸說他們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原來，他們只是去拉拉人情關系，來一把公關活動和微笑外交。出于農耕定居者們的想象，這個世界的統一當然只能以人情關系為基礎，只能以“王道”而不是“霸道”為手段。

這種越洋外交后來突然中止，原因不詳。歷史學家們猜測，朝廷財政緊張應該是主要原因。于是中國人只好撤離大海，把無邊海洋空蕩蕩地留給了歐洲人。意大利教士利瑪竇曾對此百思不解。在紐約出版的《利瑪竇日記》稱：“在一個幾乎可以說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豐富多樣的王國里，盡管他們有裝備精良、強大無敵的陸軍和海軍，但無論是國王還是人民，從未想到要發動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于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并不熱求征服。在這方面，他們截然不同于歐洲人；歐洲人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于他人所享有的東西。”

但這個世界沒有多少人領中國這一份情。

這樣的教訓多了，中國的文化自信不免陷入危機，包括絕情無義就成了很多人的最新信念。盡管中國人說“事情”、“情況”、“情形”、“酌情處理”等等，仍有“情”字打底，仍有“情”字貫串，但這些都只是文字化石，已不再有太多現實意義。很多中國人開始學會無情：革命革得無情，便出現了六十年代的紅色恐怖；賺錢賺得無情，便出現八十年代以后太多的貪官、奸商、刁民以及悍匪。某個非法傳銷組織的宣傳品上這樣說：“行騙要先易后難，首先要騙熟人、朋友、親戚……”這與“文革”中很多人首先從熟人、朋友、親戚中開始揭發舉報一樣，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傳銷組織的萬眾狂熱和呼聲雷動，也讓人覺得時光倒退，恍若又一場“文革”正被金鈔引爆。在這里，中國傳統文化最核心的部位，正在政治暴力或經濟暴力之下承受重擊。人們不得不問：中國還是一個富有人情味的民族嗎？當然，同一事物也可引出相反的問題：“吃熟”和“宰熟”之風如此盛行，是不是反而證明了中國還有太多人情資源可供利用？

所謂改革，既不是順從現實，也不是剪除現實，正如跳高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奢望一步跳上月球。因此，整合本土與外來的各種文化資源，找到一種既避人情之短又能用人情之長的新型社會組織方案，就成了接下來的重大課題。

往遠里說，這一課題還關聯到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光有知識與科技并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置于對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人類從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些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說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這句話表現出言者對現代化的及時反省和熱切期盼。

事情已經很明白，一個不光擁有技術和財富的現代化，一個更“善”的現代化，即更親切、更和合、更富有人情味的現代世界，是愛因斯坦心目中更重要的目標。如果這種現代世界是可能的話，那么它最不應該與中國擦肩而過。

2001年9月

*最初發表于2001年《讀書》雜志，后收入隨筆集《性而上的迷失》。<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