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步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autocad360.cn），接著再看更方便。

<script>theme();</script></dt>

對于“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為此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并上溯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干脆把“文革”歸因于“權力斗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回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于外國軍隊的占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志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依托一場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成本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機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說“權力斗爭”和“全民發瘋”，那么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制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么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于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于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哪怕像毛澤東逝世這種結束“文革”的重要契機，如果離開了全局各方深刻的擠壓、博弈以及演化，那么很可能只意味著改朝換代的偶然，而非制度變革的必然。不僅如此，政治路線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離不開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統布局建設，沒有以紅旗渠為代表的全國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種研發和推廣，縱有后來意義重大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后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象——這一類大事不容忽略。

但這里只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

新思潮的誕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矛頭直指文化專制，此類體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異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種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異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價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反思。包括共產黨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于服從權力的指揮棒，只是因自己后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涌上心頭。胡耀邦后來成為“民主”的黨內倡導者，周揚后來成為“人道主義”的黨內倡導者，顯然與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離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欲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價值離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后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家具熱”——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干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斗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描寫的一伙軍干子弟，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欲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兩種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征，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蕩，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后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力斗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后兩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后來政策進退失據，反復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蕩著《國際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后來被取締的“民主墻”，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后，異端思潮仍在全國范圍內繼續活躍與高漲，與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對bbc或者voa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種根植于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前提下進行，而且即使是異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里，民主從來沒有標準范本。俄國葉卡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侖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并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并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臘的民主制與奴隸制兩位一體，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后人并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最難看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種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極權軌道并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異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與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以后，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體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懷念著以前那種領導與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種“懷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種“后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后視鏡。

舊營壘的恢復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于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一九六七年文）。這從反面泄露出一個事實：由黨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體，當時雖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書中描寫的那樣，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國恢復秩序之際，受到沖擊的黨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構成了實際性主體，并沒有全部下臺。即使是下臺的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一九七二年以后，經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恢復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機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體在紅色風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二十世紀是“極端年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語），冷戰政治雙方都具有多疑、狂熱以及血腥的風格。蘇聯當局在大肅反期間先后處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大半，蘇軍元帥的大半，還有蘇軍其他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軍區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軍級干部中的五十七名。六十年代的印尼政變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殺了近百萬左翼人士，光是美國駐印尼大使親手圈定的捕殺對象就多達數千。街頭的割頭示眾時有所見，軍人與穆斯林極端組織聯手，在兩年之內每天至少殺害共產黨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1]作為這個血淋淋世紀的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也出現大量非正常減員。一時間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國家暴力所為，一部分是國家失控時的民間暴力所為——但作為長期意識形態熏陶的結果，后一種暴力仍暴露出體制的必然性，與其他暴力共同構成了極權化過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頁。

不過，就大面積的情況而言，混亂與血腥并不是當時事實的全部。紅衛兵“聯動”組織的打殺行為受到了司法追究，廣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數農村的打殺風潮被軍隊緊急制止和彈壓——這一類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精英恢復名譽（如陳毅等），或者恢復權力（如鄧小平、萬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發生在“文革”終結之后。這些有別于蘇聯和印尼的現象，這種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復出，是受益于革命時期“不虐待俘虜”的政策傳統延續？抑或也得助于中國社會深層“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傳統遺存？……這些問題對于史家而言，也許不能說多余。